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1）：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用干支纪年的方式记录了历史上一个完整的甲子年，讲述了不同年代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和事件。《甲子（1）：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以央视纪录片《甲子》为基础，以碎片化的记忆，讲述了每12年同一个属相纪年下的社会历史。书中收集了大量报纸、纪录片、个人日记、回忆录等原始素材，真实再现并还原了近60年的人物、场景和社会环境。涉及中国外交、政治、政策、法律、生活、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不同历史时期的全景图。
《甲子》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部分，收录子年记忆、丑年记忆、寅年记忆。
编辑推荐
作者简介
朱乐贤，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项目二组制片人。
主要作品：《舌尖上的中国》执行制片人。
《森林之歌》导演。
《百年中国》导演。
目录
1948年戊子
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
1960年庚子
“东风猛吹跃进浪，英雄巧夺万吨轮……”
1972年壬子
“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1984年甲子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1月24日，33岁的王石骑着自行车去办事，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和警察。一打听，原来是邓小平要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现场。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1996年丙子
到1996年年底，中国有下岗职工近900万。下岗职工的生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此时，拥有一部移动电话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入网费需要3000元，月租150元，通话费是每分钟0。6元，每个用户的月平均话费在千元以上。
“如果没有移民这个机会，我的女儿肯定只能在县城读书，她的命运肯定无法与今天相比。三峡移民，是改变我命运的机遇，也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丑年记忆
1949年己丑
中国的工薪阶层被榨得山穷水尽。钞票贬值太快，一发薪，钞票到手就必须在当天用光，第二天它的价值就趋近于零了。
南京解放两天后，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浙江溪口拜祭。长子蒋经国这样记述当日的情形：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61年辛丑
4月9日，万众瞩目的男子团体决赛在中国队和蝉联5届团体冠军的日本队之间进行。比赛前，一位大校军官把庄则栋拉到屋子里，脱光了衣服，让庄则栋看他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累累伤痕，叮嘱庄则栋一定要战胜日本队。
在接见蒙哥马利时，毛泽东坦诚相告，1961年中国粮食收成不好，已经是连续第3年歉收了。年底，美国西雅图的一家贸易公司申请向新中国出口40万吨粮食，美国商务部却拒绝签发许可证。
7月21日清晨，刚刚醒来的香港市民被一则新闻震惊。32岁的功夫明星李小龙在前一天晚上突然去世。
1973年癸丑
春节过后，18岁的管谟业从山东高密县来到青岛。管谟业一直在争取成为棉油厂的正式工，但始终没有成功，不得已在3年后回到村里。但他离开农村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1976年，他参军入伍，后来成为一位著名作家，笔名莫言。
“文革”开始后，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
1985年乙丑
在中国球迷的眼皮底下，中国队输掉了世界杯预选赛。比赛结束后，现场的球迷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他们还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
1985年，一部讲述旧上海帮会内部爱恨情仇的香港电视剧《上海滩》同样风靡大江南北。《上海滩》展现了许文强从一个学生到黑道枭雄的演变过程，突破了内地作品的题材禁忌。许文强西装革履，头戴礼帽，用白围巾轻拭鼻尖的派头倾倒无数少女。
1997年丁丑
北京的街头，给邓小平送行的队伍中，一些年轻人竖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在深圳，许多市民自发点燃蜡烛，在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下祭拜，不少人失声痛哭。在书店里，邓小平的画像出现脱销。
就在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并最终演化为一场亚洲金融危机。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1997年是在观看冯小刚的贺岁片《甲方乙方》中结束的。影片的最后，演员葛优扮演的角色带着淡淡的伤感说道：“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寅年记忆
1950年庚寅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五一”劳动节这天，新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大法——《婚姻法》正式颁布。在被关押14天之后，钱学森以15000美元的高昂代价，被保释出狱。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一直放在那里，他始终没有打开过。钱学森没有料到，他的归国之路还要再等待5年之久。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朝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推进至三八线以南，首尔（原名汉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攻占。
1962年壬寅
“我在马路边捡到1分钱……”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个孩子都会哼唱的一首童谣。《我们的六十年代》一书中这样描写这时孩子在捡到一分钱时的复杂心理：“一分钱，可以买一包酸梅粉，一串老虎肉，还可以换两颗玻璃弹珠，一支红蓝铅笔……那孩子定是思来想去，心里做着激烈的交锋。”
1974年甲寅
“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
龙校长：你会写字吗？
李金凤：土改的时候参加过扫盲班。
龙校长：写几个字我看看，写什么都可以。（李金凤写字）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龙校长：李金凤，你被录取了！
1986年丙寅
