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1

  《甲子(1):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用干支纪年的方式记录了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甲子年,讲述了不同年代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和事件。《甲子(1):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以央视纪录片《甲子》为基础,以碎片化的记忆,讲述了每12年同一个属相纪年下的社会历史。书中收集了大量报纸、纪录片、个人日记、回忆录等原始素材,真实再现并还原了近60年的人物、场景和社会环境。涉及中国外交、政治、政策、法律、生活、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不同历史时期的全景图。
《甲子》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分,收录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

编辑推荐

  回眸甲子岁月,实录市井百态,这是6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点滴记录。一部百姓的民生史、也是一部个人视角的家国史。

作者简介

  陈晓卿,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高级编辑、纪录片导演。1990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作品《远在北京的家》、《龙脊》分别获得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2000年创办纪录片栏目《见证》,担任制片人。2007年创作纪录片《森林之歌》,该节目获得多个国际、国内奖项。2012年创作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朱乐贤,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项目二组制片人。
主要作品:《舌尖上的中国》执行制片人。
《森林之歌》导演。
《百年中国》导演。

目录

子年记忆
1948年戊子
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
1960年庚子
“东风猛吹跃进浪,英雄巧夺万吨轮……”
1972年壬子
“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1984年甲子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1月24日,33岁的王石骑着自行车去办事,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和警察。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要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现场。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96年丙子
到1996年年底,中国有下岗职工近900万。下岗职工的生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此时,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入网费需要3000元,月租150元,通话费是每分钟0。6元,每个用户的月平均话费在千元以上。
“如果没有移民这个机会,我的女儿肯定只能在县城读书,她的命运肯定无法与今天相比。三峡移民,是改变我命运的机遇,也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丑年记忆
1949年己丑
中国的工薪阶层被榨得山穷水尽。钞票贬值太快,一发薪,钞票到手就必须在当天用光,第二天它的价值就趋近于零了。
南京解放两天后,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浙江溪口拜祭。长子蒋经国这样记述当日的情形: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61年辛丑
4月9日,万众瞩目的男子团体决赛在中国队和蝉联5届团体冠军的日本队之间进行。比赛前,一位大校军官把庄则栋拉到屋子里,脱光了衣服,让庄则栋看他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累累伤痕,叮嘱庄则栋一定要战胜日本队。
在接见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坦诚相告,1961年中国粮食收成不好,已经是连续第3年歉收了。年底,美国西雅图的一家贸易公司申请向新中国出口40万吨粮食,美国商务部却拒绝签发许可证。
7月21日清晨,刚刚醒来的香港市民被一则新闻震惊。32岁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在前一天晚上突然去世。
1973年癸丑
春节过后,18岁的管谟业从山东高密县来到青岛。管谟业一直在争取成为棉油厂的正式工,但始终没有成功,不得已在3年后回到村里。但他离开农村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1976年,他参军入伍,后来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笔名莫言。
“文革”开始后,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
1985年乙丑
在中国球迷的眼皮底下,中国队输掉了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结束后,现场的球迷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他们还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
1985年,一部讲述旧上海帮会内部爱恨情仇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同样风靡大江南北。《上海滩》展现了许文强从一个学生到黑道枭雄的演变过程,突破了内地作品的题材禁忌。许文强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用白围巾轻拭鼻尖的派头倾倒无数少女。
1997年丁丑
北京的街头,给邓小平送行的队伍中,一些年轻人竖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在深圳,许多市民自发点燃蜡烛,在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下祭拜,不少人失声痛哭。在书店里,邓小平的画像出现脱销。
就在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并最终演化为一场亚洲金融危机。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1997年是在观看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中结束的。影片的最后,演员葛优扮演的角色带着淡淡的伤感说道:“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寅年记忆
1950年庚寅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五一”劳动节这天,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婚姻法》正式颁布。在被关押14天之后,钱学森以15000美元的高昂代价,被保释出狱。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一直放在那里,他始终没有打开过。钱学森没有料到,他的归国之路还要再等待5年之久。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首尔(原名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
1962年壬寅
“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个孩子都会哼唱的一首童谣。《我们的六十年代》一书中这样描写这时孩子在捡到一分钱时的复杂心理:“一分钱,可以买一包酸梅粉,一串老虎肉,还可以换两颗玻璃弹珠,一支红蓝铅笔……那孩子定是思来想去,心里做着激烈的交锋。”
1974年甲寅
“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
龙校长:你会写字吗?
李金凤:土改的时候参加过扫盲班。
龙校长:写几个字我看看,写什么都可以。(李金凤写字)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龙校长:李金凤,你被录取了!
1986年丙寅
春节过后,76岁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了浙江温州。此时的温州,还是一个只有几条主干道的小城市。吸引费孝通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一年前刊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名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
“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
1998年戊寅
4月3日,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全面上映。据统计,《泰坦尼克号》在全球共创造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收入3。7亿人民币,接近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的1/5。
索罗斯宣称,“港服必败”。做出迎战决定的是上任不久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晚上他把同事们放行回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流泪,他后来回忆说:“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做了这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们的日子十分艰难,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

