中国现代小说史

　　作者中译本序（1978 年）

夏志清

一

1951 年的春天，我一方面忙于写论文，一方面真不免要为下半年的生活问题着急起来。我虽算是耶鲁英文系的优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会在美国谋教职的：东方人，拿到了博士学位，回祖国去教授英美文学，这才是正当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楼的一位政治系学生对我说：“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刚领到政府一笔钱，正在请人帮他作研究，你谋教职既有困难，不妨去见见他。”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二人一谈即合拍。加上我是英文系的准博士，写英文总没有问题，饶大卫立即给我一张聘书，年薪4000 元，同刚拿博士学位的耶鲁教员（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我既找到了事，写论文更要紧，也就无意去谋教职，

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嘴脸了。

饶大卫雇用了他的得意门生鲁幸·派（Lucian Pye）同我这两位 research associates，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同教会学校出身的华籍家庭主妇这两research assistants，人马已全，7 月 1 日开始工作，编写一部《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那时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政府原则上是很反中共的，所以饶大卫才能申请到这笔钱。数年之后，《中国手册》上中下三册试印本出版，先由美国军方、政府高级官员审阅，可能发现全书反共立场太强硬（当

然书里面别的毛病想也不少），未被正式纳用，这对饶大卫自己而言，当然是事业上的一大挫折。否则，这部《中国手册》，美国军官人手一册，饶大卫自己中国通权威的声望也必大为提高。这部《手册》试印本，一共印了 350 部，美国各大图

书馆也不易见到。

我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在研究院那几年，更心无旁骛地专攻英国文学。那几年改行编写《中国手册》，一开头就大看有关中国的英文著述。亏得那时候这类书籍还不算多，一年之中就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我一人撰写了《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另外写了《礼节》、《幽默》二小章（《幽默》章近已重刊，《译丛》 1978 年春季号），《家喻户晓的人物小传》一章，也参与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人文地理部分的写作。最使我感到头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区的个别报道。实在找不到多少参考资料，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时代》周刊刊印了一份中共特辑（该期封面人物是毛泽东），居然也报道中国各地区的风俗人情。那晚我翻阅这份特辑，看到上海人如何，北京人、山东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是根据我撰写的材料写的，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

《大众传播》这一章得参阅中共报章杂志，花的工夫最多（哥大新闻学院喻德基教授那本《中共大众传播》问世，是十年后的事了）。《思想》、《文学》这两章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自己是中国人，介绍孔孟朱王的思想，杜李关马的诗曲，不看多少参考资料，也可以写得出的。但《思想》这一章专述“传统思想”（traditional ideologies），近代思想我不必注意。《文学》这一章重点却放在现代文学上，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我在国内期间，虽也看过一些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极少，对新文学可说完全是外行。写《文学》这一章，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还有一批尚未编目的中共文艺资料，也放在办公室里翻阅。什么《白毛女》、《刘胡兰》、《白求恩大夫》等小册子以及赵树理、丁玲的作品，倒是真正花时间看了一些。（王瑶《中国新文学史》（下册） 1953 年才出版， 40 年代中共文学的演变，只好自己摸索，一无凭借。）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到了 1952 年春天，又得为下学年的工作发愁了。饶大卫虽对我的勤快大为赏识（那位社会系毕业的家庭主妇一年之中只写了《中国社会》一大章，《服饰》一小章），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 4800 元，但我实在不想再干了，有关中国的英文书籍已大致读遍，再做下去没有意思了。我就到研究院副院长辛泼生（Hartley Simpson）那里去请教，有哪几家基金会可以申请研究资助。他说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外还有几家较小的（那时福特基金会似乎尚未设立），可一家家试试运气。我就打印了一篇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一共只有两页。先寄一份给洛氏基金会人文组组长法斯（Charles B. Fahs）。他对我的计划倒颇感兴趣，立即来信叫我去同他面谈。去纽约谈了半小时，居然定局，给我两年的研究补助金（grant），每年 4000 元。这个数目，不知是我自定的，还是基金会给我定的，已记不清了。但这笔补助金用不着缴所得税，实收比跟饶大卫做事那一年多一些。后来洛氏基金会准我延长一年，过了 3 年（1952—1955）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名义上那 3 年我算是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research fellow）。