春节过后，76岁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了浙江温州。此时的温州，还是一个只有几条主干道的小城市。吸引费孝通来到这里的原因，是一年前刊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名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
“历史往往是一不留神酿成的，《一无所有》并不是崔健的最佳作品，但即使是一个小烟头，也足以点燃那个年月在封冻中等待得太久、哆嗦得太久的人们。”
1998年戊寅
4月3日，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在国内全面上映。据统计，《泰坦尼克号》在全球共创造18亿美元的票房，在中国收入3。7亿人民币，接近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的1/5。
索罗斯宣称，“港服必败”。做出迎战决定的是上任不久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晚上他把同事们放行回家，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流泪，他后来回忆说：“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做了这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们的日子十分艰难，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
精彩书摘
很多人通过影片中一家人的悲欢，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7月23日，清华大学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抱病参加。他在会上发言说：“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不愿接受，是习惯上变不过来。所以我对学生说，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
一个多月前，朱自清参与签署了北平教授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联合声明，并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朱自清6月份的全部薪水只能买三袋多面粉，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吃两顿粗粮。因为严重的胃病，他的体重已经减轻到不足40公斤。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意味着全家收入要减少五分之二。
签字当天，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需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
朱自清日记1948年6月18日
清华大学的座谈会是朱自清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他在努力适应时代变化。半个多月后，朱自清因胃穿孔而辞世。
从6月份开始，买一个鸡蛋要二十四斤法币，一斤玉米面要一百斤法币，法币首尾接连二里半，可买粗布一尺。在美国《今日新闻》拍摄的影片中，一位上海女接线员，月工资43美元，折合成法币高达4亿3千5百60万元，可怜的女职员几乎拿不动她半个月的薪水。
8月20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东北流通券，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
上海锦江饭店老板董竹君回忆说：“政府下令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此外，还用种种恐吓手段，说什么他们有自动指金针仪器，金子藏在哪里，针就会指向哪里。当时，人人心惊胆战。”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
在当局严令之下，中央银行门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等待兑换金圆券的市民。新钞票上，蒋介石的头像第一次代替了国父孙中山。
董竹君在兑换了金圆券之后，因担心贬值，仍暗中囤货。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到处拉借友人换来的金圆券，冒险囤货。但又怕别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将买进足够一年的存货存放别处，又偷偷在半夜作好两套帐目，以防万一税务局查账。”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币制改革的成败将影响全国。蒋介石特意派儿子蒋经国前往督导。
蒋经国早年留学苏联，抗战期间主政赣南，由此声名鹊起。他带领自己一手组建的“戡乱建国大队”来到上海，随后又招募一万多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动员大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要有武松打虎的勇气，来对付抵制币改的人。上海人称他们为“打虎队”。
“打虎队”与上海警察一道，检查市场、仓库、水陆码头，雷厉风行地实施限价政策，严禁囤积。还组织化妆宣传大游行，押着一批商人游街示众。
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中，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荣鸿元等64人，因私套外汇、囤积居奇而被拘捕；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队长戚再玉以受贿罪遭枪毙；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抛售股票投机，被送上了特刑庭。一时之间，经济改革风潮震动全国。
9月下旬，杜月笙向蒋经国举报扬子公司囤积物资。扬子公司是由杜月笙与前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四川军人范绍增等共同筹建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最多的孔令侃担任董事长。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得派人查封扬子公司，拘禁孔令侃。
扬子案成为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新闻热点。第一夫人宋美龄亲临上海，解救外甥孔令侃。在她电报催促下，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也飞来上海，招来蒋经国说了一句“和为贵”。
扬子案最终不了了之。不到三个月，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即告失败，限价政策取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离开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
蒋经国日记1948年11月6日
