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成都

★升华乡愁的解法，书写有情的正史——

赋予历史研究以情感、血肉和文学性，笔调动人。

★从成都观察“另一个中国”——

将成都作为内陆城市的样本，考察其特殊的社会转型过程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性，观察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等沿海、华北及华中城市的“另一个中国”。

★刻画小人物元气淋漓的日常生活世界——

将小贩、堂倌、茶客、瓮子匠等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写入历史舞台，再现长期为人忽略的下层民众生活。

★见微知著，由公共生活的常变兴衰，揭地方与国家的张力和互动——

聚焦街头、茶馆、袍哥、麻将这些具体而微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现象，呈现它们在成都百年来所经历的衰落与复兴，由此重新思考地方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史料丰富扎实，视野广阔——

钩沉档案、小说、竹枝词、地方志、口述史，综合中日美三国文献。

★图像证史，栩栩如生——

收录数十幅珍贵图片资料，大部分均首次作为史料披露及使用。图文并茂，使一个西南内陆地区的文化风貌跃然纸上。

★结构缜密，层层递进，清晰勾勒中国微观史学的发展路径——

正文各部分体现了作者趋于微观、偏向叙事的史学研究路径，而附录部分则收录了作者较为宏观、具有计量史学色彩的早期研究。这不仅是作者的个人学术转向过程，也是中国史学在过去30年发展路径的缩影。

★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年的歌

★数十年心血构筑迷人微观世界，百年川地历史讲述“另一个中国”

★收录全新未刊访谈，选入数十幅珍贵插图，麻将研究首次结集出版

★作者五次校订，历时三载成书，精选精编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显微镜下的成都》

王笛将成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刻画得淋漓尽致。——《东方研究》（Bocmok）

王笛通过对过去成都随处可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场所茶馆的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选择》（Choice）

导论：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

第一部分　街头：进入城市内部

城市环境：城墙和街道

商业空间：店铺与地摊

日常空间：家与邻之间

街头剧场

庆典空间：节日与仪式

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庆典

以街邻为单位的庆典

社区自治：共同体意识

春节的庆祝

城隍出驾

清明节

第二部分 茶馆：打开微观世界

1900年与1949年：两处历史现场

1900年1月1日：早茶

1949年12月31日：寻梦

作为公共舞台的茶馆

坐茶馆与吃闲茶

社交：一个社区和信息中心

茶馆文化：茶馆中的语言和习惯

茶馆休闲的多重角色

第三部分 袍哥：解谜秘密社会

川西乡村的命案与调查

杀死亲生女

调查的开始

佃户“舵把子”

何处是“望镇”

神秘的语言和沟通：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

政治文化

联络的秘密政治

隐语与自我身份认同

饮茶吟诗中的力量角逐

语言与历史记忆

第四部分 麻将：跨世纪的困惑

麻将的政治

打麻将引发的官司

争端与居委会

麻将造成的社会问题

麻将问题上的国家与个人

国家对麻将的管控

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

城市、休闲与日常生活的冲突

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争论

麻将、休闲以及日常生活

附录 巨区：从长江上游出发

重庆与成都

城市与茶馆

啯噜与袍哥

啯噜：游民的帮伙

袍哥：四川的哥老会

代跋： 探寻历史的多面性

征引资料目录

主要著述目录

后记

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论辩。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这一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件案子会如何影响城市的日常生活。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赋予更多地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愈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起诉讼给了世人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机会。

麻将的政治

打麻将引发的官司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20 世纪初，鸦片和赌博成了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较为成功的是查禁鸦片的运动，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仍然随处可见。虽然清查惩戒打麻将的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们对于赌博的厌恶，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整个民国时期，麻将依旧盛行于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麻将积习之顽固难除，原因便在于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还是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1949年以后，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导致这个活动退出了社会交往主要形式的位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生活日益宽松，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复苏，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普及，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

