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尚未翻译村上春树《1Q84》的施小炜，满怀热情策划了“东瀛文人·印象中国”译丛，计划将尚未引起国内重视的大师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中作品引进国内，包括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内藤湖南、村松梢风等大家名作。然而因为种种意外，这些译稿竟整整压了二十年没能面世。其间世事变幻，中日关系几经波折，这套译作的价值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日益显得重要。
《中国游记》是日本文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杂记。文风不同以往，赤裸、直白；文体涵盖剧本、书信、对话、手记等多种体裁，淋漓展现大师风貌。著名译者施小炜长时间打磨，以传神翻译再现原著风采。
《秦淮之夜》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1918、1926年两次游历中国后写作的散文随笔。书中既有对江南水乡风景人物的细腻描摹，也有和田汉等上海新文学作家的往来心得。堪称谷崎润一郎描写日本文化风情的经典散文《阴翳礼赞》的姊妹篇。
《南方纪行》是日本文坛“导师”佐藤春夫1920年造访中国后写作的回忆文章。他是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的好友，也是太宰治、远藤周作的老师；他和中国作家往来密切，曾翻译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和鲁迅作品并得到鲁迅认可。郁达夫表示：“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
《中国色彩》是日本知名社会活动家、人称“中国通”的村松梢风的旅中杂记。他以《魔都》一书闻名中日两国，上海也因他获名“魔都”。《中国色彩》是他1923—1933年间多次到中国游历后写作的全方位游记，堪称其名作《魔都》之后的扩展之作。
《禹域鸿爪》是日本学术泰斗、东洋史京都学派开山人内藤湖南1899—1918年间访问中国后，留下的日记、书信、杂记等。内藤以严谨的态度，详细记录了中国各地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及其与严复、张元济、文廷式、清肃亲王等清末要人的交往、笔谈内容，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史和中日交流史价值。
编辑推荐
世界级文豪芥川龙之介、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东洋学术泰斗内藤湖南、日本文坛“导师”佐藤春夫、大正“中国通”村松梢风——日本20世纪初重量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对中国的亲见实录，保留时代印记的日记、书信、笔谈、杂记，展现未经篡改的历史记忆。
著名翻译家、村上春树《1Q84》译者施小炜领衔翻译，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李振声、胡令远精彩译笔，原汁原味再现不同作家的文字风貌，每本翻开都是独特、生动、鲜活的阅读体验。
数百种游记中精选五本，从翻译定稿到出版长达二十年。地理跨度北至满洲，南到香港；时间跨度早到清末1899年，晚至民国1933年；登场人物上到王爷、政客、革命家、文坛领袖，下到脚夫、娼妓、乞丐、烟鬼。不同时空、层次的社会观察、市井描摹，多角度还原有血有肉的历史现场。
“从周边看中国”视野下的一手材料，透过东瀛文人之眼反观、反思、反省中国自身的社会和历史，在误会、比较和跨文化交流中捕捉文化异同，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面向未来。
作者简介
芥川龙之介，日本大正时代著名作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以短篇小说《罗生门》、《鼻子》、《地狱变》等知名于世。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历时四个月，遍游上海、杭州、芜湖、九江、武汉、长沙以及京津一带。《中国游记》记录了芥川龙之介一路的所见所闻，也展现了他的博学和文思，多数篇章可作为小说阅读。
谷崎润一郎，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日本文坛的骄子”，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散文洋溢着浓重的日本风味，他个人则钟情于“中国趣味”。他以《痴人之爱》《春琴抄》《阴翳礼赞》《细雪》等闻名世界。《秦淮之夜》所收录的散文随笔，记录了他1918、1926年两次造访中国所见的风物民情，堪称《阴翳礼赞》的姊妹篇。
内藤湖南，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开山人。自幼受汉学熏陶，曾投身报界，后任教于京都大学，任东洋史学讲座教授。内藤湖南从1899年开始多次造访中国，怀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向往和对中国社会的关心，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等往复交流，并留下珍贵的笔谈记录、日记、书信等，收入《禹域鸿爪》一书。
佐藤春夫，日本大正文学代表人物，“芥川奖”初代评委，曾获日本文化勋章。他熟读中国古代典籍，以《田园的忧郁》等为中国读者熟知，并自称“中国趣味爱好者”的“最后一人”。不同于一般日本作家对京津、江南地区的“偏好”，佐藤春夫以《南方纪行》记录了1920年厦门等闽南地区的风土人情。
村松梢风，日本作家，大正时代知名“中国通”，以代表作《魔都》闻名于中日读书界，也因此成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上海外，村松梢风还曾于1923—1933年间在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多地漫游，并留下描写山水、市井、风俗的记录。
译者简介
施小炜，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散文家，上海杉达学院日语系教授。译有：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三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等。
李振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文学翻译家。译有：夏目漱石《梦十夜》、夏目漱石《虞美人草》、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内藤湖南《禹域鸿爪》等。
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文化研究学者、翻译家。编著及译有：《日本饮食文化》《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等。
