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加速：1945年以来人类世的环境史

　　1.在生态文明主导的21世纪，环境带给人类的冲击与警醒再也无法视若罔闻。身处“人类世”，置身“大加速”时代，如何保护环境，保护人类与地球的未来，本书提供重要的思考维度。当下，能源危机、气候灾难、生物多样性受损、全球变暖等紧迫的环境主题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公共议题，比尔·盖茨新书《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便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本书梳理了1945年以来世界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人类世”这一新的概念之下，进而提出“大加速”这一新理念，为我们保护环境、保护人类与地球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思考维度。
2.本书建立在“人类世”这一新概念的基础之上，视野宏大，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富有启发性，成为探索这个新领域的坚实起点。本书包括的四大专题——能源和人口、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城市和经济、冷战和环境文化——几乎涵盖了当代世界环境史的所有重点领域。不同于一般研究人类世或大加速的、带有强烈悲观色彩的著作，本书在辩证思维的基础上达致悲观与乐观的统一。此外，本书主要采用专题性分析和用统计数字说话的方式来展示全球性的人类与环境的其他部分的互动史，扎实严谨，言之有物。
3.本书率先从环境史视角阐述尚在讨论中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和“大加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书是美国历史学家、杰出的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又一部环境史力作。约翰·麦克尼尔实现了从追随、遵从保罗·克鲁岑的概念到提出自己见解的转变，实现了从用单一指标界定人类世到用系统、复杂因素衡量人类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把人类世从一个自然科学概念变成综合科学概念的转变。
4.美国杰出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与知名智库学者彼得·恩格尔克强强联手，共同提出关乎人类与环境所共通之未来的忠实建议。约翰·麦克尼尔教授是在环境主义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受到其父威廉·麦克尼尔和汤因比、克罗斯比等学者的影响，既能看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不忽略人类通过改进文明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作为智库学者，彼得·恩格尔克研究员不但要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美国乔治城大学环境史教授，世界环境史专家。与其父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世界简史》作者）合著全球史佳作《人类之网》，引发广泛关注。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太阳底下的新鲜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等，其中《太阳底下的新鲜事》被《泰晤土报》评为优秀的科学著作，荣获2001年世界史学会图书奖及森林学会图书奖；《蚊子帝国》获颁美国历史学会贝弗里奇奖，同年荣获汤恩比奖基金会颁发的人文学术及公共贡献奖。博士毕业于乔治城大学外事学院，现任“大西洋委员会”驻会高级研究员和欧洲多个智库和基金会（如日内瓦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博世基金会等）研究员。重点研究领域为技术创新和断裂、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地缘政治、城市化等全球和区域问题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趋势。

导读 人类世与环境史研究
中文版序
导论
第一章 能量与人口
化石燃料能源与环境
煤炭和石油的运输
化石燃料的燃烧与大气污染
原子能的奇特经历
饱受争议的水电事业
替代能源的（初步）出现
能量丰裕的间接影响
人口爆炸
控制人口的尝试
人口与环境
人口、水和鱼
人口与大气
第二章 气候与生物多样性
气候和工业革命
气候科学的历史
气候科学与气候政治的交汇
生物多样性
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变迁
水生生物多样性的改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三章 城市与经济
城市的兴起
1945年以来的城市
寻找绿色城市
生态与全球经济
技术、经济与自然
区域经济的转变
经济、生态和异议
第四章 冷战与环境文化
冷战优先项
核武器生产与环境
南部非洲和越南的热战与环境战
从铁幕到绿带
环境保护运动
穷人的环保主义
环保主义与社会主义
制度环保主义
环保主义的主流化
结语
精选书目
致谢
见识丛书