位于中国内陆地区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其声名长久以来便和麻将紧密联系，尤以茶馆中的麻将最为著名。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从事种种“勾当”的地方：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亦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将。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馆的数量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落至最低点，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大幅回升，繁荣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较以往不同的是，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 提供场所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从事麻将、棋牌等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机构成了“准茶馆”，不同的则是他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经营执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小区的交流中心。

本部分的研究把焦点集中在分析2000 年媒体关于麻将的报道， 考察世纪之交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演变趋势，这些变化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其中所涉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尤为明显。人类学家P. 费思塔（Paul Festa）对当代中国麻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解释了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民族主义”、“中国性”（Chineseness）、“文明性”等问题。他通过麻将的例子来“展现党和国家如何对个人娱乐形式进行规范，以构建民族国家及其消费经济”1，但并未对麻将的历史及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相较于费思塔从全国的角度观察麻将问题，我则希望以一个城市个案来提供实证研究。此外，在中国，虽然打麻将过程中往往涉及赌博，但本部分并不以此为关注点，而是着力考察伴随其中的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以及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怎样与传统生活方式共存并发生冲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形象。此外，面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城市形象的呼吁，民众、媒体和政府怎样做出反应，亦在本部分中得到分析。通过检视围绕打麻将事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希望考察茶馆和茶馆文化是如何反映社会变化的，并尝试探讨整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怎样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争端与居委会

前文提及之诉讼，于2000年11月16日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会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纠纷的细节：2000年10月7日晚10点20分，居民们在活动室中打麻将的吵闹声，使得余女士和她的小男孩难以入睡。余女士前去劝阻，但没有人理会她。她一怒之下便剪了活动室的电线。第二天早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将余女士在小区门口截住，要她必须对前一晚发生的事进行解释认错后，方能离开上班。面对此种情形，余女士再次报警，前来解决争端的民警建议居委会另择新址设立活动室。居委会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居民全体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决定晚上能否打麻将，什么时候关闭活动室等。参加会议的一共有近70 位居民，绝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居委会主任首先解释了这桩打麻将引起的纠纷的经过，并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条款，接着便请居民们自由发言。不难想见，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打麻将。一位72 岁的老人说：“老年活动室应该开！老年人打点麻将娱乐一下是应该的！”接下来人们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认为活动室应该继续开下去，不过在活动室开放时间的问题上，他们同意可以稍作限制。一位老人说：“不能为了她一人的利益牺牲我们大家的利益。”显然，在这个案例中，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的冲突彰显无遗。在过去，人们总是被告诫“个人应该服从集体”，但余女士的行动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此类行为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过去既定观念的挑战。

在会上，余女士不断重申她的处境，希冀得到别人的理解，并且反复强调：“老年人可以有很多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搞点别的？难道只有打麻将才是娱乐？打麻将也行，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她抱怨有些人从早上8点就开始打麻将，中午吃饭后接着打，并一直“战斗”到深夜。“难道我们也得陪着等到深夜才能休息？”她要求麻将室将开放时间限制为早上10点至中午，以及下午2点到6点，中午及晚间关闭，以保证她和孩子的休息和学习时间。有人对此提议非常不屑，质问她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别人的娱乐内容和时间。他们抱怨道：“全院300多户人都不反对打麻将，就你一户闹得凶，你太霸道了！”一个老人生气地嚷嚷道：“你想清静可以，就不要在百寿巷住，就不要在成都住！”余女士微弱的抗争声逐渐被淹没在了批评与质疑中。在会议将近尾声之时，居委会负责人提出投票决断，结果是67票支持晚上打麻将，1票弃权，只有余女士1票反对。作为妥协，居民们同意活动室冬天和夏天的关闭时间分别设在10点和11点，过于吵闹的人则将被请出麻将室。1