胡令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创价大学、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叶海唐，复旦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
精彩书评
像他（芥川龙之介）那样高深的教养，优秀的趣味，以及兼备和汉洋的学问的作家，今后恐怕绝无了。
——日本作家 菊池宽
我想让中国的青年更多读芥川的作品，所以打算今后再译一些。
——中国作家 鲁迅
如果要在日本找个可以与西方的卡夫卡相对应的人，就是芥川龙之介了……芥川著名的当然是小说，但就像卡夫卡一样，随笔和书信对于揭示其内心世界也很重要。
——中国作家 止庵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创作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一个不曾有过的领域。
——日本学者 中村真一郎
明治至今的文学兴隆之中，谷崎是豪华、成熟的一大朵，百花之王牡丹花。
——日本作家 川端康成
这位日本文坛的骄子，完全是一个温蔼亲切而又多礼的法国风的作家，除了谈起日本文学时自然而然的在谦逊中流露出目中无人的气概外，丝毫不摆文豪的架子。
——中国文学评论家 陈西滢
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化入迷，一生都不能走出这种迷恋。他是岛国上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真正意义上的专家，更是东方文明本质上的传承者和诠释者。
——中国作家 张炜
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
——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郁达夫
我的朋友们恐怕做梦也不曾想到，在这些日子留在我的行箧里而且与我朝夕相对的……是几个唯美作家的小说诗歌，其中用功勤的是《佐藤春夫集》！
——中国现代剧作家、词作家 田汉
（大众文学作家）有好的一方面的属性，便是人情味浓厚，社会性广泛，这便结合成为他们所标榜的侠义性。村松梢风似乎是具有着这好的属性的人。
——中国作家 郭沫若
日本作家访问中国，与中国新文学学者交流，是村松梢风的中国之行。
——日本学者 小谷一郎
日本伟大的汉学家内藤湖南教授。
——著名学者 杨联陞
（内藤湖南）先生为彼邦汉学耆宿，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新进学子多出其门下。……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亦不数觏焉。
——著名学者 周一良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学者之一，同时又是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家和评论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钱穆孙女 钱婉约
精彩书摘
章炳麟氏（选自芥川龙之介著、施小炜译《中国游记》）
在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有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匍匐在墙上。不过这个为书卷所埋没的书斋正如成语所形容的：寒冷彻骨，让人觉得鳄鱼仿佛是个讽刺。固然那一日的天候借用俳句的季题季题，同“季语”。写俳句时必须用一表现季节的词语，称“季语”。，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何况那间铺着地砖的房间里既无地毯，又无暖炉。而坐席当然也是不铺坐垫、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哔叽夹衣。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斋里时的情形，我依然认为自己未染感冒完全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却身着深灰色大褂儿，外加一件厚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儿，自然不冷。何况先生的坐席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面对先生暖洋洋地悠然地伸着的双腿，徒然感到艳羡不已。
风传章炳麟氏向以王者师自任。又说一度曾选中黎元洪为其弟子。如此说来，桌子侧面的墙壁上，在那条鳄鱼标本的下面，当真悬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先生尊容却绝不够伟岸。皮肤几乎是黄色的，唇髭与颌须少得可怜。额头突兀耸起，令人误以为是个瘤。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竟会让先生受囹圄之苦。同时也是为了这双眼睛，他虽然一度将先生监禁起来，却终于未敢加以杀害。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对付车夫的熟语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我，自然无由听懂。我之所得以了解先生的论旨，甚至还不时向先生发出些狂妄的提问，全赖周报《上海》主笔西本省三氏之功。西本氏在我的邻座，挺胸端坐，无论议论何等烦琐，一一热心地为我做翻译。（尤其当时正值周报《上海》截稿日迫在眉睫，我愈加得感谢他的苦劳不可。）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
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摇晃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独家学说。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不时地眺望着墙上的鳄鱼，并且胡思乱想着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无疑熟知睡莲的气息、太阳的光线与温暖的水。如此看来，现在我的寒冷，肯定与那鳄鱼最能相通。鳄鱼哟，被剥制成标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怜悯我吧，怜悯这依然活着的我。
中国趣味（选自谷崎润一郎著、徐静波译《秦淮之夜》）
