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

1.写给全世界难民的一本书。一位难民出身的作家书写幽灵、家园与记忆，审视战争创伤与危机，契合当下全球的热点议题。

阮清越在《难民》的题献中说明这部作品是写给全世界难民的。作者本人也是越南难民出身，在上世纪70年代随父母逃难至美国，他们一家是典型的难民家庭，也是幸运的难民家庭，父母勤恳地经营一家杂货店，供两个儿子上学。他的哥哥阮清松当年考取了哈佛大学，成了难民群体中的榜样，如今是美国白宫顾问委员会的一员。阮清越本人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英语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至今，现为英美研究和民族学、比较文学教授。他从小听闻、经历的故事，以及他十余年的少数族裔田野研究的成果，都汇集在《难民》这部短篇小说中。

难民近年来是一个热点，叙利亚难民问题以及近期越南难民在英国遇难的事件都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而在媒体重点报道的新闻热点过后，对难民和接受难民的国家、政府来说，如何融入新生活、如何摆脱逃难的阴影、与新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互相接纳，反而是更加重要却少有人问津。阮清越在《难民》中，用一个个故事展现了从越南逃离的人和家庭在美国的生活，和他们面对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困局。这些故事和细节都是在一般媒体上很少见到的，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难民”这个词背后的意味。

阮清越是越南移民，接受美国教育长大，他的身份和思维赋予了《难民》正反两种叙事角度。阮清越的故事既有纯移民的视角，也有从美国人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甚至有美国的越战老兵多年后回到当年的战场。两种角度的交叉和碰撞，凸显出了“难民”这个身份的复杂性和客观性。

而且阮清越清楚地认识到，对美国人来说，越战带给他们的痛苦远远没有到能轻易被忘记的程度，所以《难民》的故事背景从战争刚结束一直延续到离现在并不遥远的时间节点，他描述了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美国和越南军人，也描述了在战后和平重建中出生长大的普通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美越战争带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以及无数普通人的沉重影响。

2. 一部沉淀打磨，等待了二十年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阮清越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情者》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但《难民》这一短篇小说集才是他写作的开端和初衷，从开始动笔到出版花了二十年。他在《难民》中以鬼故事、悬疑故事等类型小说的方式去讲述历史记忆与同情共情的主题，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此外，阮清越十分积极地参与活动，就难民与少数群体问题发声，他的文学作品和社论文章彼此呼应，有助于大家对作品和话题的理解。

3. 多元的故事人物与情节，个体化地展现难民群体的迥异境遇与磨难。

《难民》共由7个短篇故事组成。与《同情者》相比，《难民》的题材更为日常，没有思想体系和国家命运的沉重叙事，多为在美国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牵绊。小说人物的境遇和情感千差万别，但均围绕“难民”这一主题，他们由于过往的经历，难以挣脱传统文化和复杂现实的冲突磨难。如《黑眸女人》讲述了一位捉刀手撞鬼的故事，《祖国》则讲述了二代移民重回越南故土的经历。

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

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

2017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2018年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1971年生于越南邦美蜀。1975年随父母从越南逃难至美国，在难民营度过一段时日后，全家定居加州圣何塞。

1997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英语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至今，现为英美研究和民族学、比较文学教授。

2016年凭借长篇小说处女作《同情者》一举拿下诸多国际大奖，包括第100届普利策小说奖，实属罕见。同年，其非虚构族裔研究作品《从未逝去：越南和战争的回忆》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7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被公认为未来*具潜力的作家，他的作品“颠覆了大众对越战的认知，深描因战争失去家园的人的生活状态”。

2018年，阮清越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同为该院院士的有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麦克尤恩、米兰•昆德拉、奥尔罕•帕慕克、爱丽丝•门罗等。

