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1．一线经济学家看改革，有理有据有故事。本书罕见地从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队伍内部的视角出发，描绘改革历经的各种探索和博弈，揭示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历程，刻画了一群积极推动改革的经济学家的活跃身影。2．以事件为线索，突出改革重点，让读者用极短时间了解改革核心。本书以莫干山会议关于价格双轨制的论战、巴山会议启蒙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始末、国有企业承包及地方试验等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为核心，铺展论述，重返历史现场，再现了激荡的改革时代激动人心的众多关键时刻，使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直面改革现场，把握改革关键点。3. 一本书讲清楚改革的来龙去脉。本书追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源，详细梳理了从价格双轨制的讨论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改革经验，以极具现场感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改革的有力回顾，在动态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呈现了改革的痛点、难点和实践经验，提供了一幅难得的经济改革纵览图。

“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 张军

40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胜枚举。本书作者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回顾了40年来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以及诸多影响深远的事件，

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有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中极为精彩纷呈的岁月，现在已是中国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的张军教授，当年正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系，他将自己始于此时的观察、当年亲临火热一线的回忆，融于《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书。40年来，两代经济学家积极传播思想、参与政策讨论、走进真实世界、推进经济研究，即便内部仍有分歧，但他们一直在跟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脉搏而进步。

作者选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改革中极为重要的方面，以回顾和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未曾被清晰揭示过的改革内幕。

张军，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在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The World Economy、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以及《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上百篇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近年来出版了《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库·张军卷）（2010）、《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2010）、《张军自选集》（2013）、Unfinishe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Economy(2013)、《中国经济再廿年》（2014）、《登顶比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2016）、End of Hyper-Growth in China?(2016)等著作。

2015年10月因在中国过渡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荣获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现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起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特邀咨询研究员等，同时是Economic Systems、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Journal of Pro-Poor Growth、China Economic Journal以及《经济研究》等几十种学术期刊的编委。

修订版前言

代序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第一章 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

农业集体化

安徽样本

推广农业改革

80年代的农业增长

第二章 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

双轨价格的经验

关于双轨制的争论与“配套改革”动议

价格双轨制：是奇迹还是神话

第三章 巴山轮会议

“巴山轮会议”上的经济学家

1985年的通胀辩论

“巴山轮会议”的七大论题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第四章 特区试验场

试验改革的回声

成立特区的过程

设立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特区的制度试验

特区为什么会遭遇经济学家的批评

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特区的使命

第五章 分权与增长

向地方分权有多重要

分权的政治

1978 年以后的财政分权

分权财政告诉了我们什么

第六章 重建金融

重建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金融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

中国金融体制的特征

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熊彼特可能错了吗

小结

第七章 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试错”的开始

再试再错的改革：承包国有企业

京伦会议

改制

地方试验

杂交的制度：新国企的出现

试错的遗产：“央企”的形成

我的工业研究

第八章 浦东开发

开发浦东的缘起

早期的特惠政策和浦东的组织架构

土地批租在上海的起源

如何破译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附录 激情岁月

后记

京伦会议

1993 年总是被国内外经济学界看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分水岭，标志性的事件是在这一年的11 月14 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改之前只说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说法，改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决定的内容涉及对公司的治理、价格、金融、财税以及财政和分配体制等。这显然是一项更为大胆的制度变革，而且到来得非常快，离1989 — 1991 年的治理整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看得出，这是当时的领导人对邓小平于1992 年发表南方谈话的直接回应。而对国有企业而言，这更像是一个加速而激进的改革战略的开端。

当然，《决定》对企业的改制还只是阐述了一个基本原则，需要有更具体的操作办法。

1994 年8 月23—26 日，由吴敬琏、荣敬本和周小川、楼继伟分别牵头的两个课题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及“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联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共同在北京的京伦饭店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主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京伦会议”。

这个会议的时间是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猜测吴敬琏、荣敬本负责的课题组与周小川和楼继伟负责的课题组均为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设计下一步的重大改革。不过，从会议讨论的议题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发言内容来看，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围绕改革国有企业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个主题进行的。围绕这个主题的一系列问题都在会上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包括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企业破产的法律程序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等。