说起中国趣味，如果只是把它说成是趣味的话，似乎有些言轻了，其实它与我们的生活似有超乎想象的深切关系。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这一事实很令人惊讶。近来，我对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认为东方艺术已经落伍了，不将其放在眼里，心里一味地憧憬和心醉于西欧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阶段时，又回复到了日本趣味，而最终又趋向于中国趣味了，这样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这种情形在那些曾在海外待了一段时期的人中尤为多见。我这里主要是指那些艺术家。可是现今五十岁以上的士绅，多少有些教养的人，说起他们骨子里的思想、学识、趣味，其基调大抵皆为中国的传统。年长的政治家、学者、实业家等，可以说没有人不会作几句拙劣的汉诗，学过一点书法，玩一点书画古董的。他们都是在孩提时代便耳濡目染其先祖们代代相承的中国学识，虽有一个时期他们也曾迷醉于洋风洋气之中，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又重新复归于先祖传来的思想。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听到有位中国人这样感叹道：“如今，中国艺术的传统在中国本土早已湮灭了，倒是在日本还留存着。”这句话也道出了一部分的事实真相。当今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整体上恰如日本的鹿鸣馆时代鹿鸣馆是由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倡导、1883年建于东京的西洋式建筑，常在此举行社交舞会和西洋式的酒宴，进出此地的都是身着洋服洋装的上流社会的名媛士绅和各国的外交官、商人。鹿鸣馆成了当时洋风洋气最为兴盛的地方，这一崇尚西洋的时代也被称为鹿鸣馆时代。，会有很短的一个时期醉心于欧美，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要保存国粹了。在中国那样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相对比较保守的国度里，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对于如此富于魅力的中国趣味，我感到有一种如景仰故土山河般的强烈的憧憬，同时又感到一种恐惧。何以会如此，别人的情形我不清楚，就我自己而言，乃是我感到这魅力在销蚀着我艺术上的勇猛进取之心，在麻痹着我创作上的热情（关于这一点，我拟另择时日详论，由中国传来的思想和艺术的真髓，乃是主静而非主动，这对我好像是有害的）。我自己越能感受中国文化的诱惑力，对此我也就越感到恐惧。我在孩提时代也去上过汉学的私塾，母亲教我阅读《十八史略》《十八史略》，中国元代曾先之所著，后多有增补，内容取自《史记》至《宋史》，是一部中国史的通俗读本，约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江户时代广为人所阅读，明治时代甚至被用作教科书，至今仍有各种注释本出版；在中国本土，清代以后渐渐被人所淡忘。。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近来的中学等地方，与其教授那些枯燥的东洋史，还不如让学生阅读这部充满了有趣的教训和逸事的汉籍，也许这样会有益得多。后来，我曾去中国旅行了一次。虽说我对中国怀着恐惧，但我书架上有关中国的书籍却是有增无减。我虽在告诫自己不要再看了，却会不时地打开二十年前所爱读的李白和杜甫的诗集：“啊，李白和杜甫!多么伟大的诗人啊!哪怕是莎翁，哪怕是但丁，难道真的比他们了不起吗?”每次阅读，我都会被这些诗作的魅力所打动。自从移居到横滨以来，我忙于电影的拍摄，生活在充满西洋气息的街上，居住在洋楼里，但在我书桌左右两边的书架上，除了放有美国的电影杂志之外，还有高青邱、吴梅村的诗集。我在因工作和创作而感到身心疲惫时，会常常拿出这些美国的电影杂志和中国人的诗集来阅读。当我打开《活动写真（电影）》《电影世界》《电影故事》等杂志时，我的思绪就飞到了好莱坞电影王国的世界里去了，我会感到蓬勃的雄心在燃烧；但是，一旦当我翻开高青邱的诗集时，哪怕只是接触到了一行五言绝句，就会被他闲寂的诗境所吸引，刚才还在燃烧的雄心和跳跃的思绪，就如同被浇了一桶水似的，冷却了下来。“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创作是什么呢?人类能达到的最高的心境，不就是这些五言绝句所描绘的境地么?”那时，我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很可怕。
以后我当何去何从呢?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就这样反复再三，不能止行。
广东的奇异食风（选自村松梢风著、徐静波译《中国色彩》）
在中国的古谚中，有“穿在杭州、死在柳州、食在广州”一说——广东的美食居然如此扬名天下。不过暂且不论正式的广州菜，还是先向各位稍稍介绍一下广东的奇异食风。
先叙食蛇。
在广州市中心有几家专门吃蛇的馆子。吃蛇须注意蛇毒，蛇毕竟是有毒之物，其毒均在牙齿中，只要将蛇牙全都拔净了，那么吃什么样的蛇都不会中毒。
用来做菜的蛇一般为黄颔蛇、菜花蛇和蝮蛇三种。到蛇菜馆去的话，这些馆子都在网笼中养着很多这样的蛇。沿楼梯走上二楼，门口就有这样的蛇笼。食客在一旁察看后吩咐堂倌说：“这条看来很好吃。”“那条味道不错吧。”于是堂倌将手伸入笼中，轻而易举地倏地捏住蛇头，抓出来送入厨房中。不一会儿便做成菜肴，装入盒中端了上来。它就像日本的河鳗一样。
次说食猫。
将猫入菜时需注意，猫是年岁越小体内越有毒，到了老猫时毒大抵已脱尽。因此食猫时务选老猫，且以黑猫为味美。
猫肉的功效，据中医理论，猫属于阴性，因而对人养阴最具功效，尤其对妇女病有特效。
既然食猫，不食老鼠便不公平了。幸好广东人嗜食老鼠甚于食猫。
就像晒鱼干一样，将皮骨去掉后，将鼠肉弄薄贴在板上晾晒。晾干后既可烤着吃，也可做汤或放在饭上温热了吃。
老鼠有沟鼠和田鼠两种，沟鼠往往会成为传染病的媒介，有危险，但因其食物甚杂，故味极鲜美。到农村去的话，农民只捕田鼠吃，据说其味大劣于沟鼠。
在广东省的东部有座叫潮州的大城市。此处因韩退之曾被流放到此而颇有名。潮州人以宴飨客时，鼠肉为第一珍味。虽是田鼠，却与广州一带不同，将刚出生不久的水淋淋的幼鼠以糖蜜喂养数日，如此肉便鲜美，且胃肠也受到洗涤，骨头也变得很嫩。上菜时，只将这些幼鼠稍加冲洗后便端上桌，绝不用火煮烤。迫不及待的客人用手揪住鼠尾抓起来蘸上酱油就往嘴里送，用牙齿将还在舌上“啾啾”地叫着挣扎的幼鼠咬死，然后再用手将还在嘴里蠕动的部分连同尾巴一起塞入口中，津津有味地咬食起来。
鹭江月明（选自佐藤春夫著，胡令远、叶海唐译《南方纪行》）
单从以上列举的众多乐器看，大家也不难想象所谓的中国音乐，是如何地喧哗，甚至于简直有些荒谬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喧哗的乐声，把平素可称为“乐聋”的我——我自认为至今从未真正体验过音乐带来的愉快——的心灵引入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昂扬的状态。这在我自己也是惊讶不已。又或者这昂扬的状态是源于我的好奇心?或是源于那夜的旅人情绪?抑或是中国乐器的野蛮程度正适合我的野蛮的耳朵?
