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内容新颖而活泼，与其他后殖民主义的简介大为不同。作者不是在谈抽象的理论，而是从世界局势、个人经历和史实评述入手来审视非殖民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他将讨论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所举例子涉及土著人、无地农民、阿尔及利亚的籁乐、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全球性的社会和生态运动。
编辑推荐
《牛津通识读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由当今国际后殖民主义研究大家罗伯特·J.C.扬撰写，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审视非殖民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清华大学外语系资深教授王宁作序推荐。
作者简介
罗伯特·J.C.扬，纽约大学朱利叶斯·西尔弗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殖民的欲望：文化、理论和种族的混杂》（1995）、《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2001）等。
精彩书评
书中论及的是新世纪的焦点问题，因而显得独具魅力，内蕴深厚。
——英国后殖民文学理论家 艾莱克·博尔莫
——英国后殖民文学理论家 艾莱克·博尔莫
目录
导言：蒙太奇式的简述
1 属下阶层的知识
2 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3 空间与土地
4 混杂
5 后殖民女权主义
6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全球化
7 翻译与转化
索引
英文原文
1 属下阶层的知识
2 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3 空间与土地
4 混杂
5 后殖民女权主义
6 从后殖民的角度解读全球化
7 翻译与转化
索引
英文原文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属下阶层的知识
你发觉自己是一个难民
一天早上，当你从噩梦中惊醒，你发现你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在夜幕的笼罩下，你已经被放逐到别的地方。睁开双眼，你首先注意到的是风吹过平坦荒芜的土地时留下的声音。
你和家人正朝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一块“活墓地”走去，走向白沙瓦——一座布满鲜花和间谍的城市，一座边境城市，从喀布尔过来的旅客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些旅客穿过雕刻着图案的托克汉城门，沿着开伯尔山口由灰色岩石建成的弯曲小路走向远处的平原，最后到达通往加尔各答的主干公路。
在老城区的达沃什清真寺周围，是开伯尔集贸市场，这里的货摊鳞次栉比。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这条街道的房屋依势而建，高得直冲云霄。各家经过装饰的阳台错落有致，悬挂在空中。这便是著名的吉沙·哈乌尼市场一条街，这条街因说故事的人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一直被悠闲地喝着热气腾腾的琥珀色希沙斯茶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些人正努力地想要超越专业的故事讲述者，或是在那些在货摊上用大茶杯喝着蜜汁茶的人之间口耳相传。可是那里传来传去的故事却并不是为你而讲述的。
你继续西行，走过往日的殖民地兵营，走过郊区大片的临建房屋（可是住在临建房屋中的人已经在这里居住很久了），在山前的一块平地上停住了脚步。家人中还有两个孩子也走散了。你身边只有一袋衣物、一个睡觉和祈祷用的垫子、一个盛水用的大塑料容器和几个铝制的罐子。这时路上有一些士兵走上前来阻止你继续前行。白沙瓦附近的贾洛扎难民营已经关闭。从阿富汗到这里来的普什图人被指引着走向杰曼。杰曼没有难民营，它只是一个“等待区”。在这里，你从帐篷顶上放眼望去，大地平坦无奇，进入视野的唯有远处喜马拉雅山映在地平线上的黑影。
因为这里不是官方难民营，所以你缓慢的前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不会有人为你登记注册。此时，你的孩子又累又饿，坐在光秃秃的棕色沙地上，他们鼓鼓的肚皮上留着因感染而形成的深红色印痕。你四处寻找水和食物，还希望找到三根木头和一张大塑料布来搭建一个栖身之所。这个将要搭建的就是你的帐篷，就是你和家人的居所。你们将要在少粮缺水，痢疾和霍乱流行的困境中寻求生存。幸运的话，你可能在数月内离开这里。但是如果不
幸运的话，你或许就会像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加沙﹑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或是像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斯里兰卡或者南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那样，在这里滞留十年甚至几十年。这里将可能成为你和你的子孙们唯一的家。
难民，你居无定所，无处落根。你已经被转移了，是谁转移了你？是谁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你或是被迫，或是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而离开。你顺着逃亡的路线颠沛流离，艰难跋涉。但是一切都静止了。你已疲惫的生命戛然而止，你的生活断裂了，你的家庭支离破碎。你所熟悉的单调却可爱而稳定的生活和熟悉的社会也将随之一去不返。你在压缩的时间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强烈介入，经历了平常安乐生活的终结，你已成为了那些跨越不同时代并经历过冷漠的现代性的人们的象征。你面对的是一个新世界，一种新文化，面对这种新文化，你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它。你还要努力保留自己的可识别的身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也许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孩子会将它看作一种解放的方式，但不是现在。生活已过于脆弱，过于不确定。你什么都不能依靠。在世界的眼中，你只是一个客体。谁会在意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以及你的感受？各国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立法，为的是阻止你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对寻求避难者的答复是：禁入。