黑眸女人 / 1

另一个男人 / 23

移植 / 49

我想要你爱我 / 75

美国人 / 101

别人 / 127

祖国 / 157

鸣谢 / 181

《难民》节选《黑眸女人》

有些可以让人出名的事，大脑健全者是不愿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但总会有人撞上，比如，遭绑票囚禁几年，或因性丑闻遭受屈辱，或死里逃生。这些事的经历者需要人帮着写下这些经历，以作回忆录。他们的代理人寻来觅去，十有八九最终会找上我。“好在你写什么都没挂名。”母亲有次说道。我说，书后面的致谢辞里如果要提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听这话，母亲说道：“让我给你说个故事吧。”她的这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但之后就再没少听。“在我们老家，”她继续道，“有个记者，写东西指控政府虐待犯人。于是，政府就拿他指控他们虐待犯人的手段，一样不差地虐待他。他被政府关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从此就再没了踪影。写东西的人要是挂名，就是这种结局呀。”

因此，我也就安于做个替人捉刀而不求署名的写书人了。这么一段时间后，维克多·德沃托选中了我，他的代理人给他看了一本我写的但署名者是一个男孩的父亲的书，男孩在读书的学校开枪杀了几个人。“我与这位父亲有同样的负罪感。”维克多告诉我。原来，他经历了一场空难。空难导致一百七十三人遇难，其中有他的太太和一双儿女，唯有他幸免于难，但他身体的多个部位均已残损。残损的他出现在各种谈话节目里。他声音柔和，没有抑扬顿挫；一双眼睛难得抬起，偶尔为之，里面布满吊丧人似的黑影。计划为他出书的人说，趁人们没忘了空难，得赶紧将他的经历写成书才行。我接下了这单活。这天，我正写着他的回忆录，死去的哥找我来了。

母亲叫醒我时，屋外仍一片漆黑。她说道：“别害怕。”

我卧室的门开着，过道里的灯照进来，很是刺眼。“我怕什么呀？”

她说了哥的名字，我一时竟没跟哥联系起来。他很久前就死了。我闭着眼应道，说不认得叫这个名字的人。她不依不饶。“他来这里，看我们来了。”她说着话，掀去被子，将睡眼惺忪的我拽了起来。母亲六十三岁，中度健忘。因此，她领我到客厅，嚷着“咦，他刚才就在这里呀”，并没让我吃惊。她跪下，摸着镶花摇椅旁的地毯。“还湿着呢。”穿着棉质睡衣的她沿地毯上的水印，爬着摸到门口。我摸摸地毯，确实湿。有那么一会，我信了母亲的话，怵得打了个冷颤。此时，凌晨四点，屋里静悄悄的，阴森诡异。不过很快，我听到排水沟里的雨声，让脖颈发紧的恐惧因此减轻了不少。准是母亲先前开门出去过，淋湿了身子，又回到屋里。母亲蹲在门边，握着门把。我走到她旁边跪下，说道：“都是你的幻觉哩。”

“我没瞎没昏，确实看到他了。”她一把拨开我搭在她肩上的手，站了起来。她的两只原本黝黑的眼睛，因为生气而放出光。“我看见他在走。我听见他说话。他想见你。”

“可是，他在哪呀，妈？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你当然看不到。”她叹道，好像我是那种连明摆着的道理都不懂的人，“他是鬼，是不是？”

自几年前父亲过世，母亲和我一起生活，相敬如宾。我们都特别喜欢话语。不同的是，她爱说个不停，我好静静地将要说的话写出来。她老往我耳朵里灌道听途说，但我只爱听跟年轻时的父亲有关的事。她说，父亲那时是乐天派。说完父亲，母亲少不了说起诸如记者遭遇之类令人发怵的故事，想要教育我：生活如警察，时不时给人一击，且乐此不疲。说到最后，她会说起她最喜欢的鬼故事。她知道很多鬼故事，其中有些还是她亲历过的。

“六姨七十六岁时，发心脏病死了。”她一次，两次，或许三次告诉我。来回地重复成了她的习惯。我从没把她的故事当真。“那时，她家在头顿，我们家在芽庄。有天我端菜上桌，竟然见六姨穿着睡衣坐在餐桌旁。她又白又长的头发，平时盘成髻，这回竟然散着，披在肩上，遮住了脸。我当时差点把端的菜碟掉到地上。我问她来这做什么。她不言不语，只是微笑，站起身，亲亲我，随后把我往厨房推。等我再转身看她时，她没了影。我见到的是她的魂。我随后给她家打电话，六姨父接的，说那天早上，她在自己的床上去世了。”

