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日本史

【一、战争阴影下的生活】

在整个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对华战争的规模不断升级，开支亦逐步扩大，然而大部分的日本人仍生活得相当优裕，物质无甚匮乏。从1937 年到1941 年，工业生产增长达15%，重化工业因为军事需求的关系，发展更为明显；公共讨论空间的确受到钳制，但文化生活仍颇为蓬勃而有生气。因此当日本领导人把日本内政外交带往一个新方向时，从个人的周围环境观察，大部分人民实无须怀疑其领导人的智慧。

正如上面所提及的，太平洋战争在1942 年发生逆转，日本开始陷入劣势，然而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末，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其实已逐渐浮现。在经济方面，1937 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很明显地放缓，通货膨胀率在战前是6%，虽不理想，但仍在控制范围。然而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通货膨胀率开始加剧，遽增至两位数；征税额亦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急升；到1938年，军事开支已占去政府预算的3 / 4、国民生产总值的30%。如果与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的经济状况相比，日本的失衡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后数年中，其严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到20世纪40年代初，消费经济实质上已消失。为了严格掌握资源去向，纺织及其他消费工业绝无其他渠道可以取得任何原料及资本，总动员计划更迫使其设备转为战时生产服务。不过物价与工资管制产生意想不到的恶果，它迫使消费者、雇员及工人转向黑市求取所需货物及工作，最后导致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从1934年到1945年，日本实质工资下跌60%，而美国及英国同期的实质工资则上升20%，德国则是维持原状。到1944年初，当时各大都会仍未遭燃烧弹空袭，民间生活已经好几年陷入物资匮乏状态，政府亦实施管制。

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形可见于一个老板娘的平实回忆，她原来生活相当富裕，与丈夫在东京经营面包店。根据她的自白：

有一阵子我们只能买到一种上海（假）鸡蛋……它们不像真正的鸡蛋可以起泡沫，因此糕点也发不起来了，不过到后来也没法买到了，我们只好改卖三明治，其后糖又无法供应了。我们买来10条面包，能切多薄便多薄，由于买不到火腿肉，只好用鲔鱼作材料……不久，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连鸡蛋也买不到了，更不用说鲔鱼，我们只好放弃三明治生意……到后来，我们连烤面包的机器也给了军部，因为它们是铁制的……我们身边也没有多少东西剩下，飞机空袭又一天比一天紧，最后我们决定离开东京……我们门前中町的家是在3 月9 日那一天的空袭中被烧毁的……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家里的人都在战争中活了下来。

当动员与战争的阴影逐步笼罩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时，日本的文化领袖却扮演着各色各样的角色。或是为自保，或是为不满时局，有些人便投入到艺术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动中，借以逃避现实。著名的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致力于将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翻译为现代日语，约于1938 年完成。一些左翼学者亦由积极变为消极，转而翻译欧洲古典社会科学名著。久留间鲛造（1893—1982）就是在这时期开始编纂马克思著作辞典，最后完成这项巨细无遗的浩大文化工程，有类今天因特网时代的搜索引擎，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是计算
机问世以前的产物。

有少数异议者虽未有互相交流，但各自企图躲过言论检查，发表其批判性看法。下面一首诗发表于1944 年，很明显未被当局检查出来，因此得以宣扬其和平主义观点：

鼠

抛弃生死之生
一只老鼠有若浮雕
挺立于热闹街道之中
俄然老鼠压得扁平一块
来往如织的
车轮
一起飞滚而来
像熨斗压向老鼠
把它熨得扁平
老鼠
一只的老鼠
不但老鼠没了，一只也没了
死亡阴影顿时销声匿迹
有一天，在熙来攘往的街道
只看见一块扁平之物
于阳光下遭受践踏与蒸烤

然而这首诗的作者究竟属于少数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多半热烈支持战争。他们加入政府主办的艺术家与作家团体，或是撰写文章，或是发表演讲，主张战争动员及革新是一个伟大任务，目的是“超克近代”。

战争爆发以后，思想界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批判现代性及西方文化，其努力到1942年7月达到高潮，亦即当时在京都大学所召开的“近代之超克”研讨会。日本国内不少著名学者聚首一堂，希望能把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地缘政治学联结起来。在他们看来，思想工作其实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应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圣战”尽一番力量。对他们而言，中国与太平洋战争有其“世界史的意义”，这意义不外乎“日本人的血与西方知性之间的相克过程，西方知识至今已形成一个体系，横行霸道，而日本人的浴血奋斗才是我们知性活动的真正原动
力”，与西方思想扞格不兼容，两者必须做殊死决战。正如在实际战争中，日本要解放亚洲，不要接受西方霸权；在文化战争中，亦要反抗近代性及西方，不要屈膝于西方的文化理想中。