你是闯入者，你是错位的，你是不合时宜的。“难民”一词将你与你的国家隔离开来，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愿望、习惯及情感一脚踏进未被认同的、精神上深感陌生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中断、错位、不堪回首的刺痛和痛苦的体验。这种体验加剧了后殖民时期的残酷体验，但也使其具有了创造性。
不同种类的知识
在贾洛扎难民营，你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这本书，即便你识文认字，即使这本书已被翻译成普什图语，你也不会读这本书。你说得多，会对许多人讲述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还会讲述那些又长又难懂的、与战争和饥荒相关的悲惨故事，你试图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一些人生感悟。如果你碰到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愿意帮助你，你很有可能会对他们说出你的需求：药品、食品、避难所。你不会为那些从未谋面的人的利益而袒露你的经历。你不会将你的生活演绎成一个故事或者为别人而表述。但你仍然是这本书中不那么沉默的主角，因为它是为你而写的。即便你没有读过其中的文字，它们也是为你而写的。
你能否读这本书，显示出了划分世界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划分有多种方式，比如：你是否有干净的水喝，是否有足够的食品和保健品，是否能读书，是否受过正规的教育。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非正规的教育，实际上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确定的。有时你所需要的知识是你通过非正规的教育学来的，是从你的家庭和周边环境中学来的。你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学到的知识是他人的知识。谁是这些知识的权威呢？它们是谁的知识呢？你从不同学校学到的知识是不同的，你的思维模式也是不同的。想一想孩子们身上的不同吧：在西方有些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每年要花费一万五千英镑，2001年在伯利恒附近的阿哈德学校里的孩子却不得不在帐篷里学习，因为学校的校舍已经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所摧毁。看一看图3中那个巴勒斯坦女孩的学习经历吧！她每天步行穿过拉法难民营来到学校，而拉法难民营也在一天前被三辆以色列坦克和两辆推土机夷为废墟。
自从加沙地带的汗育尼斯难民营和约旦河西岸的贾拉左难民营首次开办露天学校以来，近五十年来巴勒斯坦几乎毫无变化。如果当年的那些孩子还活着的话，他们今天都已成了老人。他们住在难民营中，常是以色列军事行动打击的目标。不得不这样危险生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第二章 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革命者在哈莱姆，1924年
我正观察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男人并排而立，姿势呆板僵硬，严肃而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头。每个人都衣着入时，穿着马甲，揣着怀表。中间身着白色套装、脚穿翼尖状饰纹皮鞋的男子头戴一顶帽子，其他两位则以手持帽。右侧身材矮小而略胖一些的男子撑着一张木制折叠椅的椅背。尽管他们正一起摆姿势合影，但彼此却保持着距离。这一点表明他们虽然认识，但却称不上是密友。他们衣着的华美与身后破旧的红砖房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看起来他们好像站在一所廉价公寓或办公楼的外面。他们身后的窗户的右扇有百叶窗，而另一边的窗户却没有。这张照片是由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著名的摄影师詹姆斯·范德尔奇拍摄的。这张1924年8月拍摄的照片上的人物分别是马库斯·加维、乔治·O.马克和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加维来自牙买加，马克来自塞拉利昂，托瓦罗-胡诺来自达荷美共和国。那天他们都是来纽约市开会的，或许这张照片是在哈莱姆135号街西56号原“黑星”航运公司办公楼的后面照的。马克是联合黑人促进会的最高代理主席，他曾在弗里敦受过教育，并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和爱丁堡上过大学，他作为塞拉利昂的代表到纽约参加了1920年的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1922年，他被任命为联合黑人促进会代表团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会议。代表团请求国际联盟将德国以前在非洲的殖民地作为黑人居留地移交给联合黑人促进会管理，但此请求遭到拒绝。这些殖民地后来转交由英国和南非托管。
加维，这位联合黑人促进会的创始人，1924年由于被指控利用邮件欺诈而被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判处有罪，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急于寻找借口将他驱逐出境。加维早年加入了牙买加的“国家俱乐部”，这个组织致力于摆脱英国统治寻求独立。之后加维在中美地区广泛旅行，然后去了伦敦。他的妹妹阿德里安娜当时在伦敦做家庭教师。在伦敦，他了解了泛非运动，该运动于1900年在伦敦召开了首次会议。他还阅读了布克·T.华盛顿的著作《出身奴隶》。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了不起的苏丹裔埃及人杜斯·穆罕默德·阿里并与之成为挚友。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们二人共同经营阿里的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报纸《非洲时代与东方评论》。1914年当加维返回牙买加创建联合黑人促进会时，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哲学，其基础是黑人权力和尊严的简单而有力的传达。两年后，他受布克·T.华盛顿之邀来到美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在美国没有一个黑人移民的政治影响力比他更大了。他把反殖民的言语转换成民权和争取黑人权力的语言，在20世纪这两者将继续发展，并互相密切联系，彼此推动。这张照片记录了这种推动力量启动的那一时刻。