如果说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重点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问题，“京伦会议”显然讨论的就属于微观范畴的问题了，而这中间相隔了差不多十年。十年前，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还只是承认“商品经济”，而十年后，终于将“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的决定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用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也就迫在眉睫。

出席会议的中方经济学家除了以上提到的两个课题组的负责人之外，还有陈清泰、张卓元、李剑阁、刘遵义、钱颖一、许成钢、吴晓灵、谢平、肖捷等。不过，在1994年，吴晓灵是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谢平是副主任，而肖捷还在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任副司长，钱颖一还在斯坦福大学执教，许成钢则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

会议邀请的国外经济学家也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如，哈佛大学的哈特（Oliver Hart）教授，是关于企业理论和合约经济学的顶级学者。由于他在理解企业的合约结构方面做出的理论贡献，201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一位是哈特教授的同事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教授，来自斯坦福大学，也是顶级经济学家。我在2000年访问哈佛大学时与两位有过一面之交，当时哈特教授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而米尔格罗姆教授正好在哈佛大学访问。

会议还邀请了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和青木昌彦教授。麦金农教授是一位专攻金融发展，特别是转型经济中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病逝于2014 年，享年79 岁。青木昌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师长，有一段时间我们交往甚密，在东京、北京、上海或旧金山共同出席会议。他是日本人，主要在斯坦福大学执教。他基于日本企业独特的组织和制度发表过不少有意思的研究论文，在主流经济学界享有声誉。他还在经济发展方面倡导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不幸的是，2015 年他因病突然去世，享年77 岁。

外方的与会者中还有著名的拉迪（Nicholas Lardy）教授。他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当中研究中国经济最为权威的人物。他那个时候应该还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担任杰克逊国际研究院的院长。他目前是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员，对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均有深厚的研究，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经济的著作。来自华盛顿大学的还有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Poznanski）教授。他是波兰人，研究专长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问题。另外还有两位分别是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罗伊·伯尔（Roy Bahl）以及来自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黄佩华（Christine Wong）教授。伯尔教授是财政专家，时任美国财政学会的会长。黄佩华则是一位以研究中国的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而著称的经济学家。

会议从8 月23 日开始，到26 日上午结束，持续了三个半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8 月25 日下午会见了参会的外方代表。

三天半的会议由四个主题板块构成。第一个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也就是关于如何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及其治理结构。在这个主题下，除了以上提到的课题组负责人汇报研究的基本设想之外，还特别安排了青木昌彦教授报告《转轨经济中的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治理结构》，米尔格罗姆报告了《日本经济组织中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许成钢报告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波兹南斯基教授报告了《东欧转轨过程中的私有化存在什么问题？》

第二个板块讨论企业和银行间的债务重组以及破产程序。这里哈特教授重点报告了关于转轨经济中的破产程序的设计问题。青木昌彦教授报告了战后日本清理企业与银行间债务的经验。麦金农教授重点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在金融改革政策上的不同。刘遵义和钱颖一、吴晓灵和谢平分别报告了中国企业与银行间债务重组的设想方案。

第三个板块是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首先是周小川和杨之刚汇报了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问题，然后楼继伟和李克平报告了对建立转移支付的新制度的设想。黄佩华报告了关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问题。伯尔报告了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研究。

最后一个板块是对1995年经济改革的展望，是由吴敬琏教授演讲，拉迪做点评。

有意思的是，京伦会议尽管非常重要，但在社会上以及媒体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且即使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很多人对这个会议也没有什么印象。如果你在网上搜索，也会很失望，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个会议的媒体报道或有关的具体信息。

一直到1999年夏天，才有一本关于京伦会议的文集出版。这本文集名为《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由吴敬琏、周小川等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集收录了中外经济学家在京伦会议上报告的11篇文章。周小川以《经济学中的微观制度概念》作为本书的代序。中央编译局《比较》杂志的肖梦女士所写的记述京伦会议的文章《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也收入了本书。

