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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资深元老,他们或畅谈出版轶事,或点评编辑艺术,或分享读书心得;既有对往昔出版岁月的回顾和反思,也有对当下图书市场的解析和追问,更有对书业未来图景的勾画和前瞻。他们编书,出书,卖书,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爱书的人。

编辑推荐

  《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是目前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书评媒体之一,上海书评选萃系列为该刊五周年精选集,共有八本:《画可以怨》《穿透历史》《都是爱书的人》《国家与市场》《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似是故书来》《兴衰之叹》《流言时代的赛先生》。艺术科学、苏东往事、藏书访书、经济社会、社科人文,你能想到的优秀作者,你能读到的优秀文章,尽在于此。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都是爱书的人》为《上海书评》五年来有关出版领域访谈和文章的精粹,汇聚了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重量级元老,他们畅谈出版轶事,点评编辑艺术,解读畅销书的秘密,更有对书业未来的前瞻思索,所涉话题皆能引发爱书人的共鸣。

作者简介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江湖人称“沈公”。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旗帜与灵魂人物。著有《阁楼人语》等。

目录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钱伯城谈八十年代出版热
林行止谈《信报》三十五年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
企鹅老总谈出版业向何处去
罗伯特?西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戈特利布谈编辑艺术

我的“《读书》十年”(吴彬)
她的周围,都是爱书的人(高林)
DK,死在“营销王”手上(俞晓群)
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傅月庵)
“不能畅销,何必出书”(刘柠)
畅销书的秘密(陈一白)
阅读的春天在哪里(陈昕)
……