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本人刚刚从法国抵达纽约，并且要在哈莱姆自由大会堂举行的1924年年度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上发言。托瓦罗-胡诺王子是保护黑人种族全球联盟的主席，该组织由他创建于巴黎，它的创立缘于一个有名的事件。当时因为托瓦罗-胡诺王子是黑人的缘故，几个美国白人游客试图把他扔出一间咖啡厅。当你审视这个贵族，这个流亡的达荷美共和国国王的侄子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憎恨这种待遇，以至于他引起了整个法国媒体的同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黎多年来享有对黑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同情心的西方城市的美誉。约瑟芬·贝克、兰斯顿·休斯、詹姆斯·鲍德温、切斯特·海姆斯、西德尼·波切特都受到了法国人的喜爱——只要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在1924年的大会上，加维宣布联合黑人促进会已约有一万四千个分支。其中一半在北美洲，其余分布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全部成员据估计已达到六百万。这种非同寻常的全球化组织在托瓦罗-胡诺的报纸《大洲》的名字中得到了反映。这是跨越大西洋的黑人革命运动，这三个来自英法在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革命者聚集在美国，想要联系不同文化间的激进主义并确保跨国的团结合作。
加维在加勒比海、美国和英国开展的革命运动，使他成为了萨尔曼·拉什迪所描绘的“被转化的人”的一个早期的范例。所谓“被转化的人”，也就是被不同文化“转化”的人。但这不是人们被动经历的事情：加维要求恢复黑人尊严的呼吁是自我转化的一种呼声。跨越不同地域时，语言、人和文化会发生改变，可以从转化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它还可以被更隐讳地使用，用来描绘个人或群体是如何通过改变自己对社会地位的认识而被转化的。
在这里，在纽约，三个人站在一起，准备向聚集在自由大会堂里参加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的听众发言，他们不仅是一路从牙买加、达荷美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到哈莱姆的三个人。在重新描绘美国文化及超越全球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是积极的文化上的转化者。他们的相聚标志着被压迫国家间的革命性的思想意识的转化。后来，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受到了法国殖民当局的迫害，加维被联邦调查局勒令离开美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民权激进主义者——如歌手保罗·罗伯逊与加勒比海及非洲反殖民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军事情报五处和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监控之下，但此时为时已晚——加维的干预已经成功。加勒比海的激进主义已经抵达纽约和伦敦，争取黑人权力的事业将越来越壮大。一代接一代的加勒比海的活动家（如C.L.R.詹姆斯、克劳德·麦凯和乔治·帕德莫）积极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
1960年迎来了这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市中心的酒店内遭到刻薄对待后，受马尔科姆·X邀请来到哈莱姆，入住在泰瑞莎酒店。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我立刻决定‘我要到哈莱姆去，因为那里有我的好友’。”卡斯特罗对哈莱姆的初访标志着古巴与美国黑人长期团结的开始，也标志着（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产生于第三世界的两国人民——古巴人民与美国的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友情与同情的开端。
……
你发觉自己是一个难民
一天早上，当你从噩梦中惊醒，你发现你所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在夜幕的笼罩下，你已经被放逐到别的地方。睁开双眼，你首先注意到的是风吹过平坦荒芜的土地时留下的声音。
你和家人正朝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一块“活墓地”走去，走向白沙瓦——一座布满鲜花和间谍的城市，一座边境城市，从喀布尔过来的旅客的第一个落脚点。这些旅客穿过雕刻着图案的托克汉城门，沿着开伯尔山口由灰色岩石建成的弯曲小路走向远处的平原，最后到达通往加尔各答的主干公路。
在老城区的达沃什清真寺周围，是开伯尔集贸市场，这里的货摊鳞次栉比。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这条街道的房屋依势而建，高得直冲云霄。各家经过装饰的阳台错落有致，悬挂在空中。这便是著名的吉沙·哈乌尼市场一条街，这条街因说故事的人而闻名。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曲折、离奇的故事一直被悠闲地喝着热气腾腾的琥珀色希沙斯茶的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那些人正努力地想要超越专业的故事讲述者，或是在那些在货摊上用大茶杯喝着蜜汁茶的人之间口耳相传。可是那里传来传去的故事却并不是为你而讲述的。
你继续西行，走过往日的殖民地兵营，走过郊区大片的临建房屋（可是住在临建房屋中的人已经在这里居住很久了），在山前的一块平地上停住了脚步。家人中还有两个孩子也走散了。你身边只有一袋衣物、一个睡觉和祈祷用的垫子、一个盛水用的大塑料容器和几个铝制的罐子。这时路上有一些士兵走上前来阻止你继续前行。白沙瓦附近的贾洛扎难民营已经关闭。从阿富汗到这里来的普什图人被指引着走向杰曼。杰曼没有难民营，它只是一个“等待区”。在这里，你从帐篷顶上放眼望去，大地平坦无奇，进入视野的唯有远处喜马拉雅山映在地平线上的黑影。
因为这里不是官方难民营，所以你缓慢的前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不会有人为你登记注册。此时，你的孩子又累又饿，坐在光秃秃的棕色沙地上，他们鼓鼓的肚皮上留着因感染而形成的深红色印痕。你四处寻找水和食物，还希望找到三根木头和一张大塑料布来搭建一个栖身之所。这个将要搭建的就是你的帐篷，就是你和家人的居所。你们将要在少粮缺水，痢疾和霍乱流行的困境中寻求生存。幸运的话，你可能在数月内离开这里。但是如果不
幸运的话，你或许就会像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加沙﹑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或是像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斯里兰卡或者南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那样，在这里滞留十年甚至几十年。这里将可能成为你和你的子孙们唯一的家。