照母亲的说法，六姨得了个好死：一是死在自己家里，二是有家人送终。她的魂到处走走，不为别的，就跟大家道个别。母亲言之凿凿说看到了我哥、她的儿子的那天早上，我和她坐在餐桌旁，她又说起六姨的事。我为她泡了壶绿茶，不顾她反对，给她量了体温。体温计如她所料，显示正常。她边朝我扬着体温计边说，你哥来了没一会就不见了，准是累了；毕竟，刚从太平洋那头过来，可是几千英里啊。

“那他是怎么过来的？”

“泅水呀。”她可怜地看我一眼，“所以，他全身湿了嘛。”

“那他还真是一等一的游泳高手。”我调侃道，“他什么样？”

“一点没变。”

“可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竟然一点没变？”

“人死时什么样，他的鬼就永远那个样。”

我记得哥死的样子，心里若还有幽默，幽默也因此烟消云散。当时，他的表情像被怔住，双眼圆睁，就是破碎的船板顶着他脸，也一眨不眨——如果真见鬼，我也不想再见到他。母亲到美甲店上班去后，我想补觉，可无法睡着。我每每合眼，便感觉哥直愣愣地看着我。只有此刻，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已有很长时间没想他了。我一直努力想忘了他，可在这个世界或在我脑海一拐弯，我总能撞见他，我最好的伙伴。时间虽过了很久，我仍记得他在屋外唤我名字，叫我跟他去玩。我跟着他，避开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棕榈树与满地弹坑，经村巷，走阡陌，过木菠萝林、芒果林，去到坝上、田间。当时的童年生活大抵如此。

回想一下，可以这么说，我们度过童年的乡村是个多鬼的地方。父亲被征入伍。全家人担心他一去便再也不能回来。出征前，他在家旁挖了个掩体，掩体用沙袋加固，顶上用木头隔挡。里面很热，像没空气，湿气也重，散发出泥腥味，到处蠕动着虫子。即便如此，哥和我毕竟是孩子，常下到掩体嬉耍。大些后，我们上了学，学会了讲故事。在学校，我是最好的学生，好到老师放了学还愿教我英语，我学后再教哥。作为回报，他给我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民谣，或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每次飞机在头顶呼啸，我们和母亲挤在掩体里；他在我耳边悄悄讲鬼故事，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过，他始终认为他讲的不是鬼故事，而是过往确实发生的事。给他讲这些事的人可信，她们是一大把年纪的干瘪老妪。她们蹲在集市上，照看一个个煤炉或一篮篮货物，嚼着槟榔，啐出给槟榔汁染红的唾沫。她们声称，在我们那块地方有群赶不走的“居民”，比如被地雷炸死的韩国中尉，炸剩的上半身挂在一棵橡胶树树枝上；被剥了头皮的美国黑人士兵，尸体浮在小溪里，不远处是他那被击落的直升机，他的一双眼睛与露着脑髓的半月形脑袋冒出水面，闪着冷光；被砍头的日本下等兵，在木薯丛里四处找自己的头。老妪们说，那些侵略者想征服我们，如今永远也回不了家。她们边说边咯咯笑，露出黑得上了漆似的牙。反正，哥那么描述。掩体里黑黢黢的，我听哥转述那些黑眸老妪讲的故事，又开心又害怕，身体抖个不停。当时，我想自己该一辈子不会讲那样的故事。

那么，我现在竟做着代人捉刀的营生[1]，也是讽刺，对吧？时间到了中午，我仍躺在床上，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牙齿漆黑、眼睛漆黑的老妪们听到了我的问题。“你把你如今做的事也叫营生？”她们磕着牙讥笑我。我往上扯盖在身上的被子，只露出半个脑袋。到美国后的最初几年，我每听到走廊或屋外有东西在动，便用被子这样蒙住自己。那时，每每有人敲门，父母会先透过客厅窗帘往外看个仔细，他们很怕自己年少的同胞，那些男孩伴着战争长大，学会了暴力。“别给生人开门。”母亲一次、两次、三次地告诫我，“我们家可别像那家一样，给枪逼着，被绑了起来。绑他们的人用烟头烫婴儿，直到婴儿的母亲说出藏钱的地方，这才罢手。”我在美国度过的青春期，满耳都是这类让人苦不堪言的事。所有这些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属于这里，没人保护我们。在这个国家，决定一切的是人所拥有的东西；除了故事，我们一无所有。

