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将带来什么？欧盟会崩溃吗？美国将向何处去？一代德国史学名家温克勒纵横数百年，聚焦欧洲时政与世界格局，直面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深度解析西方遭遇的艰难挑战与危险困境，为每个问题寻得答案
1. 紧跟时代脉搏，深度解析欧洲时政和世界格局。
《西方的困局》所关注的，皆是过去10年间，欧洲和美国（作者所指的“西方”）发生的大事和面临的挑战：欧债危机、英国脱欧、中东局势及叙利亚难民的安置、特朗普上台和欧美分歧。主题上紧扣当下时政，但分析溯源能力又远超一般作者。此外，本书是少有的从德文直接译出，出版时间也相当接近的作品，既是欧洲思想者的一手经验，又能够直接映照现实。
2. 纵横数百年，来自德国一代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
作为著作等身、专攻大问题并获誉无数的德国历史学家，他的分析基于多年对西方政治的观察和他此前经典著作《西方通史》《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对西方历史的梳理，同时亦是德国思想界直面欧洲-西方问题的反思。所有事件都发生在身边和当下，温克勒反而能够做到不拘于此时此地。在分析欧洲当下事件时，能与整个欧洲在二战后的整合趋势，自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德意志问题，以及美国和西欧文化自建国起的异质性联系起来，纵横数百年。
3. 分析手法环环相扣，有深度却好读的当代史。
吉多·卡博尔盛赞本书为“历史学家的叙事，读来几乎像是侦探小说”。《西方的困局》的每一章几乎都是由一个问题开启，例如：
“谁代表欧洲讲话？”
“德意志问题又来了？”
“英国脱欧会带来什么？”
“欧盟会崩溃吗？”
“美国将往何处去？”
围绕这些振聋发聩的问题，温克勒旁征博引，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由于他对于资料熟稔于心，引用信手拈来，不需要深厚的历史基础也能轻松读懂。
4. 主题“西方何以至今日，又将往何处去？”值得每个中国读者关注。
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挑战，还体现出西方的变化对中国的确有着直接的影响。了解西方，尤其是了解西方当下的问题、挑战乃至应对办法，都需要大量的分析与阅读。而《西方的困局》无疑是当代西方历史学家面对自身问题尝试开出的一剂“解药”。
内容简介
“谁代表欧洲讲话？”“德意志问题又来了？”“英国脱欧将带来什么？”“欧盟会崩溃吗？”“美国将向何处去？”在这样的一个个问题的引导下，历史学家温克勒带读者回到欧盟肇兴之初，或是美国建国之时，为每一个当下的问题寻找埋藏在历史线索中的源头。
西方仍是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而理解欧洲，需要深度理解其历史、思想。接续前作《西方通史》，在本书中，温克勒深刻描摹了近年来西方遇到的挑战和困境，专注于近十年发生在西方的各类重大事件，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自己毕生研究的西方历史之趋势与正在发生的历史相结合，为每个问题寻得答案，并做出了自己的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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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丛书（见识城邦出品）
科学 历史 思想
第yi辑（1-10册）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jiduan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美］丽贝卡·D. 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众生之源》（平装+精装） ［美］悉达多·穆克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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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11-20册）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 ［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平装+精装）［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平装） ［美］戴维·伍顿
19《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美］大卫·阿米蒂奇
20《第五次开始》 ［美］罗伯特·L. 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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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21-30册）
21《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平装+精装）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22《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 ［英］马克·马佐尔
23《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如何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荷］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24《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美］约翰·朱迪斯
25《自私的基因（40周年增订版）》（平装+精装） ［英］理查德·道金斯
26《权力与文化：日美战争1941—1945》 ［美］入江昭
27《犹太文明：比较视野下的犹太历史》 ［以］ S. N. 艾森斯塔特
28《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斯曼
29《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 ［美］欧阳泰
30《起源：万物大历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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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31-40册）
31《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 ［美］托马斯·斯坎伦
32《认知工具：文化进化心理学》 ［美］塞西莉亚·海斯
33《简明大历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主编
34《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 尼科尔斯
35《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修订版）》 ［荷］弗雷德·斯皮尔
36《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斯蒂芬·平克