难民，你居无定所，无处落根。你已经被转移了，是谁转移了你？是谁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土？你或是被迫，或是为了躲避战争或饥荒而离开。你顺着逃亡的路线颠沛流离，艰难跋涉。但是一切都静止了。你已疲惫的生命戛然而止，你的生活断裂了，你的家庭支离破碎。你所熟悉的单调却可爱而稳定的生活和熟悉的社会也将随之一去不返。你在压缩的时间里，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强烈介入，经历了平常安乐生活的终结，你已成为了那些跨越不同时代并经历过冷漠的现代性的人们的象征。你面对的是一个新世界，一种新文化，面对这种新文化，你不得不调整自己来适应它。你还要努力保留自己的可识别的身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也许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孩子会将它看作一种解放的方式，但不是现在。生活已过于脆弱，过于不确定。你什么都不能依靠。在世界的眼中，你只是一个客体。谁会在意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以及你的感受？各国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立法，为的是阻止你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对寻求避难者的答复是：禁入。
你是闯入者，你是错位的，你是不合时宜的。“难民”一词将你与你的国家隔离开来，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自己的信仰、语言、愿望、习惯及情感一脚踏进未被认同的、精神上深感陌生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中断、错位、不堪回首的刺痛和痛苦的体验。这种体验加剧了后殖民时期的残酷体验，但也使其具有了创造性。
不同种类的知识
在贾洛扎难民营，你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这本书，即便你识文认字，即使这本书已被翻译成普什图语，你也不会读这本书。你说得多，会对许多人讲述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还会讲述那些又长又难懂的、与战争和饥荒相关的悲惨故事，你试图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一些人生感悟。如果你碰到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愿意帮助你，你很有可能会对他们说出你的需求：药品、食品、避难所。你不会为那些从未谋面的人的利益而袒露你的经历。你不会将你的生活演绎成一个故事或者为别人而表述。但你仍然是这本书中不那么沉默的主角，因为它是为你而写的。即便你没有读过其中的文字，它们也是为你而写的。
你能否读这本书，显示出了划分世界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划分有多种方式，比如：你是否有干净的水喝，是否有足够的食品和保健品，是否能读书，是否受过正规的教育。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非正规的教育，实际上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确定的。有时你所需要的知识是你通过非正规的教育学来的，是从你的家庭和周边环境中学来的。你通过正规的教育渠道学到的知识是他人的知识。谁是这些知识的权威呢？它们是谁的知识呢？你从不同学校学到的知识是不同的，你的思维模式也是不同的。想一想孩子们身上的不同吧：在西方有些进入私立学校的孩子每年要花费一万五千英镑，2001年在伯利恒附近的阿哈德学校里的孩子却不得不在帐篷里学习，因为学校的校舍已经被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所摧毁。看一看图3中那个巴勒斯坦女孩的学习经历吧！她每天步行穿过拉法难民营来到学校，而拉法难民营也在一天前被三辆以色列坦克和两辆推土机夷为废墟。
自从加沙地带的汗育尼斯难民营和约旦河西岸的贾拉左难民营首次开办露天学校以来，近五十年来巴勒斯坦几乎毫无变化。如果当年的那些孩子还活着的话，他们今天都已成了老人。他们住在难民营中，常是以色列军事行动打击的目标。不得不这样危险生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第二章 来自下层与上层的历史与权力
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革命者在哈莱姆，1924年
我正观察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男人并排而立，姿势呆板僵硬，严肃而若有所思地盯着镜头。每个人都衣着入时，穿着马甲，揣着怀表。中间身着白色套装、脚穿翼尖状饰纹皮鞋的男子头戴一顶帽子，其他两位则以手持帽。右侧身材矮小而略胖一些的男子撑着一张木制折叠椅的椅背。尽管他们正一起摆姿势合影，但彼此却保持着距离。这一点表明他们虽然认识，但却称不上是密友。他们衣着的华美与身后破旧的红砖房形成一种奇特的反差。看起来他们好像站在一所廉价公寓或办公楼的外面。他们身后的窗户的右扇有百叶窗，而另一边的窗户却没有。这张照片是由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著名的摄影师詹姆斯·范德尔奇拍摄的。这张1924年8月拍摄的照片上的人物分别是马库斯·加维、乔治·O.马克和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加维来自牙买加，马克来自塞拉利昂，托瓦罗-胡诺来自达荷美共和国。那天他们都是来纽约市开会的，或许这张照片是在哈莱姆135号街西56号原“黑星”航运公司办公楼的后面照的。马克是联合黑人促进会的最高代理主席，他曾在弗里敦受过教育，并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和爱丁堡上过大学，他作为塞拉利昂的代表到纽约参加了1920年的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1922年，他被任命为联合黑人促进会代表团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会议。代表团请求国际联盟将德国以前在非洲的殖民地作为黑人居留地移交给联合黑人促进会管理，但此请求遭到拒绝。这些殖民地后来转交由英国和南非托管。
