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

　　第一部战争（1899~1931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在战争中长大成人，而战争也标志着我历史记忆的一次大断裂。1914 年，更准确地说，在两三年后我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冲击后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全然不同了。
第1 章家庭
1899 年5 月8 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 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 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在这一学科领域，他撰写了大量专著。他还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冯·尤拉舍克（Felicitas von Juraschek ）于1875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哈耶克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她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开销。哈耶克是3 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5 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那种尊重，我可能早就改变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父亲想成为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父亲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比成为大学教授更高贵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清晰的想法。”
除父亲的学术追求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 ）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 ）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任职于奥地利政府。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成为了富人。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 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 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此外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 ）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革，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看到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出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这匹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与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 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丝毫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一战”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天堂，那里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却是一座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 ）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 ）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 ）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称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首字母K. K. 或K. u.K. 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幼儿语言的人来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 ）给人的感受”。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其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虽然设有议会，但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经常被关闭；不过，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皇帝可以不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每当所有人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的乐趣时，皇帝又下令必须恢复议会制。”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 ）把1898 年到“一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1866 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发生过战乱和流血冲突。维也纳也逐渐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00 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音乐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一战”前那几十年。哈耶克——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他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地对知识和学术的爱好。他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提到，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地区服务，因此他们曾搬过四次家。在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年龄相差不多，但哈耶克总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他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1974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心智类型》。他用“私下谈话”的口吻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心智类型使他们能够牢记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单词。”这种心智类型属于“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困而学之者”，他们“总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获得某种新洞见而解决。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易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辞思考的过程。他们能凭直觉‘看到’某种关联，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这种“外显”知识与“默会”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 ）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 ）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这对他形成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述的知识，而“困而学之者”是在直觉上拥有知识。知识不是，或者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述的。以为所有知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用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述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表述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而学之者”，这令我们联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启发了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氛围之中。他仿佛走进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一个学者能像维塞尔那样不受其他任何一个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门格尔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何价值。在他的‘思想大厦’中，每一个问题都是其智慧财产，即使是别人已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做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执行的所有任务，他们都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他们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品质包括和蔼、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隐私及信任他人。”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成长的那个社会。他回忆说：“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的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穿梭于这些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且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可放纵自己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仅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哈耶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1945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思想传统确实偏爱一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独特’个性的发展完全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且乐此不疲。而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
在哈耶克的成长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那些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会带着孩子们走访娘家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融洽。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外祖父家的聚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好几代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而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意义上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外祖父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家里有好几位仆人。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共分两级，“冯”是第二级中的第四等（最低一等），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 ”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作Hagetsius 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 ”的家族可追溯到16 世纪的波希米亚（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因而——尽管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一直说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头”。
哈耶克祖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州，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来自那里。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在“一生中，我在课前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370 年前，我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辈当时担任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源自萨尔茨堡州的哈耶克的很多祖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维也纳。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 ）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他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这不仅使他发家致富，还使其于1789 年被册封为贵族。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哈耶克的曾祖父，是维也纳的一名政府公务员。用其曾孙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儿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到19 世纪60 年代，晚年的海因里希家财散尽，古斯塔夫只好去当教师。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1918 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人都是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哈耶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 年前后认识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新瓦尔德克郊区，我外祖父曾在那附近租过一间瑞士风格的村屋，住了一年。他们家人经常从更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是很近。哈耶克与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7.5 万~10 万件干燥标本，它们主要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哈耶克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植物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写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主要是为了介绍、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哈耶克则帮他处理一些杂务。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兴趣颇为广泛，除植物学外，还包括摄影、骑自行车、滑雪、驾驶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中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一些被冰雪覆盖和岩石较多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的地方，开辟一条自己的专属路线。
第一部战争（1899~1931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在战争中长大成人，而战争也标志着我历史记忆的一次大断裂。1914 年，更准确地说，在两三年后我们真正感受到，战争冲击后的世界与以前的世界全然不同了。
第1 章家庭
1899 年5 月8 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 ）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 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 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在这一学科领域，他撰写了大量专著。他还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冯·尤拉舍克（Felicitas von Juraschek ）于1875 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哈耶克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她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开销。哈耶克是3 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5 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那种尊重，我可能早就改变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父亲想成为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父亲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比成为大学教授更高贵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清晰的想法。”
除父亲的学术追求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 ）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 ）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任职于奥地利政府。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成为了富人。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 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 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此外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 ）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革，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看到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出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这匹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与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 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丝毫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一战”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天堂，那里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却是一座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 ）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 ）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 ）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称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首字母K. K. 或K. u.K. 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幼儿语言的人来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 ）给人的感受”。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其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虽然设有议会，但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经常被关闭；不过，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皇帝可以不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每当所有人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的乐趣时，皇帝又下令必须恢复议会制。”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 ）把1898 年到“一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1866 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发生过战乱和流血冲突。维也纳也逐渐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00 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音乐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一战”前那几十年。哈耶克——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他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地对知识和学术的爱好。他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提到，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地区服务，因此他们曾搬过四次家。在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年龄相差不多，但哈耶克总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他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1974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心智类型》。他用“私下谈话”的口吻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心智类型使他们能够牢记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单词。”这种心智类型属于“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困而学之者”，他们“总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获得某种新洞见而解决。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易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辞思考的过程。他们能凭直觉‘看到’某种关联，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这种“外显”知识与“默会”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 ）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 ）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这对他形成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述的知识，而“困而学之者”是在直觉上拥有知识。知识不是，或者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述的。以为所有知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用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述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表述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而学之者”，这令我们联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启发了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氛围之中。他仿佛走进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一个学者能像维塞尔那样不受其他任何一个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门格尔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何价值。在他的‘思想大厦’中，每一个问题都是其智慧财产，即使是别人已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做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执行的所有任务，他们都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他们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品质包括和蔼、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隐私及信任他人。”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成长的那个社会。他回忆说：“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的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穿梭于这些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且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可放纵自己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仅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哈耶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1945 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思想传统确实偏爱一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独特’个性的发展完全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且乐此不疲。而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
在哈耶克的成长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那些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会带着孩子们走访娘家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融洽。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外祖父家的聚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好几代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而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意义上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外祖父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家里有好几位仆人。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共分两级，“冯”是第二级中的第四等（最低一等），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 ”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作Hagetsius 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 ”的家族可追溯到16 世纪的波希米亚（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因而——尽管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一直说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头”。
哈耶克祖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州，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来自那里。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在“一生中，我在课前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370 年前，我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辈当时担任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源自萨尔茨堡州的哈耶克的很多祖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维也纳。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 ）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他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这不仅使他发家致富，还使其于1789 年被册封为贵族。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哈耶克的曾祖父，是维也纳的一名政府公务员。用其曾孙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儿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到19 世纪60 年代，晚年的海因里希家财散尽，古斯塔夫只好去当教师。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1918 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人都是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哈耶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 年前后认识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新瓦尔德克郊区，我外祖父曾在那附近租过一间瑞士风格的村屋，住了一年。他们家人经常从更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是很近。哈耶克与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7.5 万~10 万件干燥标本，它们主要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哈耶克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植物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写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主要是为了介绍、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哈耶克则帮他处理一些杂务。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兴趣颇为广泛，除植物学外，还包括摄影、骑自行车、滑雪、驾驶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中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一些被冰雪覆盖和岩石较多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的地方，开辟一条自己的专属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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