我被敲门声敲醒。天色已黑，手表显示傍晚六点三十五分。敲门声再次响起，很轻，很犹豫。我不想朝那方面想，可心里清楚是他。我早就给卧室门下了锁。我用被子兜头盖脑蒙住自己，心脏狂跳。我巴不得他离开，可他反倒卡拉卡拉扭动门把，我知道非得起床不可。他在用劲扭晃着门把，我看着一颤一颤的门把，根根寒毛竖起。但我同时跟自己说，他可是为我才丢了命。我虽不能为他做别的，总该给他开门。

他被水泡涨，了无血色，头发蓬乱，皮肤暗沉，下身一条黑色短裤，上身一件破烂灰色T恤，一双胳膊与两条腿皮包骨样。他生前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高我一头；如今，我们的个头正好相反。他叫我名字，声音嘶哑尖细，完全没了他年少时的亢亮。眼睛和两片嘴唇，倒一如从前，感觉想探究什么，后者微张，像随时要说点什么。左太阳穴的伤口紫里透黑，闪着亮光，我记得伤口有血，如今却不见了，该是被海水和暴风雨冲洗掉了。没下雨，但他湿得精透。身上散发出海水气味，更难闻的是只有沤久了人汗和排泄物的船才有的气味。

听他叫我名字，我一打冷颤，但这是我爱的人的鬼，是母亲说的那种不会伤害我的鬼。“进来吧。”我招呼道。这似乎是我此刻能说的最勇敢的话了。但他没动，而是低头看脚下地毯，身上的水滴在上面。我给他取来干净T恤、短裤和毛巾，他若有所盼地望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转过身，不看他更衣换裤。我给了他我的最小号T恤和短裤，即便这样，他穿着还是太大：短裤裤管长到膝盖，T恤晃里晃荡。我示意他进到我的房里，这回他听从了我。他坐在我被窝凌乱的床上，可不愿与我目光相接。看样子，我怕他，他更怕我哩。他仍十五岁，我却已三十八岁。我不再是有使不完劲的疯癫假小子，也轻易不愿说话。不过，为了谋事，比如采访维克多，我会说话的。写书人，三流也好，四流也罢，有一套规矩，我自然能照这套规矩行事。可是跟一个鬼能说什么呢？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我怕听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改问：“怎么这么久才来呀？”

他低头看着我没涂指甲油的裸露的脚趾。或许，他觉察到我不擅长同孩子打交道。母亲般的爱意柔情对我来说委实太难，同样难的还有超过一晚的亲密关系。

“你得泅水。泅这么远，要花很长时间，是吧？”

“嗯。”他的嘴还是张着，像要继续说话，却又把不准该说什么、如何说出来。母亲看我婚也不结，无儿无女，认为我性格乖悖；眼前的鬼兴许便是我的乖悖招致的第一件事情。他兴许不是鬼，而是我做错了什么事的兆示，就如要了父亲性命的癌。说到父亲的死，母亲说，也是好死，在家里有家人送终，不像她儿子也不像我差点遭遇的那样。我心底深处，如一口像被我用混凝土封死的深不见底的井，腾涌着恐慌。就在这时，客厅那边传来开门声，我松了口气。“母亲很想见你呢。”我说道，“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回来。”

待我领母亲回到房间，我们看到的只有他换下的湿衣、湿裤与用过的湿毛巾。母亲拿起灰色T恤，哥在船头两侧各画有一只红色眼睛的蓝色船上，穿的也是这件。

“你现在知道了吧？”母亲说道，“永远别背朝鬼。”