我来美留学，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到饭馆去打过一天工，洗过一只碗，讲起来比好多留学生幸运。但朝鲜战争开始，我就得省下钱来寄给上海家里。 1951 年 7 月开始，月寄 100 美金，一年 1200 元。所以那 3 年，每年自用 2800 元，

恰够维持生活，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费。假如那时有勇气向洛氏基金会另请研究费、旅行费，到美国各大图书馆参观一番，也去台湾、香港跑一趟，自己看到的资料当然要多得多了。但自己尚无教授身份，实在不敢狮子大开口，能有固定收入，过着我自甘淡泊的研究员生活，就很满足了。头两年我照旧住在研究院宿舍，一日三餐包给学校。第三年婚后才搬到校外去住。

我计划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一开头文学各部类都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九集（第十集是《史料索引》）都一字不放过地读了。《大系》里《诗集》那一集读来实在不对胃口，散文家个别讨论也感到不方便，到后来决定专写小说史，实在觉

得新文学小说部分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虽然我一直算是专攻英文诗的，研究院期间也没有专修一门小说的课程。但反正写书期间没有人来管我，西洋小说名著尽可能多读，有关小说研究的书籍也看了不少。到了 50 年代初期，“新

批评”派的小说评论已很有成绩。 1952 年出版，阿尔德力奇（John W. Aldridge）编纂的那部《现代小说评论选》（Critiquesand Essays on Modern Fiction, 1920—1951），录选了不少名文（不尽是“新批评”派的），对我很有用。英国大批评家李维斯（F. R.Leavis）那册专论英国小说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1948），刚出版两三年，读后也受惠不浅。李维斯最推崇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这四位大家。简·奥斯丁的 6 本小说我早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全读了，现在选读些艾略特、康拉德的代表作，更对李氏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中外人士所写有关中国现代小说的评论，我所能看到

的当然也都读了，但对我用处不大。

耶鲁那时候中文部门书籍极少。它所藏的现代文学作品我全数翻看过后，就每月到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图书馆去借书。通常是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杂志，装一手提箱返纽黑文。（装满书的手提箱当然很重，但哥大校门口即有地下铁道，换一次车即直驶火车站，很方便。）在当时美国图书馆之间，哥大中国现代小说的收藏，算是最丰富的了；那些巨型文学刊物，诸如《小说月报》、《文学》、《文季月刊》、《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也都藏有全套，实在很不容易。当然，我如能在哥大附近住上一两个暑假，一方面换换环境，结识些新朋友，一方面查看资料也方便，对我来说，要比待在纽黑文好。但我这个人，天生懒得动，即是短距离搬家，自己没有汽车，也感到非常头痛。同样情形，哈佛离耶鲁也不远，乘火车当天可以来回。当年哈佛中文图书现代文学收藏虽远比不上哥大，事后发现有些哥大未藏的小说，哈佛却有，实在应该也去哈佛走走。总之，洛氏基金会给我的研究金，只够维持生活，自己天性又不爱动，竟没有到各大图书馆多跑跑。

除了借用两家图书馆的书籍外，我自己新文学藏书不多，差不多全是香港好友宋淇、程靖宇二兄邮寄赠我的。 50 年代初期不比今天，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在港地都有翻印本出售，搜集很方便。宋淇赠我那册《一千五百种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

（北平， 1948），神父善秉仁（Jos. Schyns）主编，至今还是

极有用的参考书。香港盗印张爱玲的两部作品，《传奇》与《流言》，也是宋淇赠我的，使我及早注意到这位卓越的作家。我在上海期间，即把钱锺书《围城》读了，当时张爱玲作品更为流行，却一直没有好奇心去读它。