“近代之超克”的支持者认为文化上的真正敌人是理性的“科学”，它可以溯源至希腊、犹太及基督教，日后逐渐成为西方传统。西方传统文化是以人神对立为中心，然而日本则相反，它从来没有人神矛盾或紧张的关系，因为日本精神源于神道，其基础为一个“知的统一性”，强调存在、生命以至万物的“全体性”。

反近代性者认为自19 世纪80 年代以来，明治维新便遭出卖。他们认为明治维新真正的精神是承担东方的责任，联合各东方国家反抗西方。从某一层面而言，日本是成功的，因为当印度遭凌辱、中国被瓜分之际，日本却屹立不倒，成为反抗西方的中流砥柱。然而其后却
不是这回事，明治日本稍后的“近代化”政策导致全国陷入西方物质主义中，日本人民变得自私自利，看不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天皇仁爱的领导下，共同创造一个不分阶级、和睦相处的社会。反近代性者认为日本到20 世纪20 年代更泥足深陷，大家浑浑噩噩，只知追求个人利益及快乐，而“摩登女郎”、美国电影、速度、纵情声色，均成为这些生活的特征。上述所谓商业化及庸俗化的生活，其实已存在于德川时期的大众文化中，不过当时把一切过失均诿之于西方文化的侵略，特别是美国输出的毒素，美国民主被指责为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这种小恩小惠却欺瞒了许多无知大众。

下面一首诗可以说是上述批判精神的总结，它是竹村健太郎于1941年12月4日所作，刚好是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夕，当时社会的气氛是期待战争扩大。也许是偶然，这一首诗刚好发表在12月8日，珍珠港事变发生的日子。

我立于义与生命
彼立于利
我可说捍卫正义
彼可说利之侵略
当彼藐视四方
我则打造大东亚家庭

战争的目的被神圣化，它要解放亚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纵的现代主义压迫，重新恢复亚洲社会的和谐。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是著名作家，1942年初他曾在《日日新闻》上写道：“东亚民族将会以大东亚战争为开端，建立一个共通文化区域，与自中古时期以来的欧洲类似……而第一步就是要将西方影响力逐出东亚。这伟大的任务现在正落到日本的肩膀上。”

日本政府的战时文化政策是上述精神的反映，国家政策公然排除英美文化的影响力。德法电影虽仍准许上映，但只限于那些歌颂英雄事迹的电影，爱情片则被拒之门外。所有“敌国音乐”都在禁止之列，特别是那些靡靡之音的爵士音乐。日本音乐文化协会是由政府控制的一个组织，拥有相当多的教师及音乐家会员。由于爵士音乐在日本十分风行，它在1943 年1 月宣布，要“将美国爵士音乐的影响横扫出日本”，规定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都开会讨论“消灭颓废爵士音乐”的方法。自20 世纪20 年代出现的美容院，其后日益普遍，到战时亦被指责为污染女性的纯洁，烫发因而被列为禁止项目。棒球在19世纪90 年代后便十分受欢迎，亦成为被禁目标，在1943 年4 月文部省下令停禁“东京大学棒球联盟”间的大学比赛，主要是配合大学体育课程以军事训练优先的目标。日本政府同时发动一场净化语言的运动，要改变多年来英语及其他西方语言混杂于日语的情况，故棒球中的“打击”及“出局”等外来语要用本土词汇取代；“日本阿尔卑斯山”等用词亦要重新命名为带有本土气息的“中部山岳”；政府也不鼓励民间使用“爸爸”“ 妈妈”等西式称谓。

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都大声疾呼，要求全民抛弃堕落无耻的西化生活方式，用牺牲精神取代之，称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他们的呼唤确实努力不懈，而且是无处不在。因为消费品
愈来愈短缺，刻苦而又自我牺牲的生活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西方的奢侈品已从商店货架上消失，城市妇女亦不再穿着时髦服装，换上所谓传统日式女性工作服，美容用的吹风机则送往军方，作为再生军用物资使用。