加维，这位联合黑人促进会的创始人，1924年由于被指控利用邮件欺诈而被一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判处有罪，这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急于寻找借口将他驱逐出境。加维早年加入了牙买加的“国家俱乐部”，这个组织致力于摆脱英国统治寻求独立。之后加维在中美地区广泛旅行，然后去了伦敦。他的妹妹阿德里安娜当时在伦敦做家庭教师。在伦敦，他了解了泛非运动，该运动于1900年在伦敦召开了首次会议。他还阅读了布克·T.华盛顿的著作《出身奴隶》。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了不起的苏丹裔埃及人杜斯·穆罕默德·阿里并与之成为挚友。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们二人共同经营阿里的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报纸《非洲时代与东方评论》。1914年当加维返回牙买加创建联合黑人促进会时，他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哲学，其基础是黑人权力和尊严的简单而有力的传达。两年后，他受布克·T.华盛顿之邀来到美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在美国没有一个黑人移民的政治影响力比他更大了。他把反殖民的言语转换成民权和争取黑人权力的语言，在20世纪这两者将继续发展，并互相密切联系，彼此推动。这张照片记录了这种推动力量启动的那一时刻。
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本人刚刚从法国抵达纽约，并且要在哈莱姆自由大会堂举行的1924年年度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上发言。托瓦罗-胡诺王子是保护黑人种族全球联盟的主席，该组织由他创建于巴黎，它的创立缘于一个有名的事件。当时因为托瓦罗-胡诺王子是黑人的缘故，几个美国白人游客试图把他扔出一间咖啡厅。当你审视这个贵族，这个流亡的达荷美共和国国王的侄子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看出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憎恨这种待遇，以至于他引起了整个法国媒体的同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巴黎多年来享有对黑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同情心的西方城市的美誉。约瑟芬·贝克、兰斯顿·休斯、詹姆斯·鲍德温、切斯特·海姆斯、西德尼·波切特都受到了法国人的喜爱——只要他们不是阿拉伯人。
在1924年的大会上，加维宣布联合黑人促进会已约有一万四千个分支。其中一半在北美洲，其余分布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全部成员据估计已达到六百万。这种非同寻常的全球化组织在托瓦罗-胡诺的报纸《大洲》的名字中得到了反映。这是跨越大西洋的黑人革命运动，这三个来自英法在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革命者聚集在美国，想要联系不同文化间的激进主义并确保跨国的团结合作。
加维在加勒比海、美国和英国开展的革命运动，使他成为了萨尔曼·拉什迪所描绘的“被转化的人”的一个早期的范例。所谓“被转化的人”，也就是被不同文化“转化”的人。但这不是人们被动经历的事情：加维要求恢复黑人尊严的呼吁是自我转化的一种呼声。跨越不同地域时，语言、人和文化会发生改变，可以从转化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是如何改变的。它还可以被更隐讳地使用，用来描绘个人或群体是如何通过改变自己对社会地位的认识而被转化的。
在这里，在纽约，三个人站在一起，准备向聚集在自由大会堂里参加联合黑人促进会会议的听众发言，他们不仅是一路从牙买加、达荷美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到哈莱姆的三个人。在重新描绘美国文化及超越全球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是积极的文化上的转化者。他们的相聚标志着被压迫国家间的革命性的思想意识的转化。后来，克乔·托瓦罗-胡诺王子受到了法国殖民当局的迫害，加维被联邦调查局勒令离开美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民权激进主义者——如歌手保罗·罗伯逊与加勒比海及非洲反殖民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军事情报五处和英国军事情报六处的监控之下，但此时为时已晚——加维的干预已经成功。加勒比海的激进主义已经抵达纽约和伦敦，争取黑人权力的事业将越来越壮大。一代接一代的加勒比海的活动家（如C.L.R.詹姆斯、克劳德·麦凯和乔治·帕德莫）积极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进。
1960年迎来了这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市中心的酒店内遭到刻薄对待后，受马尔科姆·X邀请来到哈莱姆，入住在泰瑞莎酒店。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说：“我立刻决定‘我要到哈莱姆去，因为那里有我的好友’。”卡斯特罗对哈莱姆的初访标志着古巴与美国黑人长期团结的开始，也标志着（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产生于第三世界的两国人民——古巴人民与美国的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友情与同情的开端。
……
前言/序言
本书原名为《后殖民主义：十分简单的介绍》（Postcoloni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面对具有一般人文知识的读者。但是和收入这套系列丛书的不少短小精悍的著作一样，本书作者罗伯特o扬 （Robert J.C. Young， 1950- ）却是当今国际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位大家。他自幼在英国受教育，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爱克斯特学院，曾在南汉普顿大学任教，后被母校牛津大学聘为英文和批评理论教授，同时兼任沃德姆学院研究员。2005年，他应聘到美国纽约大学任教，担任朱利叶斯o西尔弗英文和比较文学讲座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白色的神话：书写历史和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1990），《殖民的欲望：文化、理论和种族的混杂》（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Culture， Theory and Race， 1995）和《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Postcolonialism：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2001），本书的写作就是沿着最后这部鸿篇巨制的思路进一步普及和阐发的结果。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英国族裔的概念》（The Idea of English Ethnicity， 2008）。