作了 3年研究，离开纽黑文前，书的初稿已写出一大半了。但家里有了孩子，忙着换码头教书，整理书稿的工作竟搁了两年。 1955 年离开纽黑文，我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年访问讲师（Visiting Lecturer in Chinese）。那年密大中国文学教授休假半年，中国思想史教授休假一年，二人的课程都由我来担任。我教了一年“中国思想史”，采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英译本为教本。头一学期，教先秦思想，孔孟老庄墨韩诸子自己以前读过些，教起来还蛮有味道的。第二学期，从董仲舒教起，就不大对劲，接着要讲到好多佛教派别，再下去是宋明理学，准备起来都相当吃力。我至今对佛学、理学毫无好感，同那一年教书有些关系。秋季学期也开一门“中国现代思想史”，凭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难教。密大东亚语文系主任是位日裔美国人，刁钻成性，对日裔教员也不太友善，待我这个中国人当然更为刻薄。他说我是英文系博士，春季学期不妨开一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史”。这门课当年

没有英文教科书，到今天还没有，要有方豪先生的大学问，才能胜任。《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的日记， 18、 19 世纪英法人翻译的中文小说、戏曲我都得从头读起，虽然读起来很有趣，授课准备所花的时间，实在太多。此外每学期教一门中国文学的课程，虽比较容易，但初次教授此类课程，总得准备一下的。那一年，除了读到几种哥大未藏的小说外，《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整理工作可说完全停顿。

之后，我在得州奥斯汀城教了一年英文，纽约州波茨坦镇教了四年英文。每学期教四门课， 12 点钟。“莎士比亚”、“美国文学”、“欧洲名著”，这类课虽不需多少准备，但每年必教的“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学生作业太多，改卷子实在是很头痛的。尤其是“大一英文”，每周三四十本作文，改不胜改。我整理《小说史》书稿，只能利用暑期那段时间。 1958 年暑假天天去办公室（家里孩子太分心），把全书 19 章根据旧稿，逐章打出。入秋后再整理“注解”、“参考资料”、“人名、书名中英对照表”等项目。把书稿寄给饶大卫想已是同年冬季了。饶大卫自己过目后，我的两位受业师，博德（Frederick A. Pottle）、勃罗克斯（CleanthBrooks），也拨冗审阅我的书稿。另有一位美国文学教授庇阿生（Norman Pearson），我从未上过他的课，也把它看了一遍。饶大卫拿到了三位教授的评审书，才亲自把书稿交给耶鲁出版社。但三位文学教授都不谙中文，说的话当然无多大力量；饶大卫自己是政治系教授，对中国文学也不太内行，出版社还得延请一位校外专家，把书稿加以审阅后，才能决定出版与否。那时美国除了哥大王际真外，简直找不出另外一位教授曾翻译过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更无人称得上是权威。找来找去，哥大出版社请了斯坦福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梅丽·赖德（Mary C. Wright），其实她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外行。（许芥昱教授那时在斯坦福编译一部《二十世纪中国诗》，也帮赖德教授做些研究。年初芥昱兄来访，承告书稿是先由他审阅的，想来赖德在评审报告上提出的意见，大半也是他的。）

赖德读了书稿，肯定它是部拓荒巨著，表示非常兴奋。但同时她也认为中国 1949 年以来，清算了一大批作家，我书里语焉不详；“百花齐放”运动没有好好交代；国民党政府到台北以后，文学近况一字不提，似也欠妥。 1959 年 4 月 15日，耶鲁编辑大卫·洪（David Horne）来信，谓书稿决定出版，唯根据那位专家的评阅报告，这两方面需增益篇幅云云。耶鲁肯出书，我大为高兴，增补书稿的建议，当然也满口赞成。正巧， 1959 年初济安哥已来美国，他编过《文学杂志》，介绍台湾文坛情形，当然驾轻就熟，《台湾》这个附录就请他写了。我自己刚读了姜贵的《旋风》，认为是部杰作，就在《台湾》附录上再加一个简评《旋风》的尾巴，表示中国不是没有新起的大作家。我自己得增添有关“大跃进”前的中共文坛报道，手边没有资料怎么办？只好向哥大东亚图书馆主任霍华·林登（Howard P. Linton）商借全套大陆出版的《文艺报》， 1959年暑期加以细读，为第 13 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原题为“ Conformity, Defiance, and Achievement”）增添了不少篇幅。全书该章最长，原因在此。同时我自己觉得有些脚注写得太简略，所引作品的页数，全凭当年所写的札记，不一定靠得住。趁济安哥在西雅图研究之便，有问题就向他请教，这样缴送全书定稿，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小说史》1961 年 3 月才发售，大学出版社出书一向是很慢的。我自己凭校样编排索引，就花掉了三四个星期。