37《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8《希罗多德的镜子》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39《出发去希腊》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40《灯塔工的值班室》 ［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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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41-50册）
41《从航海图到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世界》 ［日］宫崎正胜
42《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 ［美］斯宾塞·韦尔斯
43《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44《没有思想的世界：科技巨头对独立思考的威胁》［美］富兰克林·福尔
45《锥形帐篷的起源：思想如何进化》 ［英］乔尼·休斯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作者简介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年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图宾根大学历史学博士，1970年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现任柏林洪堡大学当代史教授，是德国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获得者、莱比锡图书奖获得者。
除本书外，温克勒教授还著有荣获莱比锡图书奖的四卷本巨著《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Geschichte des Westens）、《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德意志史》（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Deutsche Geschichte）、《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Auf ewig in Hitlers Schatten? ）、《西方史：浩劫年代（1914-1945）》（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魏玛：德国史读本（1918-1933）》（Weimar: Ein Lesebu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18-1933）等。
目录
导 言
第1 章 欧洲的价值抑或西方的价值？
第2 章 超越民族国家抑或成为诸民族之上的拱顶石？
第3 章 一个延伸到幼发拉底河的欧洲吗？
第4 章 缺少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
第5 章 谁代表欧洲讲话？
第6 章 欧洲vs 美国？
第7 章 德意志问题又来了？
第8 章 作为避难所的欧洲？
第9 章 多重性的联合？
第10 章 英国脱欧将带来什么？
第11 章 美国将向何处去？
第12 章 欧盟会崩溃吗？
第13 章 西方会分裂吗？
第14 章 结论：一个面临考验的时代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一段续记
注 释
致 谢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导言
本书要讨论的是近年来欧盟、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大西洋两岸的整个西方世界所陷入的危机状态。因此，我把它看作2015年初出版的拙作《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20世纪》（Geschichte des Westens）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当前时代》的接续，那本书主要讨论的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到2014年导致后冷战秩序崩溃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间的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发生的事情。
当我于2015年10月开始新书的写作时，似乎距离本书重点讨论的一些事件多少还有些遥远，这包括2016年6月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同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和2017年5月的法国总统选举。在2015年秋季就已经显露无遗的是欧盟的危机状态，更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好几个单独的危机构成的，其中包括诞生于1992年初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Vertrag von Maastricht）的欧盟机构如今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和信任危机，欧元区危机（其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成员国没有共同的预算体系），以及欧盟与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危机—有些国家自称“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并因此而不认同包括1993年哥本哈根入盟标准在内的欧盟基本价值观。
2015年秋天，由于难民危机以及德国这个联盟中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因其应对此危机的政策而遭到的孤立，欧盟内部离心力量也在加剧。难民危机也是导致“英国脱欧”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而且它也同样导致了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内部民族主义兼民粹主义势力的增强。早在2015年之前，国际社会就曾热烈地讨论过是否存在一个“新的德国问题”，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真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百年难题了吗？而2015年发生的这些事，又重新让关于德国的自我定位和德国在欧洲的角色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而且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场辩论将很快结束。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表明，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是欧洲同时也是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这场大选揭示出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其部分原因要去久远的历史中寻找线索。一些原因是美国历史的特殊性，另外一些则是欧洲国家通过自身的经历就可以理解的。对“精英”、“建制派”和“政界”的不信任，是大西洋两岸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民粹主义运动所动摇的是代议制民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西方世界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