9月下旬，上海大新公司里，每天顾客盈门。18号下午，作家叶圣陶带着家人来到这里，专程参观“敦煌艺术展”。他在日记中写道：“最感兴趣者为飞天。全属曲线，飞舞生动。观者甚挤，不及细看。”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1600多年风风雨雨，至今仍保存着编号洞窟492个。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的相继到来，敦煌莫高窟被重新发现，大量的古籍经卷被盗往海外。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敦煌随即闻名于世。
1943年3月，早年留学法国的画家常书鸿经过数月长途跋涉，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他来说，这是人生中第一次来到如此艰苦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难怪大家都有‘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就是从城内雇来的工匠，做了几天之后，往往会不声不响地私自进城去。没有娱乐，没有社交，孤零零静寂寂地，有时候等待一个人群社团活动的希望，比什么还要迫切。”
在敦煌的5年，常书鸿的同事陆续离开，妻子陈芝秀也因戈壁滩艰苦单调的生活，离他而去。
上海是“敦煌艺术展”各大城市巡回展的第二站。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希望通过宣传，为几年来生存艰难的敦煌保护带来转机。
上海《大公报》上，刊登出常书鸿撰写的文章：“5年了！我在这瀚海孤岛中，在一个与人世隔绝的死角落……理想工作人员不能聘到，柴草马料无法购运，同仁因疾病引起恐惧——我常常自己在疑问：千佛洞的环境是否有设立一个类似机构的可能？”
常书鸿
在上海，敦煌壁画受到商业式的欢迎，印着壁画图案的被面、丝巾、手帕，在南京路热销起来。小贩们兜售商品的噱头是“敦煌美女加菩萨”。常书鸿最迫切的愿望也在上海实现。通过私人关系，他取得上海建业银行的资助，将全部敦煌摹本彩色印刷出版。
中秋节的长春，黄昏刚到，解放军围城部队就忙碌起来。《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他们把月饼馅裹放进了传单，纸烟上印上了标语，并且用刀子在每一个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蒋起义’的口号。然后按照敌人的地堡，附上我军的慰问信，一齐送了过去。”
穆青《月夜寒萧——记长春城外中秋夜》1948年9月30日
明月初升，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到处都敲起了锣鼓，战士们开始做游戏，看文艺表演，胡琴声、歌声、笑声汇成一片。穆青在文章中写道：“一阵阵的歌声、口号声，随着火线的秋风，清晰地飘向长春孤城。而那里，仅仅一线之隔，像旷野的孤坟一样，简直一片死寂。”
前线喊话组向对面的阵地喊道：“蒋军弟兄们，你们在想家吗，你们在家乡是怎样过节的呢？”宣传队则唱起了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
第二天一早，对面的一八二师五四六团就陆续逃过来23人。
长春围困战已经持续了5个月。国民党60军濒临绝境，连麸子掺豆饼都难以维持，许多士兵靠挖野菜喝稀粥活命，而同为守军的国民党新七军却还有大米吃。
在这张照片上，5个60军士兵，为了拍照特意借来军服和卡宾枪。第60军原是云南地方武装，待遇上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有着天壤之别。一色美式军服的新七军士兵，把60军称为“花子兵”。
“锦州占领后，敌人长春守卫部队面临绝境。曾泽生将军起义，来到我军围城司令部。”
《中国人民的胜利》
10月17日，60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临阵起义。两天后，新七军也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半个月后，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据点——沈阳被攻克，东北全境解放。9月开始的辽沈战役，是共产党战略大决战的正式开始。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多人。
“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热烈庆祝全东北的解放”
此时，在华北和中原，淮海战役也已打响。
字幕：纪录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哈尔滨是东北的首府，人民自己的城市。”
就在辽沈战役期间，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工友们、技术工作者，大家都特别高兴，都积极地在布置会场。‘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大标语横挂在大门的正面，‘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金字匾也挂起来了，像一座庄严的灯塔。”
此时，距离上一次劳动大会已经过去19年了。1929年的第五次劳动大会是在上海秘密举行的，当时只有29名代表出席。这一届大会共有518名代表参加，除了解放区的代表，还有国统区的天津、上海、两广等地的代表。代表中，最有名的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赵占魁。
“赵占魁同志说：‘俺们的天下大啦，俺们是火车头，要带头干！’”
大会历时22天，恢复并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被选举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当前的任务，就是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
《解放日报》记者穆青在通讯中写道：在700人的宴会上，各地代表高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此起彼伏。
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刊载出一条新闻，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
早在1927年，《商报》主编陈布雷放弃了自己蒸蒸日上的报业生涯，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最信赖的执笔者。他的突然离世，引发多方猜测。
几天前，一心贯彻“戡乱”方针的蒋介石，催促陈布雷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
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杂记中写道：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
第二天晚上，陈布雷写下十一封遗书，吞服安眠药结束生命。在写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中，只感念知遇之恩，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战，仅在结尾说道，结束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
陈布雷死于自杀的消息，最终由中央社在11月18日发布。《观察》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陈布雷敢于在自杀之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以死明志。”
