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仍不失为是一本经典著作。自第一版以来，毕竟卖了25万多册，自有其道理所在。像许多书一样，《历史是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急就章，源于一系列演讲，文风流畅、辛辣，而以更加深思熟虑的著作来衡量，则有所缺失。和其他许多关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不同的是，《历史是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包含了大量有关真正历史学家和真正历史著作的事例，生动地说明较为抽象的论点。与大多数各式各样的历史初级读本和历史导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是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是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它的读者说话，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向读者演讲。在处理深奥的、棘手的理论问题时，它也是机智的、有趣的、耐人寻味的。四十年以后它还保持着撩拨人心的力量。它不仅处理历史的基本问题，而且处理了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手法高超。
《历史是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对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思想家都有参考作用，会给他们带来思想上的惊异。卡尔知识渊博，是一位睿智之人，E.H.卡尔著的《历史是什么》诱人的部分就在于轻而易举地展现出知识和智慧。
目录
导言
导言注释
第二版序言
来自卡尔的档案：《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道德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第六章 扩展中的视野
索引
附录：卡尔年谱
导言注释
第二版序言
来自卡尔的档案：《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第三章 历史、科学与道德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第六章 扩展中的视野
索引
附录：卡尔年谱
精彩书摘
《历史是什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深刻地知道，虽然鲸鱼外观像鱼，但并不是鱼。今天，这些分类问题已很少让我激动了；当有人断然告诉我，历史不是科学时，我也不会过分忧伤。这种术语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在欧洲其他诸种语言中，与“科学”同义的词是肯定包括历史这个词语的。但是在英语的世界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有很长的历史，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正是一份可以做关于历史方法问题的简明导论。
到18世纪末，当科学已为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人类自己身体特征的知识做出了极大贡献时，人们开始询问科学是不是也可以促进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社会科学的概念，尤其是这其中历史的概念是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自然界所使用的方法被用来研究人类事务。19世纪上半期，盛行的是牛顿的传统。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1年出版《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人们至今仍旧记得这部作品的名称。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伯特兰·罗素后来回忆有一个时期，他希望早晚会有“一种像机械数学一样的人类行为数学”。那时，达尔文引发了另一次革命；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那里得到启示，开始把社会当作是一个有机组织。但是，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完善了莱尔①在地质学中已经开始的研究——把历史带人科学领域。科学所涉及的不再是一种静止的、与时间无关的东西，2而是涉及变化、发展的进程。科学上的进化观念确定了、完备了历史中的进步观念。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在第一讲中所描述过的史学方法中的归纳观点：首先收集事实，然后解释事实。毫无疑问，可以想象出这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很明显，伯瑞（Bury）也有这种想法，他在1903年1月的就职演说作结语时，把历史描述为“一种科学，一种不折不扣的科学”。伯瑞就职演说后的五十年见证了一股强硬的反对这种历史观的潮流。这期间的柯林武德，他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急切地想在科学探究的对象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这期间，人们很少引用伯瑞的格言，只在嘲弄时是例外。但是，这时的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科学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使得伯瑞的观念似乎比我们曾想象的要正确得多，尽管正确的理由是错误的。莱尔对地质学带来的影响，达尔文对生物学带来的影响，现在又轮到天文学有这种影响了，天文学已经变为一门研究宇宙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科学了；现代物理学家经常告诉我们，他们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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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印象比较深刻地知道，虽然鲸鱼外观像鱼，但并不是鱼。今天，这些分类问题已很少让我激动了；当有人断然告诉我，历史不是科学时，我也不会过分忧伤。这种术语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在欧洲其他诸种语言中，与“科学”同义的词是肯定包括历史这个词语的。但是在英语的世界里，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有很长的历史，由此所产生的问题正是一份可以做关于历史方法问题的简明导论。
到18世纪末，当科学已为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人类自己身体特征的知识做出了极大贡献时，人们开始询问科学是不是也可以促进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社会科学的概念，尤其是这其中历史的概念是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自然界所使用的方法被用来研究人类事务。19世纪上半期，盛行的是牛顿的传统。社会也像自然界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机械装置；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于1851年出版《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人们至今仍旧记得这部作品的名称。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伯特兰·罗素后来回忆有一个时期，他希望早晚会有“一种像机械数学一样的人类行为数学”。那时，达尔文引发了另一次革命；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那里得到启示，开始把社会当作是一个有机组织。