然而当文化行为与物资短缺或军事需求无关时，其限制的效果则不太彰显。人们对棒球的兴趣仍然维持不减。1943 年10 月，军方开始征召大学生入伍，当时在文部省强制下，大学间的棒球比赛已经被禁6 个多月。即便如此，早稻田大学及庆应义塾大学的校方仍认为两
校间的棒球比赛是最好的送别方式。两校的比赛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至于职业比赛，球员都换上军队制服及军帽。1944 年1 月，联盟名称亦改为“日本棒球国家服务协会”，但球迷依旧蜂拥到球场去。甚至在1944 年，当比赛在后乐园球场（今东京体育馆所在位置）进行时，看台上方要布置高射炮防守，平均仍有2 500 名球迷观看这个敌国的全民娱乐项目。直到1944 年11 月，职业赛事才完全被禁止。

音乐界的情况亦如此。当爵士音乐被禁时，咖啡厅只是把留声机关上几天而已。但很快，老板又开始播放旧流行曲，开始还把声音调低，后来便愈来愈大胆。甚至在军队内亦无法完全禁止“敌国音乐”。四个神风特攻队队员在等候任务分配时偷空参加了一个传统诗歌创作比赛。在他们创作的和歌中，有两句这样写道：

与美国人拼命的男人在听爵士音乐。
久违了爵士乐，真希望和平快点来临。

所谓超克近代文化的工作是充满矛盾的，与新政治及社会经济秩序事业的打造如出一辙，无法产生一贯的政策，在执行时亦漏洞百出。在思想层面，反近代主义事实上源于西方，日本当时所用的观念性语汇，均为欧洲的尼采及海德格尔等人所提倡。而且的确，当声嘶力竭地喊出“ 超克近代”的口号时，所反映出的现实就是日本的近代化已根深蒂固；在一般大众层面，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轻而易举地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战场上的各种需要。事实上，日本工程师所设计的零式战斗机十分出色。另一方面，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细菌战专家把冷酷的“近代”理性应用于生物战争计划中。这支部队亦被称为“石井部队”，以其创立人石井四郎命名。该部队于1935年创立于中国东北哈尔滨郊区，日本军方在此实施大量人体试验，基本上以中国人为对象，过程相当残酷，目的是要开发和试验细菌对平民大众的影响，例如鼠疫、肺结核等传染病。最后，我们必须了解到近代性及传统价值的丧失所引起的不安并不限于日本或轴心国家，它是近代生活的一种明显特点，全世界皆然。战时日本使用极端方式以应付这种挥之不去的近代性难题，最后造成灾难性后果。

节选自《第十二章 战时日本》

【二、“3•11”灾难及灾后】

当对现在与未来怀有悲观情绪的说法到处流播、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日本人民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遭遇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它亦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5大地震。地震强度为9级，震中位于日本东北宫城县海上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它的威力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100倍，而后者死亡人数已远超10万。幸好建筑规范严格，同时建筑技术亦容许高层大楼能吸收地震，居屋与办公室的毁坏程度与地震强度相比仍属温和。但相继而来的海啸却带来高达15至16米高的海浪，直扑广大海岸线，捣毁了防波堤。原来预估的设计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结果造成数以千计的人被淹死。在某些地区，由于海岸线地形作用，波浪甚至高达30至40米。由于不少受害者被波浪卷到海上，准确死亡数字无法核实。截至2012年7月，死亡数字接近19 000，另有2 906名失踪者，估计他们事实上已不能存活。约有27万人无家可归，他们或因住所被毁，或依照政府命令撤出家园，只能居住在临时设施内，重建新居的希望则遥遥无期。

海啸后存活下来的人大多无法描述他们在海啸打击中的见闻：很多市镇完全被淹没，一度是那些市镇大动脉的道路、建筑物等，如今毫无踪影可寻。在日本东北福岛县岸边的核电设施，其冷却系统为海啸破坏，更使情况雪上加霜。福岛第一核电厂离东京241 公里，由东京电力公司（TEPCO）经营管理，其部分电力输送给东京市居民。由于冷却系统失灵，产生连串令人心惊胆战的爆炸，最后是核燃料棒融化，向空中释放大量辐射尘，然后飘落至泥土及水源中。到现在没有接到报告说有人因暴露于辐射中而死亡，只能希望辐射的长期影响减至最低限度。但只能说是希望，无法肯定。

东京电力到2011 年12 月才宣布完成核电厂的“冷关闭”。然而至少到2012 年夏天仍有少量的辐射铯由厂内漏出，福岛县及附近各县河流及湖泊仍可以探测到含辐射的泥土，其污染程度及所产生的危险，至今仍未有定论。辐射不断外泄究竟有多严重实在不易判断，不过要完全清理福岛核电厂本身，大概要好几年，何况核燃料泄漏后，辐射会扩散到福岛及其邻近各县的水源及泥土中。在此后几十年中，无法不担忧数以百万计人口的长期健康问题（灾害发生时，只福岛县的居民便超过200 万）。