黑色短裤，灰色T恤，逸出难闻的海水气味，湿沉沉的，但沉的不只是水。我拿着他的衣服去到厨房，衣服的重量是往事的重量。在很多场合，我见过他穿这件T恤、这条短裤。我记得，当时的短裤不是现在的乌黑，而是干净的蓝色；T恤也不像现在这样灰不溜秋、破破烂烂，而是纯白整洁的。“你现在信了吧？”母亲掀开洗衣机盖，问道。我不知如何应答。有些人称，他们若信什么，那种信燃烧似火，而我开始信的东西却寒气逼人。“嗯，”我答道，“我信。”

母亲和我坐在餐桌旁吃晚饭，背后的洗衣机嗡嗡响。空气里飘漾着浓浓的茴香与姜的香味。“所以他过这么多年才到这里。”母亲边吹热汤，边答道。没什么能吓得她丢了胃口或伤得了她铸铁的胃，就连当年船上的遭遇和如今儿子的鬼来访也不能。“他可是一路泅过来的呀。”

“六姨当时住得离我们家几百英里远呢，你在她死的当天也见着她了。”

“鬼跟我们活人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鬼与鬼也不同。有好鬼，有坏鬼，有幸福鬼，有悲伤鬼，有老死的鬼，有早死的鬼，还有婴儿鬼。你认为，婴儿鬼会与爷爷鬼外公鬼一样行事吗？”

我对鬼一无所知。我之前不信有鬼，我认识的人，除了母亲和维克多，也不信有鬼。说到维克多，他自己就看似鬼，悲伤将他烧得了无血色、几近透明；他仅有的色彩来自那头蓬乱且久未梳理的红发。就是他也只有两次跟我说起鬼，一次在电话里，一次在他家客厅。他家里的一切还保持着他和太太、儿女离家去机场那天的样子，没动过，连上面可悲的灰尘都没掸过。我的印象是，他家所有窗户自那天起便一直闭着，仿佛要将太太、儿女留在屋里的已稀的气息封存起来。她们没得好死，死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死的人继续走动。”他蜷在摇椅上，两手置于腿间，说道，“可我们活的人，只待在这里。”

他这话用在了我为他写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的开头。母亲睡后，我下到地下室里写这一章。地下室亮着几管日光灯。我写下一句，停下笔，听听是否有敲门声或下到地下室的台阶上是否有脚步声。一个晚上就是这种节奏：写写，停停，听听动静。但始终一片静寂。第二天整个白天，节奏依旧，只是写写停停听听的次数更多。维克多的回忆录即将收尾，这时，母亲从美甲店下班回来，拎回在唐人街买的两袋东西，一袋是吃的家用的，另一袋是内衣、内裤、一套睡衣裤、一条蓝色牛仔裤、一件斜纹粗呢布夹克、一包短袜、一副针织手套以及一顶棒球帽。哥自己的短裤、T恤已晾干熨好。母亲将新买的东西堆在它们旁边，说道：“外面冷，他穿着你给的衣裤在外头晃，像个流浪汉，像个偷渡客，不成啊。”我说我可不这么想。我对鬼需要什么一无所知，让她不快，她哼了我一声。直到晚饭后，她方才开始释然。她心情变好，因为那晚我没像平常饭后下到地下室里，而是留在上面，陪她看她租来的一堆韩国肥皂剧。肥皂剧里尽是靓女俊男，他们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里。“要是越南没打仗，”看着韩剧，她说道。她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让我觉得有趣，坐得又靠近些她。“我们现在不也像韩国人不是。西贡也会像首尔。你父亲呢，活着。你呢，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呢，不用做修甲美甲这活，做个退休的家庭主妇。”她的头上夹了一头卷发夹，大腿上搁着一碗西瓜子。“我每天去看看朋友，朋友也来我这坐坐。我死了，参加追悼会的不得上百人。可在这里，我的追悼会到时由你操办，有二十个人能来就谢天谢地了。我可是最怕出现这种场面。你甚至记不起要倒垃圾要付水电费，就连出门买个吃的用的，也不愿意。”

“可我不会忘了为你守灵哩。”

“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该为我守灵？什么时候该给我过祭日？你又该说些什么？”

“你替我写下来呀。”我说道，“把我该说的替我写下来不就得了。”

“你哥可是知道该做什么。”她说道，“生儿子就是为这些事备着的。”

听她这话，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