奉行激进民族主义的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一事，标志着美欧关系出现了一道自1945年以来的最深的裂痕。到目前为止，当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争论某些根本性问题时，可以认为他们的争论是对那些共同价值理念的不同阐释。今后还是不是这样，就不好说了。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到现在都并不怎么珍视那些美国赖以建国的价值理念，比如不可剥夺的人权、法治、拥有“制衡”（check sand balances）机制的分权体制和代议制民主。他的政策甚至动摇了西方价值规范—这一规范形成于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两次大革命，即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自那之后它就成为西方民主政体必须参照的准绳。
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世界是否会分裂？就在人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旧大陆”上正在讨论欧盟是否能避免解体，在重大问题上是否还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很显然，欧盟既无法在政治上也无法在军事上取代美国。不过，若是齐心协力，欧洲民主国家却可能在特朗普当政的年代为西方的价值留下火种。若是它们有此担当，它们就不会孤单。世界上一切从西方民主制度的原则中汲取力量的人都会是它们的盟友，而这样的人在美国尤为众多。
第六章：欧洲vs美国？
就在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1]之后不久，年轻的法国法官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与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一起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他们向司法部请假旅行的正式理由是要进行有关判决执行问题的研究。但实际上，托克维尔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建立起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个人判断，并据此撰写一本书。他此次旅行研究的成果即为四卷本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头两卷出版于1835年。
美国与欧洲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求解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托克维尔所认定的首要区别，是政治与宗教在美国及欧洲的不同关系。在他看来，英、美文明的特征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的产物。这两种元素在其他地方总是争斗不休，而在美国却能相得益彰，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在这里，我说的是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
这位自由派贵族对美国的描绘，恰好是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反面—启蒙运动在这些地方都要经过艰苦的，甚至是革命的斗争才得以完成。“在美国，正是宗教引领了启蒙（‘lumières’在法文原文中既有‘照亮’也有‘启蒙’的意思）。正是通过恪守上帝的律法，而使人类得以自由……这个宗教将资产阶级的自由看作对人类发展可能性的高贵表达，而且把政治领域视为造物主保留给理智活动的领地。这个宗教在保留给自己的地盘上是自由、强大和满意的，它知道，它的王国正因此而稳固，在此地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统治，而决不依赖其他任何势力的支持。而在‘自由’看来，这个宗教正是其童年的摇篮，是其权利的神圣来源，是其斗争和胜利的引路人。自由将这宗教视为风俗的守护者，又把风俗看成法律的保证和自身生存的保障。”
在写下这几行文字时，托克维尔所想到的是清教徒留下的遗产。这些人在17世纪初乘着“五月花号”和其他船只从英格兰驶向“新大陆”，为的是逃避英国国教教会的压迫。他们对信仰自由的追求，是对其他自由权利和共治权利追求的源泉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源泉。这些开路者还从英格兰带来了“无代表权不纳税”的原则、由议会决定税收和举行投票的权利—这些都是在他们的祖国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但英王却不愿意在北美殖民地施行。对英格兰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事务还有无司法指令不得被随意逮捕的权利（由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案》保证），与此类似的还有“制衡”的传统，以防止某些国家权力被垄断。
对日后的美国而言，欧洲所赋予的遗产并不仅仅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其他新英格兰殖民地所具有的激进加尔文主义，同样从旧大陆持续不断地传来的还有知识界的思潮。对启蒙思想而言，北大西洋算不上什么障碍。自然神论正是如此传来的，它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就放手任其运行，并不会有一位“人格神”插手某个人或整个人类的生活。这样一种宗教观念在弗吉尼亚种植园殖民地广为流传，这一带正是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家乡。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其1952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一书中，将新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和弗吉尼亚的自然神论称为深刻影响了新大陆居民早期历史的两大宗教—道德传统。“无论我们这个民族是从马萨诸塞州的还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观念中继承了更多的精神遗产，我们都于此时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意识，从而分化成了一个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民族—上帝要用这个民族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开端。”
