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周期

　　瘟疫周期如何影响经济周期？ 全球化、城市化、人口与传染病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如何把握瘟疫周期的规律，赢得未来。 迈克尔·克雷默、福山、平克等隆重推荐。 为企业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 瘟疫周期在古代和现代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博弈关系。在古代，瘟疫和人类的博弈主要表现在瘟疫和人口、经济的关系，瘟疫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造成很大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致命的，甚至会导致某一地区大部分乃至全部人口的消亡，瘟疫比战争和饥荒对人口造成的影响都要大，这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相似，人口和城市的规模一直受到传染病的很大制约。 在现代，瘟疫和人类的博弈主要表现在瘟疫和医疗水平、经济的关系，伴随着医疗卫生革命的发生，瘟疫基本不会造成大规模人口消亡，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已经站不住脚，但瘟疫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冲击很大，可以断定的是，瘟疫还会继续降临，在未来，医疗、经济与瘟疫的不停博弈，造成新的循环往复的“瘟疫周期”。 以上更简单直观的总结就是，古代瘟疫周期：人口密集→经济发展→瘟疫爆发→人口下降→经济衰退→瘟疫消失→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瘟疫爆发……现代瘟疫周期：卫生革命→瘟疫爆发→经济衰退→疫苗对抗→瘟疫消失→经济复苏→瘟疫爆发→经济衰退→疫苗对抗…… 作者肯尼是卫生和经济领域专家，作者在2015年就准备本书的写作，这不是简单的为切合热点而生的图书，在全球疫情不断升级的当下，在后疫情时代，作者“瘟疫周期”概念的提出，以及对瘟疫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本书意义重大，恰逢其时。 本书好评如潮，获得了来自迈克尔·克雷默、福山、平克等专家学者的隆重推荐： 这本书为企业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 ——迈克尔·克雷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让人欲罢不能……为疾病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宏伟的视角。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 瘟疫不止是当下的重要话题，也是上下五千年的重要话题，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全球瘟疫的历史背景和全貌。 ——斯蒂芬·平克，心理学家、作家、科学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作者 《瘟疫周期》是年度推荐图书……如果你想了解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也想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那就读读这本书吧。 ——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作者 肯尼写出了一篇包罗万象但又简明易懂、可读性强的故事，探究了人类与疟疾、天花、霍乱和冠状病毒等致命病原体之间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斗争。 ——蒂莫西·温加德，《蚊子》作者 本书以理服人……肯尼提醒我们，能令我们人类反目成仇的唯有传染病，而能令我们人类团结一心的，也唯有传染病。 ——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作者 从本书中，你还会看到： 在古代，瘟疫比战争和饥荒加起来造成的人口死亡都要多。但在当代之前，人口规模从未超出地球环境承载能力。 狩猎—采集时代，地广人稀，所以传染病无法成为死亡元凶。 城市化、全球化导致了疫病全球大流行。 直到几十年前，大部分人都还活不到死于心脏衰竭的年纪，而是会被各种传染病击倒。 20世纪以前的医生为改善病人身体状况所做的努力，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 疫苗、科技和公共卫生的发展有效延长了人类寿命。 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已经从1870年代的不足30岁，提高到今天的70岁以上。 现在全球两大致死元凶是心脏病和癌症。 但滥用抗生素、开发生化武器、反疫苗运动等，也成为现在令人不安的一种趋势，对于这些如此紧迫的重要问题，本书是很有价值的读物。

　　[美]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是全球发展中心的作家兼研究员，曾致力于全球卫生政策改革、联合国维和及打击国际金融腐败等工作。此前他作为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十五年，走遍全球各地，巴格达、喀布尔、巴西利亚和北京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位，发展研究学博士，并拥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学位。著有《瘟疫周期》、Getting Better: Why Global Development Is Succeeding and How We Can Improve the World Even More和The Upside of Down: Why the Rise of the Rest Is Great for the West等作品。

引言
第一章 马尔萨斯的终极武器
第二章 文明与传染病的兴起
第三章 贸易搅浑全球疫病池
第四章 所向披靡的瘟疫
第五章 敬而远之的防御本能
第六章 卫生革命
第七章 救命的疫苗
第八章 全球化、城市化与传染病
第九章 传染病的复仇？
第十章 滥用抗生素
第十一章 放缓瘟疫周期
第十二章 结语：人类最伟大的胜利
致谢
参考书目