精彩书摘

  1948年7月,昆仑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万家灯火》上映,它描绘的是上海一个小公司职员胡智清一家的生活。胡智清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妻子又兰持家有方。后因农村破产,胡智清的母亲携弟弟一家来上海投奔。由于人口骤增,物价飞涨,一家人生活困难。恰在此时,胡智清又遭解雇,家庭陷入绝境。
很多人通过影片中一家人的悲欢,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7月23日,清华大学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抱病参加。他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不愿接受,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一个多月前,朱自清参与签署了北平教授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联合声明,并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朱自清6月份的全部薪水只能买三袋多面粉,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吃两顿粗粮。因为严重的胃病,他的体重已经减轻到不足40公斤。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意味着全家收入要减少五分之二。
签字当天,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需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朱自清日记1948年6月18日
清华大学的座谈会是朱自清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他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半个多月后,朱自清因胃穿孔而辞世。
从6月份开始,买一个鸡蛋要二十四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一百斤法币,法币首尾接连二里半,可买粗布一尺。在美国《今日新闻》拍摄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女接线员,月工资43美元,折合成法币高达4亿3千5百60万元,可怜的女职员几乎拿不动她半个月的薪水。
8月20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东北流通券,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
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回忆说:“政府下令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此外,还用种种恐吓手段,说什么他们有自动指金针仪器,金子藏在哪里,针就会指向哪里。当时,人人心惊胆战。”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
在当局严令之下,中央银行门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等待兑换金圆券的市民。新钞票上,蒋介石的头像第一次代替了国父孙中山。
董竹君在兑换了金圆券之后,因担心贬值,仍暗中囤货。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圆券,冒险囤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在半夜作好两套帐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币制改革的成败将影响全国。蒋介石特意派儿子蒋经国前往督导。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抗战期间主政赣南,由此声名鹊起。他带领自己一手组建的“戡乱建国大队”来到上海,随后又招募一万多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动员大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来对付抵制币改的人。上海人称他们为“打虎队”。
“打虎队”与上海警察一道,检查市场、仓库、水陆码头,雷厉风行地实施限价政策,严禁囤积。还组织化妆宣传大游行,押着一批商人游街示众。
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中,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荣鸿元等64人,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而被拘捕;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队长戚再玉以受贿罪遭枪毙;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抛售股票投机,被送上了特刑庭。一时之间,经济改革风潮震动全国。
9月下旬,杜月笙向蒋经国举报扬子公司囤积物资。扬子公司是由杜月笙与前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四川军人范绍增等共同筹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最多的孔令侃担任董事长。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得派人查封扬子公司,拘禁孔令侃。
扬子案成为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热点。第一夫人宋美龄亲临上海,解救外甥孔令侃。在她电报催促下,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也飞来上海,招来蒋经国说了一句“和为贵”。
扬子案最终不了了之。不到三个月,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即告失败,限价政策取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离开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
蒋经国日记1948年11月6日
9月下旬,上海大新公司里,每天顾客盈门。18号下午,作家叶圣陶带着家人来到这里,专程参观“敦煌艺术展”。他在日记中写道:“最感兴趣者为飞天。全属曲线,飞舞生动。观者甚挤,不及细看。”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1600多年风风雨雨,至今仍保存着编号洞窟492个。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的相继到来,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大量的古籍经卷被盗往海外。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敦煌随即闻名于世。
1943年3月,早年留学法国的画家常书鸿经过数月长途跋涉,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他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难怪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地,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活动的希望,比什么还要迫切。”
在敦煌的5年,常书鸿的同事陆续离开,妻子陈芝秀也因戈壁滩艰苦单调的生活,离他而去。
上海是“敦煌艺术展”各大城市巡回展的第二站。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希望通过宣传,为几年来生存艰难的敦煌保护带来转机。
上海《大公报》上,刊登出常书鸿撰写的文章:“5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在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理想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引起恐惧——我常常自己在疑问: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
常书鸿
在上海,敦煌壁画受到商业式的欢迎,印着壁画图案的被面、丝巾、手帕,在南京路热销起来。小贩们兜售商品的噱头是“敦煌美女加菩萨”。常书鸿最迫切的愿望也在上海实现。通过私人关系,他取得上海建业银行的资助,将全部敦煌摹本彩色印刷出版。
中秋节的长春,黄昏刚到,解放军围城部队就忙碌起来。《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他们把月饼馅裹放进了传单,纸烟上印上了标语,并且用刀子在每一个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蒋起义’的口号。然后按照敌人的地堡,附上我军的慰问信,一齐送了过去。”
穆青《月夜寒萧——记长春城外中秋夜》1948年9月30日
明月初升,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敲起了锣鼓,战士们开始做游戏,看文艺表演,胡琴声、歌声、笑声汇成一片。穆青在文章中写道:“一阵阵的歌声、口号声,随着火线的秋风,清晰地飘向长春孤城。而那里,仅仅一线之隔,像旷野的孤坟一样,简直一片死寂。”
前线喊话组向对面的阵地喊道:“蒋军弟兄们,你们在想家吗,你们在家乡是怎样过节的呢?”宣传队则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
第二天一早,对面的一八二师五四六团就陆续逃过来23人。
长春围困战已经持续了5个月。国民党60军濒临绝境,连麸子掺豆饼都难以维持,许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为守军的国民党新七军却还有大米吃。
在这张照片上,5个60军士兵,为了拍照特意借来军服和卡宾枪。第60军原是云南地方武装,待遇上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有着天壤之别。一色美式军服的新七军士兵,把60军称为“花子兵”。
“锦州占领后,敌人长春守卫部队面临绝境。曾泽生将军起义,来到我军围城司令部。”
《中国人民的胜利》
