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小史

  《儒学小史》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干春松面向大众读者普及儒学发展历程的令人倍感亲切的一部小书。此书以历时性结构组织全书章节,全面梳理儒学从先秦时期直至现代的发展历史。作者从儒家学派的特点开始着手,探讨分析不同时期“儒”的定位,在接下来的每一章节内均概括提炼出不同历史时期儒学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与角度展开论述,如先秦儒学中“仁”和“礼”的精神、孟子与荀子的学说,汉代儒学发展的关键人物董仲舒、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与宋学等,并以较大篇幅着重对现代新儒学之概念、儒学发展的新方向以及新儒学谱系进行了阐释。全书结构简洁,脉络清晰,不仅全方位地描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勾勒出一幅儒学生发、演变的历史全景,更体现了作者对儒学分期的独特思考与对儒学使命的殷切关注。

编辑推荐

北大儒学研究院干春松教授,“制度儒学”的倡导者

精到绘出儒家精神演化的简明路线图

国际知名汉学家、哲学家安乐哲教授诚意推荐

儒之为儒——王官、司徒、术士……儒家思想起源何处?

先秦时期——克己复礼为仁,影响国人心理结构的基本原则得以确立。

两汉魏晋——儒学为适应现实日益全能化,与政治权力适当“交易”,进入扩大期。

宋元明清——天道性命,内圣外王,儒学完成内在转向,朱子成为正统。

现代与未来——大变局之下,激烈的批评与温情的辩护,儒学可否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资源?

作者简介

  干春松

生于1965年,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副主任,《原道》编委,《国学新视野》编辑顾问,2015年10月起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与典籍、近现代思想与人物、中国政治哲学,提倡“制度儒学”的研究进路,主要论著包括《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儒学概论》等,并在《学术月刊》《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精彩书评

  本书是一位当代中国杰出哲学家的佼佼之作。干春松教授以一句兼容并蓄的问话“儒何为儒”开篇,为读者贡献了一个丰富深刻的回答——“儒”是一个一以贯之、世代相继、互系通变、生机勃勃的系统,是“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的哲学叙述。由于“儒学”,才有一个叫作“中国”的独特世界,才形成它别具一格且与时俱进的文化本体。

——安乐哲(国际知名汉学家、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孔子文化奖”和“会林文华奖”获得者)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儒之为儒

第一节 儒家学派的特点

第二节 先秦诸子和儒家之间的争鸣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于儒家的概括

第四节 近代学人对儒家的分析

第二章 先秦儒学

第一节 “仁”和“礼”:孔子和儒家精神的确立

第二节 七十子之学和儒家学派的分化、发展

第三节 《中庸》和《易传》的宇宙观、人生论

第四节 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

第五节 荀子:性恶与礼法

第三章 两汉魏晋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 从法家到儒家的过渡

第二节 董仲舒的天人之学

第三节 儒学独尊和通经致用

第四节 魏晋玄学的儒学主题

第四章 唐宋元明清的儒学发展

第一节 韩愈的“道统”论

第二节 天理人欲:宋明理学的形成和特点

第三节 朱熹——理学之集大成者

第四节 陆王心学

第五节 明末清初儒学议题的开掘

第六节 汉学与宋学:清代儒学

第五章 现代新儒学及儒学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新儒学精神方向的转折

第二节 “五四”后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演化

第三节 “五四”后新儒学的精神方向

第四节 大陆新儒学的形成与儒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儒之为儒

第一节 儒家学派的特点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肯定不是凭空出现的,儒家也不是在孔子出生之后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对之前漫长的社会和思想演化所积累的文化资源的一种凝结。春秋战国时期似乎一下子出现的诸子百家,都代表着一定人群的利益和特点。儒家的形成也是一样。中国文化从早期的巫史文化、祭祀文化发展到西周的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

诸子百家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派,而是遵奉某种信条和理念的行动团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要改造社会,因为周代的天下秩序在新的形势下已经难以维持了。按儒家的说法是“礼崩乐坏”, 所以不同的人就提出不同的政见,设想各自的理想社会形态,来干预现实的政治。比如墨家,提倡“非攻”和“兼爱”, 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四处平息战争,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道家的一部分人则认为最好是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所以就躲到山林中,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儒家则认为礼乐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形态,呼吁恢复周礼,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治理原则。由于儒家思想的全面性和孔子“有教无类”的开放态度,以及持续性的教育活动,儒家吸引了一大批信奉这样原则的人——经常被提到的说法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并成为诸子百家中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体。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诸子百家的组织方式并不严密,很多人可以在不同的学说之间转换角色,比如商鞅一开始游说秦孝公用的就是儒家那一套政治理论,但因见效慢而没有被秦孝公采纳,商鞅再去游说的时候就改用法家的那一套学说。

为了确立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人物不断对“儒”进行重新界定,进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儒家的一些基本特征。

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使用的“儒”字是在《论语》中,孔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就是在分辨“君子儒”和“小人儒”, 这可以看成是孔子试图区分他心目中的“儒”和一般所谓的儒,也可以说是关于“儒”的自我要求。这样的区分按照李泽厚的说法,是儒家要与巫师相区隔。他说:

“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孔子告诫当时儒者不要成为民间老百姓(小人)的巫师神汉,而要成为士大夫所应承担的“圣人”礼制的守卫者和传承者。