本书的写法和大多数高深的理论学术专著的写法大不相同，具有浅显和通俗易懂的特色。众所周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要文化理论思潮中，后殖民主义是时间持续较长、涉及学科范围广泛且内涵十分复杂的一种全球性的理论思潮，因此要对它作介绍自然也很难。我们今天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实际上包括了这样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化。对于前者本书并没有太多的涉及，而对于后者作者则描述了很多。它主要指处于后殖民状况的（原先的）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文化的历史，它与前殖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后仍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残余，同时又明显地带有对宗主国的殖民文化的抵制和抗争色彩。作者避开了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改用一种讲故事的散文笔法讲述了一部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历史，涉及的人物有甘地、格瓦拉、法农以及毛泽东等；从有关属下阶层的知识到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历史和权利，从非洲的空间和土地到种族和文化的混杂，从后殖民女权主义到从后殖民视角来解读全球化，最后还专有一章阐述了霍米o巴巴的文化翻译（或转化）理论的含义。要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对一系列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概念作出详细的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本书有可能会吸引一些文化理论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篇短序中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及这一思潮在理论上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简略的介绍。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取代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一度雄踞西方文化理论界，它的主要理论基石是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和“非中心化”思维模式，曾在文化研究崛起时有所式微，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的著述被重新认识以及霍米o巴巴的异军突起，后殖民理论和批评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早先的一些相关理论课题，如种族、族裔、历史、权力、殖民、霸权、边缘、中心、帝国等，被从事全球化研究的学者发掘出新的价值进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兴起与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流散写作/批评等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三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萨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的知名度最高，这与他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他生前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如果说，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o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之特色的话，那么萨义德早期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批判的理论基石就是 “东方主义”。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为我们的跨学科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 “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他于1993年出版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全面审视了西方文化，从18世纪的作家简o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萨尔曼o拉什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当然，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并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和反霸权斗争相关联；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可以说，萨义德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着上述两本著作中涉及的问题而深入研究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深入探讨则集中体现在他逝世前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中所收的各篇论文中。今天，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流散写作的学者已将其当作研究流散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