10月17日,60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临阵起义。两天后,新七军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半个月后,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沈阳被攻克,东北全境解放。9月开始的辽沈战役,是共产党战略大决战的正式开始。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多人。
“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热烈庆祝全东北的解放”
此时,在华北和中原,淮海战役也已打响。
字幕:纪录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哈尔滨是东北的首府,人民自己的城市。”
就在辽沈战役期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工友们、技术工作者,大家都特别高兴,都积极地在布置会场。‘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大标语横挂在大门的正面,‘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金字匾也挂起来了,像一座庄严的灯塔。”
此时,距离上一次劳动大会已经过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劳动大会是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当时只有29名代表出席。这一届大会共有518名代表参加,除了解放区的代表,还有国统区的天津、上海、两广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赵占魁。
“赵占魁同志说:‘俺们的天下大啦,俺们是火车头,要带头干!’”
大会历时22天,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被选举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就是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在700人的宴会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起彼伏。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刊载出一条新闻,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报》主编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报业生涯,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多方猜测。
几天前,一心贯彻“戡乱”方针的蒋介石,催促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
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杂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十一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生命。在写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战,仅在结尾说道,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
陈布雷死于自杀的消息,最终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发布。《观察》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观察》第5卷16期1948年12月11日
11月底,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明显的不同,没有国会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
半个月后,杜鲁门约见宋美龄,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经到达极限,除了之前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政府暂时不会给予更多的援助。
解说“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2月5日向华北前进。”——《中国人民的胜利》
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东北野战军,来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关。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100万兵力,发起平津战役。半个月后,北平、天津已完全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从12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阳门都会聚集着来自各个城区的居民。由于从郊外运进城的新鲜蔬菜日见匮乏,攻守双方达成默契,在朝阳门瓮城里开辟一个菜市。所有蔬菜在一个小时内卖光,人们只有去得早,才能买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声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由于走得匆忙,胡适只给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张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
蒋介石预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继胡适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等人搭乘第二架飞机飞往南京。教育部官员特地到机场迎接,却大失所望,“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有来。
位于北平城外的清华园,在校长梅贻琦走后,仍照常上课。12月16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几天后,解放军开进海淀镇,他们没有进驻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
代理校长冯友兰回忆,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他的夫人看见校门口站岗的战士赤着脚穿鞋,打算送给他一双袜子,结果无功而返。冯友兰不禁感概说:“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哲学教授冯友兰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也在“抢救”名单中。但他决定留在北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冯友兰自述》
12月18日晚上,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里。他们特地前来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临走,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一年梁思成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梁思成抱着单纯的信念留下来,在他看来:“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梁思成
1948年的最后时刻,胡适与傅斯年共同度过。
8月,傅斯年从美国归来,即被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又经几位朋友轮番劝说,11月傅斯年才接受任命,但并没有上任,他仍在去留之间徘徊。
胡适与傅斯年置酒对饮,吟诵起陶渊明的《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举行便宴,招待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宴会上他宣读了第二天将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准备宣布下野。
这一晚,有更多的人在寻找与倾听“北方”的声音,他们听到了新华社播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
……

前言/序言

  序言
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第一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非典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60年以来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最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30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20世纪6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吗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女士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女士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做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相册,跟咱们家里的相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相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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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甲子1: 中国60年民生记录
电子书格式:mobi,azw3,pdf,epub,txt,word
作者:陈晓卿 / 朱乐贤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508640709
豆瓣评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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