这种认为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乃上帝之选民的想法，早已由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的首任长官约翰·温斯罗普于1630年在从英格兰驶向美洲的“阿拉贝拉号”（Arabella）的甲板布道中表达过了。温斯罗普提醒他的听众，他们自己应该意识到，他们很快将建造一座万民瞩目的“山巅之城”。这位世俗布道者所描绘的图景出自“登山宝训”。据《马太福音》记述，耶稣在山上对众人讲完虔信者的诸种福分之后，以此语收束：“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现在人们称之为“美国例外论”的思想，其实自有其宗教根源。作为一种有政治色彩的神学观念，由上帝拣选“救世民族”的这个神话有多种用途。4它构成了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鼓吹“美国帝国主义”的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Albert J. Beveridge）的精神内核。这位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在1900年1月9日的演讲中，以上帝之名宣扬美国有领导世界的权利：“神已从万民之中挑选出美利坚人民作为他的选民，预备让他们来领导世界的重生[2]。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5无论是否诉诸上帝的召唤，这种自己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信念都是存在的。就好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7年4月2日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声明中所讲的那样，此使命就是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得以安生的地方。6而且在21世纪初，还有一位继承了威尔逊职位的号称“基督再世”的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牢牢认定他的国家负有神圣历史使命，要在“反恐战争”中打败世界各地的邪恶势力。7
不过，今天的美国从殖民地时期继承的宗教遗产并非只有早已世俗化了的使命观念。其他遗产，还包括了自由教会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教会的拒绝，以及基督教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的长期浸润。一个公开的不可知论者（更不用说无神论者）去竞选总统的事，直到今天都不可想象。与欧洲，特别是与世俗化的法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带有宗教色彩的说法。法国总统们常常喜欢用“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结束其演讲，而美国总统们用的总是“上帝保佑美国”。
今日大西洋两岸的差异，可追溯到17、18世纪的早期历史。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特别强调了构成政治体制的方式和方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体系都是在社会上层开始生发，然后逐渐地、不完整地向下面的社会层级传递。但是在美国，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社区的形成先于各县，各县先于各州，各州先于联邦。”
托克维尔于1830—1831年游历美国时正值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当政，他在此感受到的自由和平等的水平要高于欧洲，《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将这归因于此地并无享有特权的贵族。他说美国人“从来就不知道奴才与主子之间的区别。而且，由于他们相互之间既不彼此害怕，也不彼此憎恶，所以他们也从来不需要一位统治者来逐条处理他们之间的事务。美国人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已经从英国贵族那里拿来了个人权利的理念和热爱地方自由的思想，而他们能保有两者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和贵族进行战斗”。
托克维尔讲出此言约120年后，美国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称美国之所以在19、20世纪与欧洲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正是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恰恰是与贵族及其特权之间泾渭分明的区别唤起了市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这种区别成了他们身份的标记，他们由此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不能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因此“第三等级”实际上也承担了为市民阶层以下的各社会阶层发声的使命。
对此发出最强烈抗议的是19世纪出现的劳动者的代表，他们已经在与资产阶级的战斗中决定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从封建时代的传统中找到了团结联合的形式。在美国，由于并不存在拥有特权的贵族，所以也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市民阶层意识，于是也就没有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哈茨在他的结论中如是说：“美国这种既没有封建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传统的独特发展路径并非一种巧合。遍布于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有隐而不彰的渊源，人们可以在封建社会的习俗中找到它。是‘旧制度’启发了卢梭，然后这二者又一起启发了马克思。”
哈茨这番机智的分析并不只是恰好回答了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在其著作的标题中提出的著名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他同时还为大西洋两岸在福利国家政策上的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在欧洲，19世纪由国家施行的社会福利政策，是继承自近代早期绝对主义王权的“善政”传统：对拿破仑三世而言是这样，对俾斯麦（Bismarck）来说也并无二致—他将自称为“乞丐们的国王”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βe）视为自己的榜样。美国并没有这样一条绵延不断的线索。相反，在那里口耳相传的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就像他们在开拓者时代所践行的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也开始在美国建立起一套有国家干预的社会福利体系，很快他就不得不回击那些说他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的指责。1380年后，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支持的保守共和党人，又将一样的标签贴到了推行全民法定医保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身上，同样意在诋毁他的声誉。