佳亚特里o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通常被当作名声仅次于萨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科学讲座教授。作为一位个人经历异常复杂而且理论方向也十分驳杂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走过的是一条发展轨迹清晰可寻的学术道路：她早年曾作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最重要的翻译阐释者而一举成名，其后又以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的身份而活跃在女性文学界和批评界。之后当这一切均为她的异军突起铺平道路后，她才独辟蹊径，逐步发展成为有着自己独特批评个性和理论风格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斯皮瓦克的著作包括三部论文集以及出版于上世纪末的一部专著：《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论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和《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 1996[ed.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以及《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此外她还出版访谈录，编译多部理论著作和文集，并在欧美各主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批评论文。斯皮瓦克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并坚持学习中文长达六年。
霍米o巴巴 （Homi K. Bhabha， 1949- ）和斯皮瓦克一样，也出生在印度，后到西方著名学府求学，然后在英国任教，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巴巴的主要著作就是《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并编有《民族与叙述》 （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作为当代西方文化学术界最具有批判锋芒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霍米o巴巴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揉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换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原先的那种对殖民地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早已成为历史，但一些帝国主义霸权集团仍不忘对这些前殖民地进行文化渗透。如果说老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主要表现在对之的压迫和掠夺的话，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则施行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渗透和侵略，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长期地持续下去。
本书的写法和大多数高深的理论学术专著的写法大不相同，具有浅显和通俗易懂的特色。众所周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要文化理论思潮中，后殖民主义是时间持续较长、涉及学科范围广泛且内涵十分复杂的一种全球性的理论思潮，因此要对它作介绍自然也很难。我们今天所说的后殖民主义实际上包括了这样两个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化。对于前者本书并没有太多的涉及，而对于后者作者则描述了很多。它主要指处于后殖民状况的（原先的）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文化的历史，它与前殖民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后仍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残余，同时又明显地带有对宗主国的殖民文化的抵制和抗争色彩。作者避开了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改用一种讲故事的散文笔法讲述了一部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后殖民历史，涉及的人物有甘地、格瓦拉、法农以及毛泽东等；从有关属下阶层的知识到来自下层和上层的历史和权利，从非洲的空间和土地到种族和文化的混杂，从后殖民女权主义到从后殖民视角来解读全球化，最后还专有一章阐述了霍米o巴巴的文化翻译（或转化）理论的含义。要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对一系列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概念作出详细的介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本书有可能会吸引一些文化理论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篇短序中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及这一思潮在理论上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作一简略的介绍。
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取代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一度雄踞西方文化理论界，它的主要理论基石是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和“非中心化”思维模式，曾在文化研究崛起时有所式微，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的著述被重新认识以及霍米o巴巴的异军突起，后殖民理论和批评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早先的一些相关理论课题，如种族、族裔、历史、权力、殖民、霸权、边缘、中心、帝国等，被从事全球化研究的学者发掘出新的价值进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再度兴起与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文化身份以及流散写作/批评等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