无论如何，在那喧闹的，好像暴风雨一样，又如暴风雨中正在下沉的船只一般的，由各种各样的声音构成的嘈杂的合奏声中，我忍耐了三分钟后，竟在不知不觉中全部忘记了这一切的喧嚣；而且，对于巧妙穿行在这种无与伦比的吵闹声响中的歌妓那又细又高的歌声，我听得入了迷。她的声音统御着喧杂的乐器声，越过了它们，在其上建筑了一种奇妙的静穆世界，只有它留在了我的心里。若用比喻来说明的话，这是否如听见正在沉没的船中传来爱子叫声的父母之心呢?或是与恋人永别后坐在夜行列车里的旅客，耳边虽是车声隆隆的行进之声，但却充耳不闻、全未在意，只感到列车角落里蟋蟀的鸣叫声中那沁入心灵深处的寂寞。又好像在高烧时，一边脑中浮现儿时游戏于岩石、清水之景，一边腋下生汗的心境。烦躁正如难抑的本能一样易被唤起，而沉静则如理智一般总是在旁伴行。这就像在紫色天鹅绒中，特意夹入丝丝细银。我现在感到，中国音乐是有意识地狡猾，先予人以喧嚣，刺激人的心灵与耳朵，等到人们对此已习惯、能够忍受之时，才加入音乐真正的中心——歌声，优雅地抚慰人们的心灵和耳朵。换言之，这就像爱与憎同时涌上心头，爱的感觉会因憎的存在而更加强烈一样。中国音乐中隐藏着的东西，不是略似古代悲剧作者使人情绪高涨、涕泪交加的秘密吗?古代的悲剧作者们，总是在设置无限的纠纷之后，再给予单纯的净化。
总而言之，平素自叹毫不懂音乐的我，在那晚听了“开天冠”之后，开始承认音乐统摄人类灵魂的巨大作用了。而这一点，是我在自己故乡的音乐中尚未体会到的。——我当然知道，自己原先就对音乐一窍不通，而且在厦门时所听的又非权威歌妓及奏者的音乐。只是自己这一感受确是事实，所以大胆写了出来。——接着，按照顺序听了各位歌妓的演唱之后，我遗憾地发现了人无完人的真理——美丽的鸟儿的歌声通常不动听，小富贵的歌声简直是平常之极。歌妓中有唱得出色的，但我忘了她的名字了，只记得是一位脸较平坦的女子。我想了解厦门歌妓一般叫什么名字，就问了小郑，并写了下来。以那晚月红堂的女子（也许称少女更为准确）为例，有“千里红”、“夜明珠”、“金兰春”、“小富贵”、“小容贵”、“花宝山”、“花宝仙”、“金小凤”、“月红”、“花魁”、“月乡”、“小宝玉”等等。在别的机会下，我也曾记下过台湾歌妓的名字，如“柑仔”、“却仔”、“阿招”、“锦仔”、“玉叶”、“宝玉”、“宝青”、“宝莲”等等。所以，两地似乎多少有些差别。“柑仔”、“锦仔”中的“仔”大概与我国译者注： 指日本。人名中的“××子”是一样的吧。
中国观察记（选自内藤湖南著，李振声译《禹域鸿爪》）
不佞在上海自十一月五日逗留至十七日。其间亦曾外出，作杭州、苏州之游览。在上海，曾拜访南方派人物岑春煊氏。还曾受孙洪伊氏邀请，谓务必聚上一面云。此人近来被目为南方骚乱之策源。惜因游览苏州，错失机会，遗憾。此外，则还晤见被人目为宗社党之沈子培、郑苏戡两氏，然而均属于文学方面之谈话，未曾涉及政治事宜。上海作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虽确凿无疑，然而实际上却不为中国所管辖，似可视若列国共同打制之一小型独立国。作为东洋最大贸易港之一，上海本当发挥其和平摇篮之作用，而事实上却往往成为骚乱之发源地。栖居此地之中国人，自身既无归属中国之国民观念，故似可称为居住于小独立国之半个外国人。而栖居此地之外国人，对于中国之骚乱，兴味似远胜于其对中国和平之挚爱。观测其大势，与其以极自由无羁视之，毋宁以散漫慵懒视之为宜。一旦离开上海，前往苏州、杭州，或南京、汉口，则气氛全然迥异。迨言及中部中国，言及长江一带，似乎每每以上海为龙头，而实际上，与其说上海代表中国，毋宁称其为一代表东洋全体放纵分子之地，与中国其他地方全然无所关涉之地，而来自此地之种种报道，皆受此氛围之支配。因而报纸读者在捧读来自上海之电报时，须对此特别加以留意才是。尤有甚者，此一小世界俨然为一原生动物，为一莫辨头尾、混沌整一之有机体，而感觉却异常敏锐，举凡事关中国治乱之预兆，总能最先作出领悟，又总能最先将此领悟传布至周边。此点亦一并给人以深刻之印象。
杭州之令人惊讶者，乃濒临西湖之城墙所遭受之破坏，以及为开放驻防八旗所居城区而夷街市为通道等事。拜祀三潭印月，彭玉麟之木主已改筑重建为浙江先贤祠。为讴歌彼革命烈妇而建于西泠桥畔之薛秋瑾墓，巍巍然，气势直压苏小小墓。明丽湖色，不由让人有革命杀气弥漫之感。由湖畔新新旅馆放眼远眺，惟有朝霞裹挟之吴山一带，景色不改昔日之姿，望之宛若出诸马远手笔之名画，令人心旷神怡。
又访灵隐寺。因遭受兵燹，夷为废墟之大殿，虽得盛怀宣氏之布施而重加修葺，然而，倘据此以为佛教势力大盛，则误矣。入住寺内之僧徒，大多为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之会员，听闻斯言，惟有哑然无语而已。
在苏州，观览重新修建之寒山寺。十八九年前之纯然一废寺，如今面目全非，甚有气派。然而此番情形，实际端赖日本来游者众多之刺激使然，亦与中国佛教复兴之意义无所关涉。不佞承蒙黑泽税务司之厚意，得以观赏天平山之红叶。殊出意外者，此地即宋范文正公义庄故址。范氏历代之祠堂至今犹存。清朝之时，乾隆帝尝行幸此地，观赏该山岩石嵯峨之奇景，故有取名万笏朝天之名胜。红叶为枫树，此时正值观赏季节。有女子之舆肩抵达此处，亦堪称中国风俗之标本矣。
前言/序言
总序
施小炜
曾经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罗马人恺撒（Julius Caesar）留下过这么一句豪言壮语： 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Venio, video, vinco.）“来”也罢，“看”也罢，都不打紧，然而来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资或观光游览，而是征服，则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的眼光视之，自然不免会感到帝国主义的血腥。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帝国主义者，置帝国的利益于万物之上，嗜爱征服别人。也许惟因如此，恺撒的这句话才会被奉为金言备受推崇广为流传，以至于时至今日居然仍未湮灭。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国市场多年的万宝路（Marlboro）香烟盒的标志中，居然也赫然印着这句话，只是写作完成时： Veni, vidi, vici.即“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实恺撒语录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长呢。然而这位罗马统帅在忙着厮杀征服之余，倒也没忘记有效利用晚间就寝之前的时间，写下了一部《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而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怕不妨视为一种游记。若依今人的价值观，也许应将恺撒的名言改说成：“我来，我看，我写（vigilo）。”改vinco作vigilo，仅仅一字之易，便将话者由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降格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尽管失去了许多英雄气概，却也平添了一缕和平与温馨，岂不可爱？而名高千古的《高卢战记》也大可更名为《高卢游记》（Commentarii de ItinereGallico）了。——此乃戏言。不过事实上，征服这一行当固然英雄无比，但鲜见能够维持得恒久。君不见，昔日曾为罗马军团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个个强大富足的国家，倒是称霸一时的罗马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了。反观搦管弄文，尽管显得孱弱，却似乎远较策马横刀杀气腾腾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睐： 连今天我们认识恺撒其人，难道不也是仰赖写在纸烟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卢战记》吗？亦即是说，对于生活于现代的我们而言，恺撒建立在南征北战杀人如麻之上的盖世英名，已经毫无（当时所曾具有过的）意义；如若说今天恺撒对我们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这种影响只是通过他作为副业而遗留下来的著述（criture）来实现的。