在3 月13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两星期后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菅直人首相称这次复合式灾难为“二战”结束以来“我们国家最深重的灾难”。明仁天皇似乎支持菅的说法，3 月16 日他史无前例地通过全国电视网发表意见。这是在其父裕仁天皇于1945 年8 月在广播
中宣布日本投降以来，天皇首次在广播中发表演说。明仁天皇呼吁人民“在未来的日子里，永远不要放弃希望并好好照顾自己”，类似其父在1945 年广播中所说的“忍其难忍”。他的演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第一时间参与援救者的感谢，第一个便是自卫队，此亦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公开提到自卫队。

到2011年春夏间，“3•11”整个事件过程更为清楚，它是由两个相关但截然不同的灾难造成的，而其所产生的结果亦很不一样。一个是海啸产生的灾难。生存者在哀痛其损失时，亦要奋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及小区。他们一面讨论把居处搬到高地的优缺点，同时亦谈及长久以来的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及缩减，以及年轻人工作机会的减少。另一个灾难是核灾及其多重影响。约有8.8万名居民被迫撤离他们的家园，6.2万人甚至要搬离福岛县，回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另外有200多万名居民要长期暴露在低度辐射中，这可能对他们的身体不利；还有就是全国能源供应及能源政策问题。

一年之后，关于灾难后果的各种故事仍在平面及广播媒体中广为流传，甚至是在更新式的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世界中。在2012年2月至7月间，至少有4份重要报告讨论核燃料泄漏的原因及影响，写作班子由一个重要的独立调查团队（2月）、东京电力公司（6月）、国会调查委员会（7月初）和一个政府顾问小组（7月末）组成。在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分歧，例如对首相应对的评价—除了东京电力公司的报告外，他们一致指责政府的应对动作错乱、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的颟顸，以及未能实时公布重要信息。

要解读这些灾难并非易事，在事发后最为普遍的一种想法是与其他危机做比较，甚至直接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可以用“没想到”这三个字总括，灾后人们不断听到这三个字。因为一直以来人们预估下一次大地震会发生在日本东海(名古屋地区)，从来没想到会发生在日本东北部；也没想到海啸能破坏沿东北海岸线的防波堤及示警系统—它们都是花了无数金钱与血汗建立起来的，一直被引以为傲；也没想到在地震与海啸的双重打击下，一个核电厂会转化为一个与“原子弹”差不多的东西；更没想到在灾难前供应大东京及东北地区25% 的电力网络会停摆多月，而该地区的生产力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是生产供应链如此脆弱，地震直接影响所及的东北地区，其生产力只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6%，但却让日本其他地方，甚至欧美的生产设施停摆。故“3•11”事件也在华尔街金融专家的预料之外，在2008 年，他们原本宣称的金融安全阀工具却因为次级贷款引发了全球金融崩溃；换个比喻，“3•11”事件成为针对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2001 年恐怖主义者将飞机变成一种武器般难以想象。

亦有另一种解读，它把上述情况联系起来，角度却有不同。到2011 年春末，日本舆论主流已认为灾难发生不是意外，而是人们没有“意愿”面对其后果，特别是重要人物。其实这种想法在灾难发生几天后便出现，尤其涉及受损核电厂的问题；舆论也批评地震学家的预言过分自信，只着重其他地区；同时亦批评工程师及灾难科学家对堤坝结构过分乐观。有部分专家及社会活跃分子事前便曾提及核危机的警示，他们人数虽少却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些人事后声名大噪，好像要补偿他们过去所受的冷遇，以及人们不愿意面对他们曾提及的“不中听的真相”。

因此灾难以前不是没想到，缺乏政治及经济上的行动力成为灾难的关键因素，上述事实不可否认。2012 年3 月曾有报道，2004 年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做过海啸演习，其规模与“3•11” 类似。这个演习准确地预计到所受损失的程度。据说由于要准备应对这种紧急状况所费不菲，最后便未采取任何行动。核灾难的根源其实相当深远，事发后，记者、社会活动家与学者不但指责东京电力公司及政府，更创造了“原子力村”这个名词，提醒社会大众长期以来它背后隐含的政治及企业利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全国还是地区的政治领袖、官僚、科学家及私人企业都提倡并支持核电（同时亦支持大水坝发电）。他们认为这是个双赢的发展构想，不但为发展城市及全国经济提供所需能源，而且为日本农村带来就业机会及经济发展。现在当然可以了解，这种发展策略与安全机制背道而驰。不过纵然及早戳破核电安全的神话，能否为本国找到更好的能源来源却是另一个问题。