虽然巫史传统的说法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对所标举的士大夫所应承担的义务和人格理想的描述,的确是孔子及其后学自我定位的主要手段。

说到儒,跟先秦时期的某一类人分不开,这类人有一个名称叫“士”。 按照《说文解字》和《白虎通义》这样的著作的解释,士,就是能胜任事物,并“通古今,辨然否”。这类人要有办事能力,能通古知今,判别事物的准确与否。但这个说法太笼统。也有人说,春秋末年,原先的贵族不断地下降为士,而一些低层的社会成员上升为士,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群体。这个群体以担任一定的职位为追求,但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学识或能力去获得某个位置。

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孟子也说,士之出仕,就好比是农夫去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不过,在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看来,是否出仕担任一定的职位需要看外在环境,比如统治者是否贤明通达。士之出仕要选择符合天道民心的服务对象,否则,儒士就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没什么区别了。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从孔子开始,儒家一直强调士和“道”之间的关联。“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孟子》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无论是在顺达还是困境中,士必须以道作为准则。“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儒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个自我评价的标准是“君子”。 成为君子,是儒家对自己的要求。前文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就是要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的含义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早的时候,“君子”指的是有德有位的人。但自孔子开始,试图放宽德和位之间的联系,立足于从道德品行的角度来界定君子,成为儒家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的重要标志。

“君子”在道德修养方面必须不断地“反求诸己”,层层向内转。但是由于“君子之道”即是“仁道”,其目的不在自我解脱,而在“推己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层层向外推,不能止于自了。后来《大学》中的八条目之所以必须往复言之,即在说明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这也是后世所 说的“内圣外王”之道。

“君子”代表着比较高的境界:“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荀子那里,“君子”是比“士”更高的层次。“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

正如社会上有好人,也必定会有坏人,儒家在肯定君子的时候,也设定了其对立面——“小人”。 这或许是出自这两个词的原意,君子本来是统治阶层的人,而“小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但后来儒家基本上把这个对立转换为道德上的对立。

儒家这一转变意义巨大,有德有位的说法有将道德和地位绑定的作用,本来是说有道德的人才可以有权力,但有时候会转变为一个人有权力,他就一定有道德;而儒家用君子和小人来说明一个人的道德高低,使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必然成为道德价值之标准。《论语》里面这样的话很多,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集中讨论儒家的行为原则和品格的作品是《礼记·儒行》。《礼记》的作者是谁不太能说清楚,一般认为是孔子的那些弟子为记载和阐发孔子的思想而作。《礼记》中很多作品标明是孔子所作,或未必真是孔子所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体现了当时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倾向。

《儒行》所记载的孔子和鲁哀公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视为当时对于儒家品行做出最完整表述的一个重要文本。如果说《论语》和《孟子》更多的是从人格理想来展开儒之为儒的内容的话,那么《儒行》则更集中于儒者的行为准则的讨论,可以被看作是先秦儒者自我定位的重要文本。

《儒行》开篇说:“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儒行》的对话场景设计是颇耐人寻味的,鲁哀公对于孔子所穿的服装是否是“儒服”的疑问,使人联想其“内在特性”和“外在形象”之间的关系。在孔子看来,儒之为儒主要在于内在的精神而非外在的冠服。

按照孔颖达的说法,《儒行》所列的十七个条目,前十五条为对“贤人之儒”的概括,而第十六条为对“圣人之儒”的描述,第十七条是孔子的自谓。

前言/序言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如果以孔子作为起点的话,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因为理性早启,故而儒家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神教或其他类型的“典型”的宗教形态。如此,儒家带有即凡而圣的特征,既不离人伦日用,又不失超越性。

儒家以仁爱思想为枢纽,强调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爱局限于血缘共同体,而是强调爱的普遍性,与万物浑然为一的民胞物与的境界。

儒家以修身为本,以良知的自觉来孕育君子之德。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造就中国人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理想人格。

儒家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然亦多有曲折,基于不同的立场与入手点,各有千秋。比如钱穆先生从经学的角度,认为儒家的发展可以分为六个阶段。牟宗三则从儒家的现代生命开拓入手,认为儒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现代国家的建立乃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内在使命。杜维明先生从儒家思想的世界化的角度,认为儒家经历了中国、东亚向世界的发展阶段。无论何种角度,他们都相信在中华文化经历奇劫巨变的现代性的挑战,由花果飘零而必能重获生机。

本书则采取了更为客观的态度,以中国历史发展为背景,从儒家思想的创立,到经学化的汉代、吸纳外来思想的魏晋、宋元明清的理学和近代以来的新儒学等,力图从儒学形态和精神的转变来勾勒儒家思想一以贯之又生生不息的历程。

近十年来我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儒学课程,在反复的讲述和体会中,累积了自己的认识。这本小册子则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个人化的研究成果而梳理出来的,希冀给众多试图了解儒家发展源流的人,提供一条简明的儒家精神演化的路线图。

幸由世纪文景的何晓涛先生接纳,并经由编辑李頔先生及潘宇等人悉心地校订文字和核准引文,或将错谬减至最少。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先生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哲学分馆的王文利女士亦提供了诸多文献资料上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干春松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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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儒学小史
作者:干春松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56203
豆瓣评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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