闲话休提。游记的历史便是这般地古老——尽管我们不敢也不必武断地强辩《高卢游记》，不不，《高卢战记》便是游记的起点。曲园居士俞樾在为东国文士竹添进一郎（井井居士）《栈云峡雨日记》所撰的序文中说：“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一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主张中国的游记始于东汉，成于唐宋。然而游记的最盛期，无疑是在人类迈入了科学技术神速进步的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交通手段的发达，使得从前被目为难于登天的畏途变成了坦途，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异域间的往来费时减少，为游记的繁盛预备了物质基础。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访华游记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交往，日本人的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仅仅是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而这据说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有的是匆匆过客，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的则是“此间乐，不思蜀”，长期体验长期观察。既有寻幽探胜，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访朋拜友，评骘人事、政治。沉湎于怀古幽情，凭吊古迹、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风世情，将视点照准当代社会变迁者亦有之。诸体咸备，蔚为壮观。
游记可以说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记录。“来”和“看”，是游记的原料积累，而“写”，则是游记的生产行为。作者从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来到一个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间，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人、许多物、许多事，有的似曾相识，有的令他惊异，所有这一切一一都会引起他的感慨与思索。而他之所以会在面对种种所见所闻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乃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着。映入眼帘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参照系上，他据此做出价值的判断，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纳，或嗤之以鼻。这个参照系，是他长期生活于斯、成长于斯的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那个传统在他不知不觉之中赋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识到这一参照系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在运用它。换句话说，向游记——其实不独游记——期冀客观，不啻缘木求鱼。但凡被记录下来的，都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这一行为，正是一种主观活动。哪怕写的是风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经过了作者的双眼甄别，经过了他心中的参照系过滤过的；而他的双眼本是教育的产物，则那个参照系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凝缩。
因此，我们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这对于我们中国人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应当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面对的是哈哈镜，我们也可以从变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优点，增进对自己的信心；或发现被夸张了的缺点，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脚踵（Achilles’s heel）的所在，从而思谋自强自卫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经十分流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那便是：“忘记了过去便意味着背叛。”历史是无法抹消的，因为它并不因为我们无视它便不存在，而今天与明天其实也无非是历史的进行时与将来时。
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为如前所述，观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总会从被观察、被描述的对象身上反射回来，将他自己投影在阅读的地平线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无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记里。而从社会历史的见地去看，这些游记可以说从普通庶民的个人层面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以及周边有关各国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和理解那一段历史。