在记述京伦会议的文章中，肖梦写道：“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有限理性’、‘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什么是‘内部人控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什么是‘现金拍卖’和‘结构性商谈’？等等，等等。这些常识性概念是近十几年来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一系列概念上的突破，虽然在西方已经成为帮助工商界经理们的新工具，却不为我们所熟悉。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听上去就挺吓人的新名词对我们又有是没用？我们中国的改革还远到不了那一步。然而，既然我们打算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我们就应该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在转轨过程中将要出现的难题，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那么，国际上已经通行的概念和新的研究成果就应该首先为我国学术界认知。”

是的，在1994 年，我们的理论界和企业界还不清楚什么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控制权(control rights)、信托责任（fiduciary）、持股人(shareholder) 和利益相关人（stakeholder）以及股东代表大会，对董事会、监事会等这些治理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还不甚了了。对CEO、CFO、MD 等这些在西方公司里流行的称呼同样比较陌生。京伦会议毫无疑问开拓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 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公司化或法人化，其核心是在企业内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些概念和讨论无疑影响了1994 年之后的企业改革的政策方向。

关于银行与企业的债务重组，京伦会议上讨论了三种方案。一种是刘遵义和钱颖一建议的方案，主张建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坏账。周小川等人提出了债转股的方案。还有一种方案，由吴晓灵和谢平提出，强调了企业、银行与财政之间进行综合债务的重组。在债务重组问题上，哈特教授主张先实行债转股，然后与原股东共同进入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重组程序。

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1994年的京伦会议在很多方面都是超前的，是有预见性的，对之后的中国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债务重组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序言/前言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的纪念日，因此把1978年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元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还召开过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而在工作会议之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出国考察和访问，使得那一年成为40年来中国高层领导人出访最为密集的一年。那一年，邓小平本人就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国。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还专程到了平壤，他告诉金日成，中国要准备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就在那一年，邓小平决定推动变革，中国开始了非凡的学习之旅。

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过去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中国的改革经验被概括为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实验室，也被认为可以成功拓展现有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围，可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改革结果的观察，而对那些为推动改革做出贡献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在改革经历40年后的今天，对于那些需要更深入理解中国改革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缺憾。

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过程和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无疑是中国在改革之初所具有的制度遗产及政治条件的产物。不了解这个背景和初始条件，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增量式的和分步走的，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中总是形成双轨体制，并且可以做到“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是这些制度遗产和政治条件使中国在改革方式和对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变得不那么激进。

一旦我们把视野转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投入”侧而不是“产出”侧，你立刻就会发现中国改革的精彩之处在于改革如何从党内的思想斗争和政治较量中形成主流；在于改革如何在关键时候由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与眼光所推动；在于改革成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过程；在于改革成为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在于改革是一个基于局部经验推广和试错法的社会实验；更在于改革成为一个关于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与扩散过程。

是的，作为后来者，即使在全球看，中国也毫无疑问是过去40年间向先行国家和地区学习技术和制度最快的国家。这一点让我深信不疑。但意识到这些精彩之处却是在十多年前。2006年底，我开始接触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早期文字资料和有关文献，并被推动中国经济转变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深深触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第一次看到有关1978年这一年的记载文献和资料时，对那一年发生的重要事件，我简直不能想象。那个时候我刚刚入高中读书，对北京发生的这一切基本无知。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后，从课堂上知道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的包产到户的自发改革，也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特区建设和四川国有企业可以被允许留存部分利润的试点传闻。但直到1984年秋，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经济改革这个概念才真正进入我的视野。而正是1984年同一年的稍早时候，我从部分年轻教师那里得知，在浙江的莫干山上举行了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研讨会，一大批来自国内各高校、政府和社科院系统的年轻经济学者，意气风发，给改革建言献策，好不精彩。