但是，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完善了莱尔①在地质学中已经开始的研究——把历史带人科学领域。科学所涉及的不再是一种静止的、与时间无关的东西，2而是涉及变化、发展的进程。科学上的进化观念确定了、完备了历史中的进步观念。不过，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在第一讲中所描述过的史学方法中的归纳观点：首先收集事实，然后解释事实。毫无疑问，可以想象出这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很明显，伯瑞（Bury）也有这种想法，他在1903年1月的就职演说作结语时，把历史描述为“一种科学，一种不折不扣的科学”。伯瑞就职演说后的五十年见证了一股强硬的反对这种历史观的潮流。这期间的柯林武德，他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急切地想在科学探究的对象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来；这期间，人们很少引用伯瑞的格言，只在嘲弄时是例外。但是，这时的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是：科学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使得伯瑞的观念似乎比我们曾想象的要正确得多，尽管正确的理由是错误的。莱尔对地质学带来的影响，达尔文对生物学带来的影响，现在又轮到天文学有这种影响了，天文学已经变为一门研究宇宙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科学了；现代物理学家经常告诉我们，他们研究的不是事实，而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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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当我在1960年完成《历史是什么？》六讲的初次手稿时，西方世界仍旧没有摆脱两场世界大战和两次主要革命——苏联人、中国人的革命所带来的打击。维多利亚时代天真的自信和对进步观念的机械信仰已远远落后了。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混乱的世界，甚至是有威胁的世界。不过，已经不断出现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逐渐走出这些混乱。一般认为作为战争后果之一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没有发生。我们平静地解散了大英帝国，几乎没有特别关注此事。匈牙利危机和苏伊士危机已经解决或者说已经被人遗忘了。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和美国的去麦卡锡化正预示着值得赞美的进步。德国和日本已经很快地从1945年的一片废墟之中恢复过来，正在取得惊人的经济成就。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也正在恢复元气。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萎靡不振正在结束；肯尼迪的希望时代正在降临。事故多发地区——南非、爱尔兰和越南一一仍旧处于能够控制之中。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的生意蒸蒸日上。
然而，这些情况为我在1961年结束演讲时对未来所表达的乐观主义和信仰提供了肤浅的判断。随后的20年毁灭了这些希望，也毁灭了这种自满。不断持续的冷战加剧了紧张，伴随而来的是核灭绝的威胁。迟延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正在蹂躏工业国家，把失业这一痼疾传遍整个西方社会。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暴力与恐怖所带来的影响。中东产油国的反抗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这不利于西方工业国家。“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务方面已从被动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在这些情况下，任何形式乐观主义的表达似乎是可笑的。伴随这一情况出现了悲哀的预言者。世界末日正在迫近的画面，经过敏感的作家、新闻记者的不断描绘，通过媒体传播已经渗透于日常话语之中。要不了很久。这曾经风行一时的世界行将结束的预言似乎是如此正确。
然而，在这关键处，常识提出两个重要的异议。首先，对未来无希望的诊断，尽管它的主旨建立在无可反驳的事实之上，但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构建。大多数人并不简单地相信这一说法；人们的行为也明显地证明了这种怀疑。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示爱、怀孕、生育和养育小孩。公私两方面都对健康、教育给予巨大的关注以促进下一代的幸福康乐。人们在不断地探索新能源的来源。新发明极大地增加了产品的效用。大量的“小节俭者”投资于国家储蓄公债，投资于建筑资金融资合作社，投资于信托公司。保存建筑、艺术方面国家遗产、保护后代利益的巨大热情业已涌现。可以令人高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那种完全毁灭的信仰只局限于一群心境不佳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群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时下所宣扬的东西负责。
然而，这些情况为我在1961年结束演讲时对未来所表达的乐观主义和信仰提供了肤浅的判断。随后的20年毁灭了这些希望，也毁灭了这种自满。不断持续的冷战加剧了紧张，伴随而来的是核灭绝的威胁。迟延的经济危机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正在蹂躏工业国家，把失业这一痼疾传遍整个西方社会。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暴力与恐怖所带来的影响。中东产油国的反抗已经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这不利于西方工业国家。“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务方面已从被动的因素转变为积极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在这些情况下，任何形式乐观主义的表达似乎是可笑的。伴随这一情况出现了悲哀的预言者。世界末日正在迫近的画面，经过敏感的作家、新闻记者的不断描绘，通过媒体传播已经渗透于日常话语之中。要不了很久。这曾经风行一时的世界行将结束的预言似乎是如此正确。
然而，在这关键处，常识提出两个重要的异议。首先，对未来无希望的诊断，尽管它的主旨建立在无可反驳的事实之上，但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构建。大多数人并不简单地相信这一说法；人们的行为也明显地证明了这种怀疑。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示爱、怀孕、生育和养育小孩。公私两方面都对健康、教育给予巨大的关注以促进下一代的幸福康乐。人们在不断地探索新能源的来源。新发明极大地增加了产品的效用。大量的“小节俭者”投资于国家储蓄公债，投资于建筑资金融资合作社，投资于信托公司。保存建筑、艺术方面国家遗产、保护后代利益的巨大热情业已涌现。可以令人高兴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那种完全毁灭的信仰只局限于一群心境不佳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群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时下所宣扬的东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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