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相伴

　　对我的考察
两个星期之后，库拉科夫去世了。我要求中央委员会批准我出席他的葬礼。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我开始构思我的讲话。库拉科夫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葬礼在列宁墓前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陵墓上面发表讲话。
我已经谈到了一些我觉得离奇的地方：出于某种原因，苏斯洛夫和其他在度假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出席库拉科夫的葬礼。直到今天，还有一种传言称有人要除掉库拉科夫，因为他是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竞争者。
我在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这样的传言也有不同的说法。当我提到库拉科夫晋升的可能性时，他回答说：
“你知道，库拉科夫担任的职位很合适。”
换言之，安德罗波夫排除了库拉科夫被提拔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最高层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库拉科夫去世后，最高层开始挑选接任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工作十分特别，需要主管许多部，需要与全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还要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书记们保持这种联系。库拉科夫受到总书记信任，相信他能够贯彻他的政策。
夏天，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基里连科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度假。我们陪同他在边疆区内旅行，讨论了很多问题。我发现他了解我的兴趣比了解边疆区的兴趣还大，尽管我们早已认识，而且之前也相互联系过。说实话，我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或他的行为方式。我对此未加隐瞒，他则感到不快。
在同一个夏天，安德罗波夫给我打电话，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哪里度假。我说：
“像往常一样，在基斯洛沃茨克，庄稼收割完成后就去。”
“很好，我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去，我们在那里碰头吧。”
“不胜荣幸。”
他从来没有在他度假前给我打电话，虽然我每一次都能在那里遇见他。根据规定，地方负责干部需迎送来访的政治局委员（干部必须尊重和协助上级）。
在那次度假期间，安德罗波夫与我见面的频率远远高于以往。我们一同散步，而且交谈的时间很长。我们讨论的问题各种各样。根据他与我谈话的方式，我发现他是在考察我，尽管他已经熟知我的一切。那个时候，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结束度假的那一天，安德罗波夫中午打电话给我：
“听着，米哈伊尔，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将去阿塞拜疆。
他们将在那里举行一个大规模庆祝活动。地区党委书记将会在沿途对他致意。你也许应当参加这次活动。”
“好的，当然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吗。我们一起去。”
约晚上9 时，我们去矿水城火车站。在南方，黄昏很快就会变为黑夜。星光灿烂，兹梅卡山、莫修克山和热勒支纳亚山这些岩盖山矗立着。
初秋的夜晚，万籁俱寂。
专列停下来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走了出来。我们四人用了30 到40 分钟（也许1 个小时）在月台上来回散步和交谈，只是聊聊惯常的话题。我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收成情况（那是一个丰收年）和运河建设的进展情况。后者是他一直问我的问题。我说他缩短了度假时间，本应当有更长的休息时间。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好像在说：这没有什么。
然后，他们与安德罗波夫简单交谈了一会，于是我们就分开了。
这次会议似乎就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勃列日涅夫乘火车出行时，总是要召开一次所有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但回想起来，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齐聚在一个火车站上。这四位在苏联历史的末期都曾担任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对这次见面感到很高兴。他在当时和后来从来没有告诉我，那次会面的目的是要考察我。麦杜诺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邦达连科（罗斯托夫地区）都很想当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谈话的对象还有波尔塔瓦地区书记费奥多·莫甘。那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召开的时间较晚（11 月17 日星期天）。我的会外日程只有一个，即探望我的朋友马拉特·格拉莫夫。他就要50 岁了，和我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同乡，从共青团共事时就成为朋友了。
中午我要了一辆车，去马拉特的家。但是，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不久就在到处找我，他们将电话打到了车队。他们想知道我去了哪里，与什么人见面。他们还将电话打到了格拉莫夫的公寓，要找戈尔巴乔夫。马拉特的儿子接了电话，说对方打错了。我认为他并不是不想叫我接电话。直到晚上6 点钟左右，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了我，嘴上在不停地骂我。我马上去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老广场。我表示歉意，说我在参加一个老朋友的生日聚会。契尔年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一直在等你，但他刚刚离开。”
“有人应当事先通知我。”
“我们不能去告诉总书记需要做些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让我告诉你：他将在明天的全会上提议你作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我是否胜任这个职务，也许其他人可以。”
“记住我说的话。你的回答必须简单而明确：这是我的荣幸。这就行了。至于你是否胜任这个职务，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信任你。明白了吗？”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