精彩书摘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
2010年9月14日,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而在之前的200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读书》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多年,与范用、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他对这些往事的追忆,或多或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
沈昌文: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
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
沈昌文: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现在我们知道,《读书》杂志是由范用、陈原、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沈昌文:创办《读书》时,我没有参与。一年后,我才进编辑部。进去后我发现,范公虽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他出力极多。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愿出名,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读书无禁区”是编辑部改的。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据。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上面是史枚的笔迹。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一想他是对的。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史就改了。
但是,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读书》尽心竭力的。他们管大局。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大家看,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两周年告读者》了。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总之,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原是总工程师,范用是办公厅主任。
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据说三联能独立,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而不是范用先生。
沈昌文:这我也很奇怪。我那时位卑职低,上层的事说不清。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但到正式独立,1985年底,上面宣布他离休。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还不到六十五岁。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
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说范公有一次去上面开会,居然同一位高层领导顶撞了起来,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管不了文墨之事。这传闻自然不可信。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范公对我说过,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
您曾经说过,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能具体说说吗?
沈昌文:在这里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对的《新华月报》校样中把“抗美援朝”排成了“援美抗朝”,我没有校出来。当时我还是初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他教育了我但并没有处分我,这是对我的关照。这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1957年反右的时候,该年的上半年,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群众意见纷纷。当时我也是群众,尽管我还没入党,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我出于正义感,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天晚上,范公和我谈话,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贴出来。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让我首先揭发了戴。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错误,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所以1957年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这两件事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的部门,做了总编辑的秘书。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我在之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
在办《读书》杂志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你不要去了,我和陈原商量了,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你来主持,并且负责《读书》杂志。”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否认有这事。但是我记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党,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不佳,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我非常感谢。
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范用先生跟您交恶,甚至绝交。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
沈昌文:这个原因很复杂了。我想有三个原因。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出主意、想办法。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我也都执行了,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大的反感。第一个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简单,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整个的大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但我很喜欢删改,对这点他很反感。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让他很反感。这个是我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
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别是关于艺术、关于美、关于封面。他懂得书、懂得艺术,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后,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不懂艺术。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他喜欢干预,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如说“你不懂”、“你们怎么这么庸俗”等等。这个我也跟不上。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最能接受的是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这样的水平,他当然绝对受不了。
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价钱都比较高。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三联书店初创时期,经济非常困难。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一百来部稿子,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著是不付版税的。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你们要学习他。我主持工作时,没钱、没房子,经济非常困难。说实话,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跟他有矛盾,现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的三个“不”——不敢、不会、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所以和我绝交。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
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举个例子,他那时候很想恢复《生活》杂志,亲自编了《生活》杂志的试刊,打了报告要求出版。但是最后没有被批准,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了。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觉得还是一件好事,又打了报告,最后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生活”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这本《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办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其实现在的《三联生活周刊》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但是加以改变,适合需要。他是老前辈了,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比如我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上面不赞成。”他就会说:“上面的谁啊?你让他来找我。我做出版的时候他在哪里?!”
再举一个小例子。《读书》办了一些时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围城》的,借来读了大感兴趣。但是,我们搞了一阵读书会后,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那时,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我受到了启发。我灵机一动,把我们的活动更名为“读书服务日”,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于是皆大欢喜。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办,也高兴。
当然,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数都是让他烦心的。
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发表了回忆范公的文章,其中提到范公的个性,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文章中说: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较强,工作效率高。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您也曾说过,您对范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难道就因为他对您有恩,您就没想过要向他消除误解吗?
沈昌文:我没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误解。向他解释过若干次,没效果,之后他还不断地给我写信来骂我。于是我想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了,我还是想办法销声匿迹吧。我在他面前躲开,甚至想离开三联书店。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专门写信给三联书店前辈徐雪寒同志。我说:“五六年以前,我曾满怀热情,参与筹建‘三联’。以后承揽全局工作,诚惶诚恐,力求实现理想。然而几年下来,我已完全幻灭,承认恢复‘三联’之举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这中间,客观困难自不论。在主观上说,则无论老中青三者,均无法达致共识,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辈,自应斡旋其间,促进调和谅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态不高,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过苛(恕我直说),使得裂痕越来越大。某些三联前辈对‘三联’出书和经营之指责,我已屡闻。这些看法,确实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现在的情况下,大多做法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尔。”“我自去年已还,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为,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即为处理不好与‘三联’前辈的关系,而这对‘三联’这类老店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范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还可以解释,您会说什么呢?
沈昌文:现在也不必解释了。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我也不再解释。
您曾跟随陈翰伯、陈原、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或者异中也有同,您能介绍一下吗?
沈昌文: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
他俩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住在楼上楼下的。他们两位领导之间可能有些隔阂,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一直跟着陈原,跟得很紧,一直到他去世。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我有兴趣的正是陈原的专长,他是外语专家,我特别喜欢外语。我在“三联”主持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范公的关系,我著作稿很少管,主要负责翻译的书。比如范公和巴老关系挺好,要出巴老的书,我就只管出巴老翻译的书,巴老的著作我一点不插手,巴老翻译的书我出了很多。这个都跟陈原有很大的关系。在回忆录里我也提过,我们在一起经常讲三种语言:俄语、德语、世界语,他很喜欢用这三种语言,我也勉强会一些。
应该说陈翰伯、陈原、范公在出版路线上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是改革派。可是范公是主张顶着干,我没这个能力。陈原主张利用外国书来讲中国的事情,这个我配合得比较好,也很乐意做,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比如从巴金那里发现了房龙的著作《宽容》,第一版就印了十五万册,影响挺大。还有像《情爱论》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我本身比较内行。这和陈翰伯有密切的关系,他主张改革开放,他告诉我的办法就是从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题材。陈翰伯过去是《新华日报》的人,所以他非常了解毛主席对自由民主的发挥。我跟随他读了很多马列著作,也知道了马恩比如说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这些都促使我组织翻译了《情爱论》,一下子印了一百二十万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陈翰伯、陈原、范公是一个路子,可是方法不同。范公的路子我学不上,他要顶着干,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够学习陈翰伯、陈原比较曲里拐弯的办法。可是三位的改革的思想,我都欣赏、佩服,而且认为是一个路子。所谓的异跟同就是这样,“同”都是改革派,“异”是方法截然不一样。陈翰伯,特别是陈原的办法我都欣赏。1954年我是陈原的秘书,这以后我不断和他来往,一直到他去世,我什么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或者用中国话和我说,或者用外国话和我说,让我获得了很大的启发,让我知道怎么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因此离范公更远了。范公我当然很尊敬,按组织系统的话说,我是属于他的。但是说实话,他的方法我做不到。
在他们那一辈老出版家身上,有哪些可贵的遗产应该好好继承的?
沈昌文:就是我刚才说的改革开放观念。他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确,有见解、有办法。他们的确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我没有贬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图,我说范公只是说我学不到。对于陈原,也没有特别抬高他的意思,仅仅只是我们两个的思路比较接近。
对年轻一代出版人,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
沈昌文:我没什么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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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都是爱书的人
作者:沈昌文 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39153
豆瓣评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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