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

　　奇石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地势偏僻，唯一的颜色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这些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向，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看见横在前方的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已经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已经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已经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我的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因为旧情难忘的缘故。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路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
“边上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他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具有其他形状的任意一块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的自然形态。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候甚至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者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这样的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省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购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口子的边上。高提格走后面，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随即听到了巨大的摔倒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里；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了下来。”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石，”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的商人们喜欢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以求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而整艘帆船已经摔散——地上竟有五十多片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到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场蓄意栽赃；我听说过，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的时间，连所在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已经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之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跟着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重要性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并没有国内大事件在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产生动机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人们有时候觉得说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个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给你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各州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离的成分。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我们的前往十分怀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扯上关系。这些东西从未公开表述，但中国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我们。他们一定想琢磨个明白，这一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中他们派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抽身而出，总得有几个倒霉鬼以备听用。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体恤衫，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的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结果呢，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本是相当不错的素材，却很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记了谁为什么把我们派到那个地方。我们大多在偏僻地方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来的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等。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吐痰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得以有效结束，这一场辩论没有明显的输赢。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做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微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给渴求的学生教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灵活性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的一丝不苟——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这对于共产主义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心境开朗。他们看见事情都会哈哈大笑，其中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避难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把自己变成了唯一一个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想控制的本能、想积累的欲望、宣传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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