这就是我如何得知苏共总书记明天上午将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提名我担任重要职务的经过。第二天，在讨论了我的候选资格和情况之后，中央委员一致投票表示赞成。
会议中间休息时，我走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跟前，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听后对我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拜访勃列日涅夫。我立刻获得接见，但我感觉不出任何特别的友情存在。他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的事真是太不幸了，他是一个好人。”
当时我就在想，一定是那些人把我强加给了他。全会期间，柯西金走到我跟前说：
“祝贺你。我很高兴你现在是我们的圈内人了。”
安德罗波夫与我有力地握手，说道：
“出土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了。”（他是指我们的一次谈话，下文将做介绍。）
中央全会之后，我去了老广场，我在那里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妥当。为我配备了保卫人员和一辆吉尔轿车。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固定住处一旦决定，就会立即通知我。这个决定来得很快，我不需要排队等候分配公寓。
我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打来了电话：
“你忙吗？”
“还不忙。”
“你能来一下吗？我在工作……”
我前往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个建议：
“我们是同志，我希望我们一直是同志。但我必须告诉你，米哈伊尔，莫斯科就是莫斯科。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和他的支持。”
“没有问题，我与你的立场一致。”
“很好。只是想提醒你，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任何问题上都得到总书记的支持。顺便说一句，我看到柯西金对你咧着嘴笑向你祝贺啊。”
简言之，安德罗波夫给我提示了主要的注意事项……
当选中央书记三天之后，我去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主持了边疆区党委全会。全会选举弗塞沃洛德·穆拉霍夫斯基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是我的好朋友，曾一起在团和党组织共事。他严谨而聪明，参加过二战结束时远东战场的作战行动。
我看着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长期共事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区党委书记和市党委书记，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新当选为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穆拉霍夫斯基表示祝贺。我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成为了中央书记，老板被调走了。于是，穆拉霍夫斯基现在成了他们真正的老板，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至于穆拉霍夫斯基，他对工作十分投入，继续实施我与他和其他党委委员共同启动的那些工程。到一定时候，这些工程就能带来财政、粮食和畜产品方面的红利，并促进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
穆拉霍夫斯基与我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
叶利钦事件
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叶利钦事件发生了。事件是一步步发生的，这源于他的工作方式，包括他对待人事问题的方式。
鲍里斯·叶利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莫斯科不仅是本市官僚，也是俄罗斯和全苏官僚关注的焦点。一个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成熟度和意志力才能在这个城市担负改革的使命。
我曾希望叶利钦能够搞定莫斯科的工作。起初，他全身心地投入首都的管理工作。按照惯例，我站在他的一边，即使开始得知有关他的擅权行为时也是如此。
他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依赖行政手段，而全然不顾改革的民主性质；再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他的也是我们的不幸所在。但由于这种民粹主义，莫斯科人才会把他扛在肩膀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你能够从莫斯科发生的事想象出全国所处的状况。
叶利钦还特别记恨一个事实：作为全国最大的党组织—莫斯科市党委的一把手，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伤害了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
但正是他在莫斯科的形象使他无法获得晋升。他很明显缺乏自制力。回过来讲夏天的事。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叶利钦寄给我一封信，表达了对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对利加乔夫的不满，称利加乔夫将他当小孩一样看待。
我必须说，叶利钦在这里遇到了对手，利加乔夫也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也许，我最好在这里先谈谈我与利加乔夫的关系。利加乔夫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具有政治家的素质。他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很有文化涵养。他与他的家庭，尤其是妻子季娜伊达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季娜伊达的父亲是在肃反时期被枪决的40 位军团司令之一。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人，这也许就是分手的借口，当时他们还是年轻的学生。
但是，利加乔夫没有离开她。相反，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给了她支持。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从一而终的人，这件事能够很充分地反映出他的为人。