面对这样的结果，余女士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唯有将居委会告上法庭。“这样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余女士说：“在这个异常酷爱打麻将的大环境里，从一开始我就是孤立无援的。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衡定。我决心诉诸法律来讨回自己的权利。这官司我打定了！”1 余女士一共向法庭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被告停止在活动室里制造噪音；第二，被告赔偿原告 5000 元医药费和工资损失；第三，被告方支付诉讼费用。面对余女士的诉讼，居委会代表则反复声明居民活动室的设立符合上级规定，是合法的非营利组织。活动室房间的面积连十平方米都不到， 所以人们在其中所产生的噪音并不足以危害余女士的身体健康，而且噪音和余女士的症状之间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但余女士则出具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医生证明，确认了她神经衰弱的症状；另一份是警方的报告，证实了噪音问题的存在。但法庭认为，这些证明并不足以支持余女士的申诉，并指出此案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打麻将”和“噪音污染”之间的必然联系，因原告被告双方均无法对打麻将是否构成噪声污染进行举证，因此法庭决定安排成都市环境监测局对噪音指数进行测定，并在具体测量数据公布之前暂时休庭，择日再审。

之后不久，被告律师公布了他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该居委会曾经连续六年被授予“优秀居委会”的荣誉，所以将其称为“麻窝”与事实不符。报告声称他们调查访问了不少居民，当他们将余女士誉为“反麻勇士”时，恰恰忘记了案件事实本身，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该不该打麻将”的问题上。人们忽略了案件的实质其实是活动室的噪音是否会导致噪声污染，而此类噪音不仅仅会由打麻将产生，更可以因其他活动，比如下象棋、弹钢琴等产生，这与人们是否应该打麻将并没有任何联系。吊诡的是，若噪音来自弹钢琴，那么此番诉讼还会得到媒体如此程度的关注吗？报告认为，余女士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民众对麻将的反感，因此能够得到大众的同情和支持。调查报告还指出，原告方“每晚都有一些麻将爱好者在此打麻将至深夜”的说辞并不准确，事实上，除了打麻将，活动室的老人们还下围棋、象棋、跳棋等。居委会设置活动室的初衷符合上级的规定，其目的并非为赢利，而是为了丰富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给他们提供社会交往的空间。因此，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利益，亦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控诉，即余女士的神经衰弱症状和孩子成绩下降等问题与活动室中打麻将的行为有关联。噪音处处皆有，但法律条文只适用于违反环境保护条款的违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打麻将产生噪音折射出的更多的是道德问题，而非违法的行径。1

这件案子实际上把政府置于了两难之境。在社会主义的城市中，居委会是社区管控的最基层组织。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它们便作为城市管理的有效工具而设立，并在各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表现活跃，同样也在为“规范”的社会生活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委会被定义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全中国有119000 个这样的机构，编织成一张巨大的基层管理网络。同时，因为居委会的主任和成员多从退休居民中直接遴选，所以他们一般与其他居民私交甚笃。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的准官方组织，居委会起着维系政府机构和民众之间关系的作用，其功能包括调解邻里纠纷、维持社区治安、保障公众福利，等等，是城市管理体系的最基层结构，而为人数不断增长的老年退休人员组织业余休闲活动，则往往成为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居委会的这种职能决定了其对老年人打麻将行为的支持。实际上，居委会常常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为居民提供打麻将场所有违社会主义道德观，却与其官方定义的职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相契合。

麻将造成的社会问题

麻将具有大众娱乐和非法赌博的双重属性。 1949 年之后，政府将赌博列为非法行为，严加惩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少数人还在家里打麻将，但公共场合已经不见麻将的踪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麻将被视为“旧文化”的标志，几乎所有的麻将牌和有关器件或被红卫兵销毁，或被惧怕遭到惩罚的人自行处理。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麻将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了政府对民众私生活的管控，因之给人们的日常消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间。麻将迅速占据了人们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从私家客厅到街角、茶馆甚至工作场所，几乎无处不在，麻将掀起了其前所未有的风潮，人们因此带有贬义地称之为“麻将疯”。 在成都，几乎所有的打麻将活动都会涉及赌博，即使有些赌注非常之小。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某些官员和大学教授来说，打几局小赌注的麻将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消遣，而正是“赌”使得这项活动更具吸引力。一名记者曾做出如下估计：2000年时成都有500万人，而春节期间80%的家庭都有麻将局。因此一城之中，同时可能有100万个麻将的“战场”。此类推测尽管往往过于夸张，却反映出了麻将的流行程度。“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这句顺口溜拿捏住了世纪之交成都老百姓廉价而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精髓，是一句颇得人心的调侃。因为大多数老百姓负担不起奢侈消费，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现代都市生活节奏明快，麻将的玩法也与旧日不同，过去充满技巧性的玩法如今被改造得更加简单易学，迎合了更多人的偏好和口味。