要通过什么样的政策来发展什么样的能源？要设立更安全的核电厂还是放弃核能发电？应该在什么地方、实行哪一种重建方案？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企业还是国家，答案完全要看人民愿意承受多大的风险，所谓危险都是凭空想象，但却不一定发生。在灾难发生后的短短几个星期中，冲突便出现，一方面是在重建过程中致力于改良，另一方面则是要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或继续走生意发财之道。有人想重建釜石市那样更大的防波堤，而且获得不少支持。可事实上在海啸过程中，堤坝只能稍微减轻其力度而已。亦有人主张扩大沿岸森林区及填土区，它在某些地区的确发生作用。另外一些意见是增加更方便的逃生路径，重新设计市中心及高地住宅区。有关上述各种意见，纵使各方面都愿意尽其最大善意配合，也难以下决定。

在灾难后的好几个月，当日本人民一直思考上述各种问题时，一种重要的叙事出现。这种叙事把草根阶层及日本各地方看作“好人”，抗衡社会上层的“坏蛋政客”及企业行政人员，这些人自私而又枉顾人民利益（尤其是东京电力公司的人）。无论在日本还是世界各地，几乎同时广泛流传着一些故事，指出东北地区灾民遵守秩序、忍耐、置苦乐于度外及拥有强韧生命力等特性。在撤离中心，他们尽量把事情办得井井有条，不会侵夺别人财物，亦愿意把仅有的东西与别人分享。强烈的对照面则是那些政客，他们没有到灾区慰问，亦没有公开表示同情或支持，甚至趁机在政界争权夺利，在救灾过程中攫取利益，其实政客间的政策基本上差异不大。在整个受灾过程中，中央政府内唯一能脱颖而出的只有自卫队，其名声不但更巩固且赞誉有加。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自卫队在救援及赈济工作上的表现几乎一致赞扬。在日美军亦与自卫队配合，参加一个“友情行动”计划（OperationTomodachi），社会上一般反应都不错。

好人的草根阶层与冷冰冰的政客、官僚及企业精英，这种黑白分明的两极化分法无疑过分简化。若仔细观察，从灾民家中失窃到救济组织诈骗赈灾捐助，这些事时有耳闻。当地民众自身亦常有龃龉，甚至互相斗争。在中央，很多公务员勤勤恳恳、努力不懈地工作—并不限于自卫队，他们提供救济，为复原计划编列预算与寻找财源，并且调查问题发生的原因。当然，所谓有责任感及道德感的大众与无责任感及坏透了的领导人，这些说法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没有根据。

具体而言，政治人物狗咬狗的戏码来得十分迅速，令人讶异。不只自民党与民主党之间出现斗争，民主党内部也同样产生纷争。2011 年6月2 日，离震灾还不到3 个月，国会对首相菅直人便投下不信任票，主要是由他自己党内的投机分子背叛造成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不满其应对灾难的方法，但也是由于党内反对派长期累积的不满所造成的，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权力不断走下坡的小泽一郎。为了阻止不信任案的成立，菅直人承诺“只要灾害处理有一定进度”，便会辞去首相一职。2011年8月，他依约辞职，次月其首相及民主党总裁职务由野田佳彦担当，野田是一位低调却更保守的政治老手。因此在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大家会好奇地追问：究竟这群对旧游戏乐此不疲的政治家内心在想什么？

野田内阁无须面对救援及赈灾的危机，但却要化解更长期性的复原及外交上的挑战。民主党仍身处危机四伏的政治及政策环境中。为了不增加政府债务而能支付灾害复原建设，野田在2012年夏天与自民党妥协，以换取国会通过两阶段加税案，把消费税提高至2倍，亦即由原来的5%提升至2015年的10%。不过加税与民主党2009年的竞选政纲相抵触，小泽宣称他反对野田的原因与反对菅直人一样。2012年7月，小泽脱离民主党，49名民主党议员跟随他，另行成立一个小党，但有相当实质性的影响力。结果民主党在国会的众议院中仅以微弱优势成为多数党。为了取得自民党的支持，野田承诺在短期内举行大选。

…………

节选自《第十八章　震荡、灾难及其后续：2008年以来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