在三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中，萨义德 （Edward Said， 1935-2003）的知名度最高，这与他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他生前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并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如果说，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o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和“少数族群”研究之特色的话，那么萨义德早期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批判的理论基石就是 “东方主义”。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为我们的跨学科文化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 “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他于1993年出版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全面审视了西方文化，从18世纪的作家简o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萨尔曼o拉什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的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当然，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并与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和反霸权斗争相关联；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可以说，萨义德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的深入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着上述两本著作中涉及的问题而深入研究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深入探讨则集中体现在他逝世前出版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中所收的各篇论文中。今天，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流散写作的学者已将其当作研究流散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
佳亚特里oC.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通常被当作名声仅次于萨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后殖民批评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维龙基金会人文科学讲座教授。作为一位个人经历异常复杂而且理论方向也十分驳杂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斯皮瓦克走过的是一条发展轨迹清晰可寻的学术道路：她早年曾作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北美最重要的翻译阐释者而一举成名，其后又以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的身份而活跃在女性文学界和批评界。之后当这一切均为她的异军突起铺平道路后，她才独辟蹊径，逐步发展成为有着自己独特批评个性和理论风格的后殖民理论批评家之一。斯皮瓦克的著作包括三部论文集以及出版于上世纪末的一部专著：《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论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1987）、《外在于教学机器之内》（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和《斯皮瓦克读本》（The Spivak Reader， 1996[ed.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以及《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行将消失的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1999）。此外她还出版访谈录，编译多部理论著作和文集，并在欧美各主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批评论文。斯皮瓦克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并坚持学习中文长达六年。
霍米o巴巴 （Homi K. Bhabha， 1949- ）和斯皮瓦克一样，也出生在印度，后到西方著名学府求学，然后在英国任教，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巴巴的主要著作就是《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 1994），并编有《民族与叙述》 （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作为当代西方文化学术界最具有批判锋芒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霍米o巴巴在理论上的建树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揉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读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推进作用；（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换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原先的那种对殖民地的大规模武装侵略早已成为历史，但一些帝国主义霸权集团仍不忘对这些前殖民地进行文化渗透。如果说老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主要表现在对之的压迫和掠夺的话，新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则施行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渗透和侵略，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阅读本书，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长期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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