　　“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这一术语指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环境变化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的显著增长。地球的环境在它整个40亿年的时间里一直发生着变化，而人类却在我们30万年的时间里改变着它。1945年以来，在人的一生的时间跨度里所发生的环境变化，在人为导致的环境变迁的历史记录中是前所未有的。2005年，在柏林郊区达勒姆（Dahlem）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这一术语被创造出来。它本是被用来唤醒人们对短语“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记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即以此为题。这位生于维也纳的社会科学家在书中称，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出现既非天然也非必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简言之，它是偶然的产物。与此相类，现代全球生态系统的形成既非天然亦非必然；它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
本书旨在对1945年以来的全球环境变化的类型、性质和量级加以解释说明。可是这本书却又篇幅简短，是一部简明扼要而非面面俱到的作品。例如，书中很少写到有关水土流失和珊瑚礁的命运的内容，却更多地写到城市和生物多样性的内容。环境变化在最近突然加速，在探寻其背后成因的时候，较之于消费文化或技术变革的相关内容而言，本书在能源、人口、城市化和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冷战——方面有更多内容要写。我希望在中国的读者看来，对主题做这种选择是言之成理的。
本书虽为历史著作，却大量利用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或《毒理学和环境卫生杂志》（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等科学期刊的引用，注释中比比皆是。这是本书主题使然，它要求我们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人们难以从某个单一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大加速这个主题，只有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才能形成较为全面的观点。这个事实是21世纪诸多智力挑战的一种体现。我们迫切需要对全球环境变化之类的基本问题加以研究和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当中被教导在任意一门单一学科的条条框框中思考的那些人，却并不能轻易触及它们。教育机构要加快其自身的转变，以培育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
最初是两位历史学家的邀请促成了本书的写作，他们是入江昭（Akira Iriye）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ergen Osterhammel）。他们着手从事一个项目，要创作一部由多位作者合作撰写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大部头著作。尽管他们二位都没有环境史的背景，他们仍然意识到环境变化是1945年以来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书中得包含一篇有关环境的长篇论文，于是约请我来写这一部分。我在博士生彼得·恩格尔克也可以参与项目的前提下，同意接受这一工作。作为入江昭和奥斯特哈默编著的《全球相互依存：1945年以后的世界》（Global Interdependence: The World after 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中的一部分，我和恩格尔克撰写的文本于2014年首次问世。随后，经过修订和更新的版本独立成书，于2016年出版。
任何哪个地方的大加速都不会比中国的更加引人注目。1945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且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农村，它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更加贫穷。数千年间，农民的劳动缓慢地雕刻出中国的环境，创造了农业景观。部分由于经济计划中强调工业化，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中国环境变化的速度有所加快。几十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也助长了环境湍流：中国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约有5.8亿人口，其中13%居住在城市里；1982年的人口普查认为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21%是城市居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加速了。今天，约有56%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与全球平均值大体相当。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用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制造的商品如今正行销全世界。1980年以来，中国最非同寻常的转变——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一次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环境的根本转变。
至于说中国环境，尽管为了抑制从烟囱和汽车中排放的废气，中国已经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里，世界上一些最糟糕的城市空气质量问题依然让它深受其害。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也成了严重问题。任何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至于说全球环境，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湍流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它的工业部门和车辆总数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非常之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情况依然如此。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使用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尺度环境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全球海洋中约10%的塑料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太平洋。中国现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左右，约为印度的4倍、美国或欧盟的2倍。如今它已加入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正在无意间重塑这颗行星上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氮和硫的循环乃重中之重。当然，碳循环可能最为紧要，因为它在塑造气候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还加入了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试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稳定世界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地球的气候。这样的努力是全世界与时间展开的不顾一切的竞赛，尽管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以及沿途是否可能存在“临界点”——如果越过这样一个临界值，就意味着减缓环境变化的进程将变得更加困难，或许便不可能实现。在下一个百年中的某个时刻，全世界的社会可能会大幅削减化石燃料的使用，采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过去的能源转换总是渐进的，这一次也将如此。只是我们还不可能知道它的特性和速度究竟如何。
但是，它几乎一定会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多久可以到来以及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通常而言，可再生能源制度将减缓大加速的进程，特别是将减慢气候变化的步伐。这对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对于世界上有些民族而言，这尤为紧急，如居住在陷于海平面上升危险之中的低洼岛屿或海边的那些民族。
稳定气候与减缓甚至最终抑制大加速，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当务之急。但是，为此做一些有益之事的能力却非常不均衡地分散在共享这颗行星的近80亿人中间。尼泊尔和莫桑比克的农民几乎不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只拥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其决定将不会引导数以千计的人或数百万人的行为。在另一个极端，加拿大人、科威特人和美国人平均使用的化石燃料约百倍于莫桑比克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拥有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他们必须比尼泊尔人和莫桑比克人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人类总体——想要减缓大加速的进程的话。
此时此刻，关于大加速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决策地在北京。这一地点过去曾经在华盛顿。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大加速日益变快，在华盛顿做出的决策推动了这一进程。1970年以前，少有人知道或关心全球尺度的环境系统，这一包括了所有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在内的系统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但是，甚至在某些人知道了以后，华盛顿的决策者不管是在减少那种不稳定状况，还是在减缓大加速的进程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今天，恰恰由于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倾倒的混凝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以及显著地参与到如此之多的影响环境的其他活动之中，北京才有机会去做华盛顿没有做成的事情：做出可以减缓大加速进程的决策。
10年之内，我们或许会形成一种合理的观念；50年之内，我们就会确定无疑地知道，北京能否恰当地应对这一挑战并领导一场全球活动，以减缓大加速进程与稳定巨大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和地球这颗行星的气候。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将有助于读者从长远的视角去思考全球环境问题，并希望用这本书来帮助他们了解，目前在中国，环境、经济和能源的规划是最为重要的。

　　原子能与其他能源利用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生日：1942年12月2日。那一天，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看台下的一间经过改造的壁球室里，意大利流亡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目睹了首次可控的核反应。原子内部的键的力量使得人类所能获得的其他能量来源都相形见绌。一把铀能够产生的能量比一卡车煤能够产生的能量还要多。这种惊心动魄的力量首先用于炸弹，造出了成千上万颗原子弹。1945年8月，美国为了对付日本使用了其中两颗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结束。
不久，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便接踵而至。到了1954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开始运营，为莫斯科附近的小型输电网供电。从1956年到1957年，在英国和美国，比这大得多的反应堆投入运转。20世纪50年代中期，原子能的前景看似光明而广阔。科学家预见了由原子能提供动力的火星之旅。美国的一位官员预测电力将很快会因为“太便宜而无须加以测算”。在美苏两国，梦想家想象利用核爆炸来实施巨型工程，例如，开凿一条新的巴拿马运河或粉碎来势汹汹的飓风。在许多国家，核技术得到了巨额的补贴——尤其是美国的一项法律确定了针对核设施提起的诉讼的最大限额，这个限额设定得比较低，由此才能购买保险，否则无人会为这些核设施提供保险。从1965年到1980年，核电站的发电量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从不足1%提高到了10%，到了2013年，该数字达到了13%。
那些拥有科学资源和工程资源但是化石燃料储量却相对贫乏的国家最彻底地转向了原子能。到2010年的时候，法国、立陶宛和比利时有超过一半的电力依靠原子能提供；日本和韩国约有25%；美国约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