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事实是，他令人不快。怪事不少，有一件事他不由自主说了出来，一天晚上，他呆在一个地位煊赫的同事家里：
“漂亮的挂钟！漂亮的地毯！漂亮的仆役服装！这真是很令人讨厌！噢！我可不愿意所有这些浮华的东西，在我耳边不停地叫唤：有人饿了！有人冷了！有穷人！有穷人！”
顺便说说，憎恨奢华不会是明智的。这种憎恨会带来憎恨艺术。然而，在教会人士家里，在摆排场和宗教仪式之外，奢华是个错误。看来这不像显露真正仁慈的习俗。一个肥胖的教士是违背常理的。教士应当呆在穷人身边。可是，是否能不停地，日日夜夜地接触各种困苦，各种不幸，各种穷人，而自身却不沾一点这种神圣的贫困，就像劳动能不沾一点灰尘呢？能设想一个人呆在炭火边，却不感到热吗？能设想一个工人在一只大火炉旁干活，却没有一根头发被烧掉，一根手指被熏黑，没有一滴汗，脸上也没有一点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身上，仁慈的首要证明，就是贫穷。
这无疑正是迪涅的主教的所思所想。
再说，也许不应该认为，他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有着我们所说的“本世纪的思想”。他很少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对教会和国家达成和解的问题保持沉默；不过，要是对他逼得紧，看来不如把他看作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而不是拥护法国教会自主的人。由于我们是在描绘一幅肖像，不想隐瞒什么，我们不得不补充说，他对日落西山的拿破仑态度冷淡。从一八一三年起，他参加或者欢呼一切敌意的示威。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路过时，他拒绝去看皇帝。在百日期间，他在自己的教区拒绝吩咐为皇帝作公开祈祷。
除了他的妹妹巴普蒂丝汀小姐，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是省长。他常常写信给他们俩。他对前者一度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时期，这位将军是普罗旺斯的一个统帅，指挥着一千二百个人，追赶皇帝时却想把他放走。他对另一个兄弟的通信显得更加友爱，这个以前的省长正直、高尚，蛰居在巴黎的卡塞特街。
福来大人也曾经拥有党派思想，这是他悲苦的时期，笼罩着乌云。当时激情的阴影，掠过这关注永恒事物的、和善而崇高的头脑。自然，这样一个人与没有政治见解是相称的。但愿读者不要误解我们的观点，我们绝不将所谓“政治见解”和对进步的孜孜以求，以及和崇高的、爱国的、民主的、人道的信念混淆起来；今日，这种信念理当成为一切通达之士的根底。我们不想深入探索与本书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只想这样说：福来大人不是保王派，他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平静的注视，那是幸事；人们在他的注视中，清晰地看到，在人间事物的风云变幻之上，有三注纯洁的光芒在闪闪发光：真理、正义、仁慈。
我们承认，天主创造出福来大人，决不是要他起政治作用。我们理解和赞赏他以法律和自由的名义对手握全权的拿破仑提出抗议，傲然表示反对，这是正确而危险的抗拒。可是，我们面对飞黄腾达的人感到顺眼，而对一落千丈的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只喜欢在有危险的地方进行战斗；无论如何，惟有最初的斗士才有权利成为最后全歼敌人的斗士。谁在兴盛时期没有成为不屈不挠的揭发者，谁就应该在崩溃时保持沉默。只有成功的揭露者，才是失败的合法辩护人。至于我们，当天主参与进来并进行打击时，我们就听之任之吧。一八一二年，有人开始缴我们的械。一八一三年，受到灾祸鼓动的、以前缄默不语的立法会议卑怯地打破沉默，表示愤慨，人们对此表示赞许是不对的；一八一四年，面对那些背叛的元帅，面对从一个泥潭到另一个泥潭、被捧到天上以后詈骂不止的参议院，面对撒腿逃跑、向偶像啐唾沫的狂热崇拜者，掉过头去是一种责任；一八一五年，空气中弥漫着大灾大难，法国对灾难临头感到颤栗，能隐约辨别到滑铁卢在拿破仑面前张开大口，军队和人民对受命运判决的人发出痛苦的欢呼，这一切丝毫没有可笑的地方。一颗像迪涅主教那样的心，即使对暴君作了全部保留，也许不该视而不见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人在深渊边的紧紧拥抱，所具有的壮美和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