欧洲绝对主义的另一份遗产是“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马克斯·韦伯将这一垄断视为现代国家体制的首要特征。15在美国的开拓者社会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无远弗届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持有武器的权利被视作个人自由的保证。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还保障人民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而且其理由是“一支组织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国家（Sta at）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一个修正案至今仍是武器拥有者强大的联盟—美国全国长枪协会—的立身之本，正是它使得该协会能一再阻挠美国总统们一切想要管制武器的尝试。同样泥古不化的，是美国许多州对死刑的坚持。这里起作用的，是对于报复一事的《旧约》式的肤浅理解—这显现出：在美国，人权和民主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程度比欧洲要轻，
因为在欧洲的某些国家，死刑甚至早在二战结束后就已经被废除了。
欧洲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把美国视为“文明世界”中与自己等量齐观的伙伴。在19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与旧大陆之间的关系都显得暧昧不清：美国看上去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向上爬的机会，拥有大胆的商业精神，是个令人钦佩的、享有民主的自由国家；但在文化上，欧洲却总是把美国想象为粗野、蛮荒的开拓者之地。
直到19世纪末，这种想法才有所转变。物质上的丰富、政治上权势的扩张、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智识上的潜力、美国社会中的现代性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大令人畏惧的工业强国的事实，都会让人在冷静的思考之后将欧洲人的自负抛到九霄云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至少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已经不分彼此，同被视为“西方”的一部分。自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法国和美国更加感觉到它们在政治上拥有基本的共识：这三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大国都把自己视作文明进步的捍卫者，共同反对奉行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
德国尽管在1918年战败之后也拥有了一种民主制度，但正是这种情形让这个新开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由战败而得来的民主，使德国滋长了对西方的深深恨意—对美国恨得尤深：因为正是这个鼓吹威尔逊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国家让一种“城下之盟”成为可能。1933年到1945年的“德意志灾难”之中的桩桩件件，可以说是德国拒斥
西方政治思想的高峰，这是德国在20世纪对西方的第二次拒绝，而且这一次失败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连德国人也能完全接受这样的洞见了：西方已经超越了一切差异构建起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如果欧洲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依赖美国。
但自二战结束以来，某种暧昧不清的东西也附着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之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反美利坚主义”很突出地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倾向—美国被斥责为文化扁平化和大众化的渊薮。而到了1945年之后，“抨击美国”一事的主导力量转移到了左翼一侧：并非只有共产主义阵营才将美国骂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人们普遍对美国技术的效率之高，美国通俗文化的吸引力之巨感到惊讶，这种吸引力从好莱坞电影、漫画［如《捣蛋鬼》（The Katzenjammer Kids）、《超人》、《米老鼠》、《唐老鸭》］毫无间隙地延伸至国民饮料可口可乐和流行音乐—美国简直就是“摩登”的化身。
从政治方面看，英国在传统上与美国的关系最为紧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起，这位当年的殖民霸主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的想法就已经在大英帝国找到了土壤。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理念业已成为英国的国家智慧中根深蒂固的部分。相反，美国最早的盟友法国只能很不情愿地回忆起：美国才是首倡人权的先驱，同时美国还是那个在20世纪两次帮法国彻底打败德国的国家。法国在夏尔·戴高乐总统的带领下用尽一切手段重新树立起本国已被挫伤的骄傲，并竭力避免让人觉得美国可以在大西洋同盟的框架内向法国随意发号施令。法国于1966年退出北约的军事组织一事（但并没有退出同盟本身），正是这种意图摆脱束缚的尝试的高峰。
在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友中最亲近它的国家。当时，美国的和解意愿是西方战胜国中最强的，而且远超他国。在与东方阵营于世界政治角逐的过程中，美国第一个认识到联邦德国作为伙伴的价值，并因此给了被分隔在国家西部的德国人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对联邦德国的自由、福祉和安全来说，再也没有比跨大西洋西方联盟的领袖更可靠的担保人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越南战争使得美国在大多数年轻人眼中成了一个重蹈法国覆辙的，用残酷的战争阻挠越共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霸权。在联邦德国是这样，在西欧是这样，在美国自身的学生反对派那里也是这样—这群人正是1968年抗议方式的发明者。在这段充满传奇魅力的岁月中，跨国的造反运动反对年青一代所怀疑的一切，因为这些东西显得有权威、有压迫感。而他们要特别反对的，正是那个在东南亚穷兵黩武，并以这种方式挥霍了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权威地位的超级大国。越南战争在1973年至1975年以越共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西方的霸权而言是一个道德上的打击，并令其久久不能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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