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虽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译教科书。出于这样的考虑，在卷帙繁多的游记文字中，我们将焦点聚集在了以著述为职业的文人们的作品上。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禹域鸿爪》的作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秋田县的一个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时便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时，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以汉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欢迎当时的日皇明治，文辞华美，令满座震惊，被誉为“名文”。但因家境败落，学业难以为继，只得就读于免除学费的秋田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按规定应学四年的课程，他仅用了两年便全部读完。毕业后，尽义务做了两年小学教员，还毕学费的债，他便“雄飞”到了东京，做过记者，当过政界人物的秘书，1897年赴其时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后又在当时的媒体巨子《万朝报》和《朝日新闻》供职。1907年成为京都帝国大学讲师，但因学历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据说当时的风气是，倘非大学毕业的学士，纵是孔老夫子也无资格去做大学教授），两年之后方被任命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京都大学终于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圣地，在国际汉学界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湖南生前曾多次来华访游，而《禹域鸿爪记》乃首次访华归国后写就，1900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
内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从神户登舟，经芝罘入境，旋又买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陆后游览了杭州、苏州，再从上海溯江而上，游历了武汉、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东归，于11月29日返抵神户，前后历时近三个月。在北京，他登览长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苏州则探访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爱的旅游路线。但除了游山玩水，他还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别拜会了严复、王修植、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名流，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关心。
与内藤湖南相比，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三人皆以小说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因而在国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润一郎，1886年生，东京人，1965年去世。少时家境贫寒，几至辍学，但因才华过人，周围的亲朋怜惜有加，解囊资助，方得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但终因滞纳学费，三年级时被勒令退学。谷崎曾两度来华。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经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由北向南，历时约两个月，游历了江南一带，回国后写下《苏州纪行》，表现出对中华文明的倾倒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切。1926年1月至2月间，谷崎再度来华，这次他只游览了上海一地，结识了内山完造，并经内山介绍，结交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剧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流，归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纪行》中，对在中国人面前骄横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悦和批判，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说是难能可贵。而《上海交游记》也记录了郭沫若、田汉慷慨陈辞、控诉西洋列强鱼肉中国、倾吐身为中国青年的忧虑与苦闷的场面，并对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这些游记，中国之行还带给了谷崎创作灵感，结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鹤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终以罗曼蒂克的、充满温馨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这是谷崎润一郎有别于他人的特征。