《小说史》赠的 15 册书我早在 2 月间就收到了，立即邮寄济安哥一本。他看到书，实在比我还兴奋，并建议我把书寄呈胡适、林语堂这两位前辈。我同林先生从未见过面，觉得不便贸然赠书。我在北大时，胡校长不赞成我去耶鲁、哈佛攻读博士学位，不给我写推荐信； 1951 年春我写封信给他，他也没有作复。因为这两桩事，我也不愿意赠书给他。隔一年胡先生即逝世，事后想想自己实在太孩子气了。书里我对胡先生一生的贡献，绝对肯定，他老人家看到书，一定会很高兴的。

翻译过三种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的王际真先生， 1960—1961 年在耶鲁大学兼课。他自己不多年即将退休，也在不时留心有无新出的人才，将来承继他哥大的职位。有一天，饶大卫同他谈起我，谓我的书即将由耶鲁出版，你不妨去出版社看看样本，很可能我是他最好的接班人。王先生真跑去看了，他自己对鲁迅最有研究，就挑看《鲁迅》这一章。之后，他写封信给我，谓我对鲁迅的看法与众不同，读后十分佩服。不仅此也，又说我的英文造诣也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金荪（G. Lowes Dickinson）二大师媲美。信末他问我有无意向来哥大教书。那时书尚未出版，读到这样一封信，虽然对王先生溢美之辞，自己不敢承当，心里实在高兴。王先生是山东人，人非常直爽，性情有些孤僻，他能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如此赏识，真令我终身感激。这样开始同哥大办交涉， 1962 年才正式被聘为中国文学副教授。

书出版后不到两三星期，《纽约时报星期书评》即刊出书评，排第三版，相当受重视。只可惜编辑是外行，请了英人司各特（A. C. Scott）作评。此人曾任驻香港小官，业余兴趣是京剧，近年来曾把《蝴蝶梦》、《四郎探母》等剧本译成英

文，可惜原文虽浅显，译文错误还是不少。他对我的书虽颇为重视，但外行人说话，有些地方总不得要领。 4 月 13 日波士顿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报登出一篇长评，写得很内行，评者大卫·洛埃（David Roy）现任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那时还在哈佛写他《郭沫若评传》的博士论文。他认为《小说史》出版是一件大事（“ an ev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 thebest study of its 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

本书原标题为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大陆的文艺发展写到 1957 年“大跃进”前夕为止。“大跃进”之后，大陆时局、文艺界变乱更多， 1971 年《小说史》增订二版出书，我就把“ 1917—1957”这个副标题取消，另加一个结尾（epilogue），即中译本里的附录一：“ 1958 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编注：现版本删去此文，见刘绍铭先生《2015年再版序》。） 1967 年，我发表了一篇题名“ Obsession with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专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也放在《小说史》二版里，

算是“附录一”（即中译本的附录二：《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编注：现版本附录一）。先兄写的那篇《台湾》在二版里不再出现； 60 年代台湾文学突飞猛进，该文早已失了时效。我自撰评论《旋风》的那部分（二版“附录二”）

倒还保留着，现在再加上我那篇论姜贵的《重阳》的中文文章，合在一起排印，算是中译本的“附录三”（编注：现版本删去此文）。大陆地区以外的中国作家原非本书研讨的对象，但我既称姜贵为“晚清、五四、 30 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

在本书里自应同鲁迅、茅盾、老舍一样，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