利加乔夫对人开诚布公，但他也已经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感觉，极有野心而且专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参加政治局工作之前在托木斯克地区党委担任第一书记达18 年之久，之前他还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过。
总之，他是一匹需要套上缰绳的烈马。叶利钦经常不顾我的立场在背后搞小动作，比如在我们就有关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其他几个人事问题做出决定时就是如此。
他感到我看低了他，但他错了，我当时尊重他，直到今天仍然尊重他。
这样，叶利钦在信中严厉抨击政治局。他要求在我度假之后返回时与他见面，要与我讨论所有问题。我告诉他我们肯定能够见面，但是他需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忙于准备我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上的讲话。
但是，叶利钦等不及了，在10 月21 日中央全会讨论报告时，他挑起了一场争执。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会议就要结束了。主持会议的是利加乔夫，正要宣布结束辩论。剩下的事情只是投票。就在此时，我看到叶利钦举起手来。利加乔夫也看到了，于是请他发言。
叶利钦说他在政治局参加了对报告的讨论，他的建议也已经被采纳，他对报告表示支持。但是，他还没有机会说这些，他更愿意谈谈他对党的领导层的看法。（他的确挑了一个绝佳时间来说这个。）
每一个人都十分震惊地听到他说，他怀疑党的领导层正在逐步地树立起个人崇拜。他所说的是总书记，就是我本人。
他的发言十分怪异。他说由于没有得到支持，特别是没有得到利加乔夫的支持，他感到在政治局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请求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叶利钦的发言充满了桀骜不驯的口气，就像是最后通牒，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但与他期望的反应不同。讨论随之展开，根本无法停下来，也没有理由停下来。发言中最常用的术语就是“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膨胀无度的野心”。
24 人在这场辩论中发言，有人要求将叶利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注视着叶利钦，尽力要弄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表情交织着恼怒、茫然和后悔的成分，包含了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具备的所有特性。那些发言者，包括昨天还赞扬他的人，现在却在无情地斥责他，我们就是擅长这一套。气氛变得十分热烈。
然后我说：“我们来听听叶利钦自己怎么说。请他讲讲对于中央委员发言的看法。”
会议厅里发出声音：“不需要那么做。一切都很清楚。”
但我坚持允许叶利钦讲话，指出我们正在建立党内民主，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
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他承认他做错了。
我扔给他一个“救生圈”，建议他收回关于辞职的请求。他极为紧张，但还是回答道：“不，我仍然请你解除我的职务。”
中央全会审议了叶利钦的讲话，建议政治局连同莫斯科市委共同解决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11 月3 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叶利钦发给我一封短信，请求我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出席了11 月7 日的游行，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列宁墓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11 月9 日，我突然得到消息，称莫斯科市委出事了。人们发现叶利钦倒在休息厅的血泊里，由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率领的医疗队正在那里抢救。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叶利钦假装自杀，用一把剪刀割伤了自己。
医生说只是伤到了表皮，他没有生命危险。但叶利钦住进了医院。
我不得不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我们决定按照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做出的决定采取行动。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将在他身体恢复后举行莫斯科市党委全会。全会于11 月12 日召开。
在那些天的一次谈话中，叶利钦问我他是否能够退休并拿到退休金。最后，我们决定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甚至还任命他担任苏联国家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正部级）。
后来，许多人好几次责备我没有把事情做绝。“你要是把他赶出中央委员会，再发配到外省的某个偏远的地方去就好了。假如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任命他去某个橡胶共和国当大使，事情就会了结了。”人们这样说。我还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承认吧，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错！”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罢人官职不是我的性格，这与我在党内大力提倡的精神和态度相抵触。我不憎恨他，也不想复仇。甚至在他开始用下流的语言指责我时，我也没有让自己卷入让人颜面尽失的争吵之中。
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是的，我想无论如何我是犯下了错误。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引用我最近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一段谈话，他与叶利钦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说，叶利钦的计划是他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将是一枚炸弹，许多与会者会支持他。但他打错了算盘。
叶利钦在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时期并没有干什么实事。但随着改革面临的困难增加以及人们对于改革结果的不满增多，叶利钦诉诸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能力派上了用场。这使他得以驾驭这股潮流重返政坛，其余皆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