与绝大多数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来华时，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苏杭等观光热点，而是日本游客相对而言较少涉足的厦门。佐藤春夫是由当时业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打狗（今高雄）乘船来到厦门的，由一位在厦门长大、在台湾工作、会说日文的郑姓青年导游，游历了厦门、鼓浪屿、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笔下，厦门客店里的经历宛似侦探小说，鹭江的晚霞美不胜收，而饮酒、赏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绘得引人入胜。一曲《开天冠》所引发的对中国传统音乐独辟蹊径的议论与阐释，则充分展示了作者诗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见所闻，对陈炯明在漳州所做所为的介绍，虽然难免道听途说、管窥蠡测之虞，但仍有助于读者了解往往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视的一段史实。这些见闻均记录在《南方纪行》一书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东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县，庆应大学中退。中学毕业后曾入盟由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领导的著名的“新诗社”，直接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熏陶。早年学写诗，后来则主要创作小说，但终生不曾放下诗歌创作的笔，《殉情诗集》是一时洛阳纸贵的名篇。他与谷崎润一郎本是朋友，过从甚密，但一来二往之间，却苦恋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联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与谷崎离异，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结婚，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谷崎让妻”事件。《南方纪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谓“与有夫之妇，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堕入情网”，说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这种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可见三位当事人的不为传统道德观念所束缚的勇气。佐藤基本上不失为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很热爱中华文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很有影响的译诗集《车尘集》，译的全是中国古典诗歌。他也是鲁迅的小说《故乡》的第一位日文译者。但在战争期间，佐藤春夫还是表现出在作为文学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他甚至写过类似“劝降书”的文章，劝告中国人放弃“先进文明同化后进文明”、历史会重演的幻想，说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带来先进文明的征服者云云，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点，而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想到这一点，不禁在感慨认知、评价历史人物困难的同时，也感到历史人物处于强大外力压迫下人生营为的不易；甚至会觉得像芥川龙之介那样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断生命，从避免了要与自己祖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合作，从而逃脱了要面对后人道德断罪的尴尬这一角度来看，竟不失为一种至福。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我鬼、夜来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东京，1927年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誉，俳句也写得臻于化境；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时，就以短篇小说《鼻子》获得文坛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赏，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每日新闻》的前身）社的海外视察员来华访问，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遍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最后经由朝鲜半岛回国。一部《中国游记》（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东京），记录了这次历时四个月的漫游中的见闻与感受，处处表露出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以及对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芥川对当时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扬跋扈的揭露，而这在同时代的游记中，是少有具体言及的。
村松梢风可以说是以上海为卖点（selling point），赖写上海而赢得文名，并因写上海而为后世所记忆的作家。尽管他也写过不少小说，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还是以《魔都》为代表的一批描写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态的游记。村松1889年生于静冈县，1961年去世。本名义一，梢风是他的号。1923年他第一次来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从此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发表了许多以中国大陆为舞台的散文和小说。他称光怪陆离、妖艳多姿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为“魔都”，并以此为题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满好奇的目光观察赌徒、娼妇们的生态，强调东西文化大熔炉上海的异国情调。梢风描绘的上海形象影响、吸引了好几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词，在日本遂成为旧时代上海的代称。梢风还出版过《新中国访问记》（1929）、《热河风景》（1933）、《中国风物记》（1941）等多部访华游记。