茶馆，作为百姓小赌一番的理想场所，自然而然会被“麻将风”席卷裹挟。比如致民路的十一街，被人们戏称为“麻将一条街”。在这条只有50米长、10米宽的小街上，竟然开了五家老式茶馆，摆开的麻将桌占了整条街的三分之一，而茶馆外的路面则被自行车和老年车占据。1成都郊区龙泉驿，以春天盛开的桃花远近闻名，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还举行一年一度的“成都国际桃花节”，却成了“麻将大战”的战场。桃花时节，一些村庄的桃花林中，每天上万人在那里打麻将。又根据2001年3月的一则报道，龙泉山脚下的桃花山庄，107张麻将桌座无虚席。人们表示，“这里才是打麻将的好地方，天气暖和、空气新鲜、景色优美、有吃有喝、服务也周到”。这也引起人们担忧，“踏青赏花的‘桃花节’俨然一场麻将大会战”，桃花节是否会成为“转移阵地”的“麻将节”？ 1

虽然大多数“麻将之战”是其乐融融的“和平”之战，但不时也有各种原因引发的冲突。有的人输了钱，有的人为争座位，便恶语相向，甚至斗殴。比如程某在街边打麻将，刘某站在身后不断给其当参谋，程某听了刘某的建议，输了牌局。当刘某仍然在后面指指点点，程某怒由心生，反身一拳打破了刘某的鼻子。2 另一则事例，八个人在一家“农家乐”中打麻将，和邻桌发生争执，进而动了手。双方互相丢掷茶壶，抡起了椅子，最终导致两人受伤。尚有不少家庭纠纷是由麻将引起的。比如一天下午，范某和妻子去一家茶馆打麻将。范先生忽然发现茶馆老板赵某将手放在了其妻座椅的扶手上。回家后，范某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他老婆和赵老板有不正当关系，愤而扇了妻子一个耳光，而妻子对无缘无故挨打摸不着头脑，坚称自己无辜。凌晨3 点，范先生带着妻子去赵老板家对质。赵老板一开门，范先生便用刀片向其脸部划去，后在医院缝了八针。虽然赵老板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范先生却逼其支付2000 元作为“赔偿”，第二天，范先生被依法逮捕。这些暴力事件为官方和媒体批评打麻将提供了极好的例子，证明了它们的说辞，即打麻将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有些人沉迷麻将无法自拔，工作时间打麻将，甚至玩忽职守。一位居民曾向当地报纸抱怨他在一家诊所的经历：这位先生送他生病的妻子去诊所就诊，但四处找不到医生，足足等候了一个小时后，最终在诊所隔壁的一间茶馆里找到了在麻将桌上战斗正酣的值班医生，该医生竟然让他不要急，等打完这一圈再说。1另一起事故则是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因为母亲出门打麻将被独自留在家里，不幸蚊香将蚊帐点燃而被活活烧死。2亦有一些人因贪恋打麻将而伤害健康，例如2000年春节期间，一位孕妇因为打麻将时间太长几乎昏倒，造成早产，被紧急送到医院救治；另一位则是高血压患者，打了一天麻将，在麻将桌上发生脑出血，送到医院后死亡。此类关于麻将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引起了人们的愈加关注和批评。因此，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让地方政府和官员非常头疼。

