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当代学术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精装修订版）》：
耆英在南下广州途中，于6月14日收到6月4日的上谕，连夜往回赶，4天后回到杭州。他与奕经商议后，于6月19日分别上奏。耆英使用了曲笔，称若英方提议与他（或伊里布）面谈，“自应准其所请”。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请求批准直接谈判。奕经说得更明白些，伊里布“查明何处紧要，即在何处就近办理一切”。也就是说，放手伊里布自我选择与英方的交涉地点，而不必顾及其新任的地方职务。
耆、奕的奏折表明，他们打算比道光帝批准的范围走得更远，这因为他们已经隐隐听到吴淞的炮声；而这两份奏折到京之日（6月25日），恰逢道光帝为吴淞、宝山的战败而生怒，在耆英的奏折上朱批“不可”，对奕经更是下令进攻，乘英军主力在江苏之机，“多方牵制，当可得手”。
……

　　我不像许多人那般幸运，他们在历经苦难完成一部著作后，可以长舒一口气。自1992年年初起，我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感到甜），终于完工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然而，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人，强调冷静和客观。我因此也常常自问，我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
二、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就研究的过程而言，当属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就研究的结果而言，应是离历史真实更近。然事过境迁，一个半世纪前的人和事，与今有着层层历史隔膜。
我居住的地方，名皇城根，与紫禁城仅一箭之遥。从西窗中望去，昔日御花园景山上的万春亭，在夕阳下隐隐闪亮。我在位于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时，因中午闭馆也常常在宫中闲荡，坐在“金銮殿”前的汉白玉阶上遐想。我也去过圆明园旧址，望着那些已无痕迹据说在航空照片上依稀可辨的中式园区。空间距离的接近，常使我感到时间跨隔的缩短。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三、本书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的。14年前，我投先生门下为研究生。他指导的第一篇论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兵力》。自此，我对鸦片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毕业后，师生多有交往。他一直鼓励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也暗冀获先生作序。可因工作关系，一直无暇动笔。1989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终有供我支配的时间，导师却已于1988年仙逝。缘此，尽管真正展纸动笔仅两年，但搜集史料、思考问题却已经超出10年。导师为我作基，我却无缘索序。今天，我白序时，心中一直在想，这本书能否让他满意，渴望得到他的批评。可天堂距人间却是那么的遥远……
凡此三者，仍感到压在心上，尽管我已经写完了这本书。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对鸦片战争颇有心得。十几年来，我们多次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使我受益非浅。本书始动手，他又提议两条：曰日注重人物命运，曰解释历史现象。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由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因之而努力。稿成，他又首先阅读，多有批评。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本书不会是此模样。交久谊真，无需言谢，在此记之。
感谢武汉大学李少军先生。日人佐佐木正哉先生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应是必读之作，可我不识东洋文字。李少军先生为我提供了译文。感谢今日已成同事的郦永庆先生。他是《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之一。我因抄档有限且未校对，他提供了尚未印就的所编史料底稿，缓我一时之急。感谢同一师门的杨国强先生，阅读了部分文稿。他那提意见的技巧，使我顿然体会出自己的不足。感谢亦为同师的朱金元先生和唐克敏先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成为我能如愿完工的一大动力。
我心中最为感激的，毫无疑问是在我之前作了充分研究且对我颇有启示的诸位先生。因我参考的文献较多，此处无法一一恭录。我已将拜读他们大作的收益，敬录于注释之中。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请原谅我踩在你们的肩膀上……
以上感谢，并无推卸责任的意思。本书的一切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