1983—1985年，我对参加在学校举行的各种讲座格外有兴趣，听过朱嘉明、周其仁在校园做的报告。也特别关注老一代经济学家关于当时宏观经济过热和治理通货膨胀的频繁争论。我记得，吴敬琏教授从耶鲁回来不久就被我们请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做过报告，后来他又陆续两次来经济系就经济过热和宏观改革问题的各种意见做过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导师宋承先教授也开始研究价格改革和宏观不平衡问题，对我影响颇大。

不过我真正开始从经济学上去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这个主题还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我在别处曾经记述过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变过程，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但那些研究还是纯学术性的，并局限在学术界之内的传播和交流，还一直没有写过以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那些精彩故事为叙事内容的非学术性著作。

差不多是在2007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突然有想法，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记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精彩事件的书。我是想以我的眼光把1978年前后到20世纪90年代间的许多重要改革过程和主要改革方案形成的精彩片段记录下来。但我不是历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所以在决定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跟经济改革方案有关的事件和参与其中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身上。那时候，我甚至设想应该可以在记述每个重要改革事件之后，寻找到一篇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论文附在其后，以此提升我们对该重要改革认识的水平。作为试验，我先动手整理资料和文献，写下了关于财政分权和分税制这个主题的改革叙事，结果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居然写了将近四万字。

从那之后，我便集中精力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收集文献并制订写作计划，开始了写作进程。2007年初夏，我带着大量的文献资料飞到加拿大东部的皇后大学，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集中写作， 完成了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关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字数超过十万字。不仅如此，我还忍不住将之前写的关于财政分权的长文改写成一篇标准的文献综述式的文章，2007年底发表在了《经济学（季刊）》上，并深受读者喜爱。

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之后的半年里，因忙于教学和其他工作，写作进程变得缓慢。2008年春节过后我又被学校派去耶鲁大学负责筹备一个代表处，在那儿又住了三个月，但也只写完了关于深圳特区的一章。回国后，正好赶上迎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接踵而至，使得我的写作几乎没有太大进展，但我有机会在那年去多地就改革30年的话题发表演讲，包括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大阪工业大学等学府出席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2008年11月初，我被《南方都市报》邀请去了广州，在“岭南大讲堂”做了一场讲座，取名“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后来《南方都市报》专版发表了我那次演讲的内容。

就在那个时候，杭州的吴晓波先生创办财经出版中心“蓝狮子”工作室，邀请我就中国经济改革写一本书。考虑到我已有的写作章节，便欣然答应。但由于各种研讨会和演讲的邀请，加上教学安排，一直拖延到2009年4月才勉强完成书稿交给吴晓波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名就用了广州演讲的题目“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很遗憾，由于赶出版时间，那本书只有六章，计划想写进去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最终没有来得及完成。

2018年恰逢中国经济改革第40个年头，似乎有理由重新增补整理这本书。非常巧合的是，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也有这个想法，希望我能增补并修订这本书，文景愿意重新出版。就这样，我于2018年5月开始动手写作，增加了全新的两章“自下而上的农业改革”和“浦东开发”，并在已有的章节里又补充了一些值得记述的精彩事件。现在全书共有八章，字数也增加了将近十万字。经过多次沟通，本书的新版定名为《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我与文景有过一次合作，出版了《顶级对话：理解变化中的经济世界》，知道文景对选题和图书出版有独到的视野和追求，而且品味高雅。本书能作为文景的作品出版，自然十分荣幸。在这里我要感谢姚映然女士的邀请和鼎力支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章颖莹小姐认真的工作并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之前的《顶级对话》一书也是出自她出色的编辑技巧。

我还要感谢国元证券的蔡咏董事长和上海钻石交易所副总裁颜南海校友。蔡董事长为我在合肥找到并寄来了反映安徽改革30年的《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1977.6—2008.6）》一书，对于我核实安徽农村地区自发的包干到户情况非常有帮助。南海赠我的口述史《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对于我进一步了解上海在土地批租试验中的许多重要事件的细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的学生们在我需要寻找数据时也给予了我有效率的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2015）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2014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的慷慨资助。

谨以本书献给过去40年来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做出贡献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