这些例子当然也反映了打麻将是多么的有吸引力，麻将有着巨大的魅力，它能够使人们沉湎其中而忘却什么是当务之急。这些案例也说明将这项活动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是很困难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个人性格缺陷，往往通过打麻将暴露出来。人们打麻将的时候，经常焦虑不安，容易暴躁，因此爆发暴力行为，扰乱公共秩序。这些事件频频发生，当然也会影响一座城市的形象。

导论

从望远镜到显微镜

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和写作主要集中在微观历史，但是我对长江上游地区的研究，是从宏观开始的，有点像用一架望远镜来观察这个巨大的区域。我于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下文简称《跨出》）一书，受到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研究的极大启发，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把整个长江上游区域作为对象，便是其影响的结果。《跨出》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是C. E. 布莱克（Cyril Edwin Black）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使我获益匪浅。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跨出》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下。

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跨出》“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跨出》是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演化”。

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 这正是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2 然而在《跨出》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中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中，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我在进行《跨出》的这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该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向现代演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换句话说，《跨出》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该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 “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民风民俗一节时，所使用的“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把大众宗教都简单地归于“迷信”等，都是当时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做认真辨析。

但是十年以后，我的研究风格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照《跨出》，从《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两卷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可以看到我的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的极大转变。如果说《跨出》是以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变化的话，那么后三本著作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之上。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民众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民众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如果说《跨出》注重“变化”，那么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虽然也讨论变化，但是更强调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持续性”（continuity）。因此我的研究范围也大大缩小，从整个长江上游区域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城市，从社会的各方面聚焦到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从200 多年漫长的清代限定到20 世纪前后60 年（街头文化）和20 世纪（茶馆）的历史。

研究街头文化和茶馆的课题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论文之前，系里要求每个博士生必须提交一篇在原始资料基础上写成的研究论文，并在系里举办的讨论会上宣读和答辩。在选题的时候，一开始我打算写晚清成都的改良人物傅崇矩，从他的经历和思想来观察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通过他的眼睛来看晚清的城市社会。在晚清，精英人物大部分关注的都是很大的问题，如国家政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弊病问题、专制问题，还有关于西学东渐和西方影响的问题。傅崇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非常关注下层民众的问题。他做了一个详细的社会调查，编成了八卷本的《成都通览》包罗万象，犹如晚清成都的百科全书。他还创办白话文报纸，这些都反映了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社会的观察。深入这个题目后，我发现需要收集的资料涉及很广，我把触角延伸到档案、游记、日记、报刊以及文学资料，包括诗歌和小说，其中有不少描述了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包括商业、娱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我决定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观察下层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虽然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把研究限定在成都这个比较具体的区域上。

《街头文化》的英文题目“Street Culture”的形成则带有某种偶然性。在我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可以说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尽管当时对“urban culture”（城市文化）、“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 “mass culture”（平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庶民文化）等概念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记得1995年在草拟论文提纲时，我的最初题目是“Popular Culture on the Street”，直译便是“街头上的大众文化”。但在论证这个题目时，有时为方便起见，行文中也用“street culture”。不想我的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教授在审读这份报告时，对“street culture”这一组合十分欣赏，建议以此作为题目，以更简洁醒目。因此，这组合虽然是我偶然中所造，却是罗威廉教授帮我提炼而成的。

把研究的着眼点聚焦在街头文化，使我能集中深入考察和回答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谁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占据者？普通民众是怎样使用公共空间的？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和公共空间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在公共空间中，下层民众、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性质？以及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这些问题对认识中国城市十分重要，但仍缺乏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理解。

《街头文化》完成后，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把全部精力放在完成关于20 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两卷本专著上。茶馆的课题是街头文化研究的一个逻辑发展。从1995 年着手写作《街头文化》一书起，我便竭力发掘关于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然而困难重重。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在成都市档案馆翻检出关于成都社会的各种珍贵档案资料时，我才真正有了进入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的可能。当我在成都市档案馆阅读那些卷帙浩繁的案卷时，一份又一份有关日常生活的资料浮出水面，当时激动又兴奋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好在那个时候档案查阅相对开放，允许复印。那些档案的复印件，我在回美国的路上一直随身携带，甚至不放心托运，须臾不敢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生怕有任何闪失。