《观察》第5卷16期1948年12月11日
11月底，宋美龄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这一次她所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明显的不同，没有国会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
半个月后，杜鲁门约见宋美龄，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已经到达极限，除了之前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政府暂时不会给予更多的援助。
解说“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2月5日向华北前进。”——《中国人民的胜利》
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东北野战军，来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山海关。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100万兵力，发起平津战役。半个月后，北平、天津已完全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从12月中旬开始，每天清晨，北平朝阳门都会聚集着来自各个城区的居民。由于从郊外运进城的新鲜蔬菜日见匮乏，攻守双方达成默契，在朝阳门瓮城里开辟一个菜市。所有蔬菜在一个小时内卖光，人们只有去得早，才能买到菜。
12月15日，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声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由于走得匆忙，胡适只给留守北大的同事留下一张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
蒋介石预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继胡适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等人搭乘第二架飞机飞往南京。教育部官员特地到机场迎接，却大失所望，“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有来。
位于北平城外的清华园，在校长梅贻琦走后，仍照常上课。12月16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几天后，解放军开进海淀镇，他们没有进驻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
代理校长冯友兰回忆，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他的夫人看见校门口站岗的战士赤着脚穿鞋，打算送给他一双袜子，结果无功而返。冯友兰不禁感概说：“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哲学教授冯友兰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也在“抢救”名单中。但他决定留在北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冯友兰自述》
12月18日晚上，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里。他们特地前来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临走，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一年梁思成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梁思成抱着单纯的信念留下来，在他看来：“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梁思成
1948年的最后时刻，胡适与傅斯年共同度过。
8月，傅斯年从美国归来，即被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又经几位朋友轮番劝说，11月傅斯年才接受任命，但并没有上任，他仍在去留之间徘徊。
胡适与傅斯年置酒对饮，吟诵起陶渊明的《拟古》：“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催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举行便宴，招待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员会委员。宴会上他宣读了第二天将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准备宣布下野。
这一晚，有更多的人在寻找与倾听“北方”的声音，他们听到了新华社播发的，由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中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词的时代。
……
前言/序言
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第一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非典最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第一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60年以来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最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30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20世纪6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吗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最大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女士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女士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做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相册，跟咱们家里的相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相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最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最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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