　　新冠肺炎是可怕的灾难，它提醒我们，我们与传染病的战斗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功，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人口增长、疫病横行然后复苏的周期，虽然远远没有过去那么剧烈，但也仍然伴随着我们。20世纪新出现的传染病，比我们已经根除的要多得多。冠状病毒已经证明，如果人们只能被迫仰赖对传染病的第一反应——逃之夭夭——来与之对抗，那么我们需要承受多么大的代价。
但是，尽管2020年是全球悲剧性大败退的标志，近年来我们在对抗传染病上面取得的进步仍然令人瞩目。2015年，在考虑写作本书时，我与数百名医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一起挤在西雅图威斯汀酒店的地下大厅，参加一场名为“根除疾病之路上的经验教训”的活动。那些上台的人，撇开他们的谦逊不谈，每一位都因自己做出的贡献而享誉全球：塔夫茨大学的杰弗里·马里纳，发明了一种稳定的牛瘟疫苗；佩德罗·阿隆索，负责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疟疾项目；来自卡特中心的弗兰克·理查兹，与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奋战多年；克里斯·伊莱亚斯，在盖茨基金会工作，该组织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就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还有比尔·福奇，提出了在全球根除天花的策略，并由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
在这五位演讲人致力于根除的传染性杀手中，有两种已经被根除，有两种已经处于被根除的边缘。至于剩下的那种祸害，在我们有生之年也非常有希望看到人类大获全胜。1980年，天花根除运动大获成功。20世纪前80年里，全球有数亿人死于天花。但从那以后，只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疾病，是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因科学样本意外泄露而感染。2011年，牛瘟在全球被根除，结束了一种曾杀死数百万头牛的疾病，而这些牛的主人，很多来自这个星球上最贫困的家庭。牛瘟很可能也是人类大杀手麻疹的源头。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很可能会再次变异，成为另一种可以跨物种传播的疾病。麦地那龙线虫（一种寄生虫，会导致严重的水疱、呕吐和眩晕）的发病数量，过去20年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了99.9%以上。截至2020年4月，自然环境中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致残甚至致死）已经被限制在两个国家。2000年以来，全世界有34个国家，包括中国、阿根廷和南非，在根除疟疾的工作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死亡率平均下降了87%。

　　卫生和医疗革命的最初阶段带来了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胜利。虽然拿破仑称雄全球的野心因疾病而搁浅，但他的军队也是最后遭受那么剧烈的痛苦的人。随着19世纪缓缓展开，欧洲人用对抗传染病的工具益寿延年，让他们有了足够长的时间去征服。但是，枪指在头上的全球化对于被殖民的人的健康来说，仍然是坏消息。
帝国主义在热带的扩张用到了所有三种策略：隔离、卫生措施和药物。帝国主义者认为主要是白人受到当地原住民的感染，甚至是只有白人被感染。就这样的认识来说，隔离确实会起到一些作用。“热带医学之父”万巴德爵士认为，种族隔离是“卫生第一定律”。卫生措施则包括抽干城镇和营地周围的沼泽，让殖民者搬到建在山上的城镇去住。这些都是对瘴气威胁做出的反应，倒也确实降低了感染的风险。
然后是1820年，两位法国化学家分离出了奎宁——金鸡纳树皮中的活性成分。历史上，人们就经常用这种树皮来治疗疟疾，所以也称之为“解热之树”。6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北极星号”的20名船员来到塞拉利昂，这里是疟疾的“死亡区”。除了他们的上尉，所有船员每天都会用葡萄酒送服金鸡纳树皮，他们也都没有生病——仍然是上尉除外。1858年，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领衔了一项全球工程，将金鸡纳树的植株和种子从安第斯山脉运到位于邱园、加尔各答、印度的尼尔吉里丘陵、新加坡和爪哇等地的种植园。
再然后是1880年，奎宁的产量已经足够1 000万名患者每天服用。英国人还很快发明了一种奎宁“汤力”水，跟杜松子酒和酸橙汁一起服用。这种饮料比我们今天喝到的更辛甜，也更烈，所以也是全球在时间长河中继续进步的又一证据。
1830年，法国军队占领了北非的一段海岸线，今天那里属于阿尔及利亚。跟非洲大陆上的其他欧洲军队一样，法国军队死于疟疾的死亡率一开始居高不下，但在采取了排干沼泽和服用奎宁的方法后，死亡率开始下降。每年死于疟疾的人，从每千人60人下降到每千人不足一人。
1898年，人们证明了蚊子和疟疾之间的关联。1900年，美国陆军军医沃尔特·里德又证明了蚊子和黄热病之间的关系。从那以后，欧洲人在热带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了。（后者的证明还要归功于一些勇敢的志愿者以身饲虎，他们同意让刚咬过黄热病患者的蚊子叮咬自己，随后这些人生了病，就证明了这一传播路径。）而在那之后，喷洒杀幼虫剂也成了预防热带疾病的干预措施中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