回到美国，我仔细通读这些档案资料，成都微观世界的秘密在我脑海徐徐展开：我看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剧烈的政治动荡，在经历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进行的，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这些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实际上，从经济上讲，茶馆是一个市场；从政治上讲，则是地方政治的大舞台，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和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

在《街头文化》中，我对茶馆已经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不少问题，其后我关于茶馆的专著则把许多已经提出的问题深入化、具体化和微观化了。这个课题使我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从整个成都城市各种公共空间缩小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并由此去观察那个大世界的变迁。空间范围的限定，使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成为可能，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项关于茶馆的研究或许可以说是“微观历史”（microhistory）。“微观历史”虽然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外，还因为对于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教会、宗教裁判所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档案记录。虽然我并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使我能够进入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我在《茶馆》的第一卷中强调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所谓的国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怎样影响到地方文化；二是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怎样抵制和反抗国家文化的渗透和主宰。实际上，我是在考察两者是怎样互动的。读者不难看到，我对近代以来国家权力无限的扩张是持批评态度的，这当然也反映了我的史学观— 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观察问题，同情下层弱势群体的遭遇。在此，值得强调的是，我并不同意有些论者所言，认为我在该书中忽视了现代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相反，我从未否认这一角色。但我关心的问题是，在推进现代化的无数措施中，普通民众究竟得到了多大好处，又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当然，我关于微观史的实践，不仅限于城市日常生活，同时还关注乡村，特别是关注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我在《袍哥：1940 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这本微观史的著作中，通过这个在四川地区散布最广的秘密社会组织，观察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探索其发生、发展的秘密。袍哥作为一个反清的政治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斗争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仪式、语言和行为模式。渗透到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这个组织既垄断了许多地方政治和经济资源，又为许多平民提供了保护伞，所以大量民众加入其中，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至今仍然潜伏在中国当代社会之中，同时也是我研究的重点。这个课题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理解秘密社会的长远影响。揭露一个秘密社会内部的秘密，揭示一个地区在一个长时期的社会控制，揭开一个占人口相当大比重的群体的秘密生活，对我们认识过去中国社会、文化、社区控制，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均有所裨益。

我对袍哥的研究涉及过去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所缺乏的问题，考察了这个组织与民众的关系、组织的性质、语言、仪式、兄弟情谊、帮规、社会网络、分层和分野、组织结构、暴力、社区影响和控制力，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以及与社会各阶层、政府、军队、政党（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等。关于仪式，这一研究并不把袍哥当作一种民间宗教，我认为袍哥的各种仪式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崇拜，倒不如说是身份认同—作为兄弟会结盟的组织，这种仪式对于相互认同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以袍哥的语言为例，秘密语言具有各种功能，如保护组织内部的秘密，提供一种表达手段，以达到特殊的目的，并在限定的集团内稳定成员，控制信息流动以及交换。袍哥隐语的发展基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其组织的反应机制，二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政治卷入。秘语与暗号为袍哥创造了一种身份认同，为其成员与他人之间建构了一条分界线，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人分离开来。袍哥隐语成为四川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展，其秘密语言也逐渐影响到地方社会。通过他们的隐语及暗号，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四川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追溯这个社会集团怎样在与国家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在民众中建构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次文化。

过去的研究虽然也重视社会控制，但是主要局限在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几乎没有关注到秘密社会组织对地方的控制。通过对袍哥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以其在地方社会调解和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例：在四川，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为“吃讲茶”，这样茶馆就成了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这样的活动也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更愿意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一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有人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民众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

中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社会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向其发起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 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袍哥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类活动在1949 年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才随着袍哥的毁灭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