在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记作品中，我们会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作者们在众口一词地对中国的传统文明、文化遗产表现出莫大的倾倒与敬佩的同时，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厌恶，言辞有的还会相当尖刻。这类厌恶与尖刻的深层，固然不无挤入列强之列、做上了“一等国”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胀的民族优越感，以及产生于这种优越感的对邻人的不逊与轻侮——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每每爱说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能够得逞的群众基础。倘使罗马帝国里只有恺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话，则那个庞大的罗马帝国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中国鬼蜮横行，腐败成灾，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经到了穷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论这双目是生于华胄的脸上，还是长在夷狄的额下，也不论其眸子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抑或是别的什么颜色。记得从前读郁达夫先生的游记，其中也有这样的文字：“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掳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这篇题为《感伤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来游的八年之后，梢风访沪的五年之后。“这十余年中间”云云，可知达夫先生所意识的中国现实，应与梢风、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现实相交叠。而深黯国情的达夫先生在发完牢骚之后，也没忘记自我解嘲两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这贱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权利！”然而解嘲归解嘲，面对这样黑暗污秽、腐朽透顶的现实，作为身受其害的当事人，我们中国人自然无法视若无睹，甚至琢磨着要用革命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芥川龙之介来华的19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诞生的那一年——莫非我们反倒真的要求外国人“且细赏赏这车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罢，人家瓦上的浓霜去管它作甚？”（《感伤的旅行》）甚至还要人家来为这黑暗的现实跌足叫好方才心满意足么？这样的心态岂不荒谬可笑？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的译本中所用的“中国”一词，原文中几乎无一例外统统写的是“支那”。我们认为，中文里从来不曾有过“支那”一词，因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译。日本用“支那”作为正式名称称呼中国，当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则称中国为“清”、“清国”。至于非正式地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则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国一样，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的国号可以直接以汉字名称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华民国”时，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汉字原名的习惯做法，别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国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书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也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而不用中国自己的汉字国号）呢？这恐怕是因为此时自以为国力已足够强大的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继续妄自尊大，自命为世界中心之国的缘故。而“支那”一词，乃是模拟西文的译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类，据说原是中国古称“秦”的讹音。盖国与国的交往一如人与人的交往，尊重对方应是礼尚往来的前提。而以对方自己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称对方，则是最起码的礼貌。倘若对方自名“张三”，而我们偏偏不称他“张三”，而是蛮横地硬呼之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显然是有意污辱对方，毫无友好交往的诚意。而当时的日本官方，无疑是缺乏与中国友好往来的诚意的。至于连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称中国为“支那”，则只能说明“广大的日本人民”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假思索地响应了政府的政策了的。当然，应当庆幸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时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犹自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而日语中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称仍然为“东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这两个汉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们愿意能有更多的国人正确地认知这一事实。
作为译者，我们希望我们的译作能够为我们中国人正确地认识自己提供一点线索。同时也希望，它们能够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贡献。但我们最希望的，还在于能够为诸位读者在劬劳之余，带来阅读的乐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国暗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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