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小国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陈冠中先生有部小说曾走红一时，这部社会学品性更重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10年来社会变迁的观察笔记，读者对这部小说见仁见智，书中提到的帝王师却让人感叹。因为真正的帝王师是要拐走英雄豪杰的，他们自己也是英雄豪杰，从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一直到后来的张良、诸葛亮、王通、刘伯温，都是了不起的人间英雄。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政治伦理学时断时续，其内在的精神、风骨最终成为绝响，到今天，在陈先生笔下，帝王师成了一个极不堪的一类人的代表，借用鲁迅的说法，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流氓”，只会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遮羞。
陈先生的作品让我想到了我国帝王学的最后一个大家——王闿运。王闿运当得起英雄豪杰的评价，用我们现代人的标签，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史学家、大教育家、大文学家、大诗人、大社会活动家。这个人坦坦荡荡，作家王开林说他的特点是“硬”和“趣”：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巨人，却因为帝王学的式微命运失去了光芒，他的历史意义或社会功用也被同时或后来趋新的仁人志士取代。人们更注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一类人物的言行，社会剧变也求变，康、梁们也被抛下，陈独秀、胡适、鲁迅们上场，“五四”新青年上场……从王闿运的历史命运里，可以总结出太多的经验教训，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于文明的重建新生。只是今人看王闿运，多以一己之意来理解。
这种对历史的谬托知己，单举一例来说，即人们仍以新旧来给人物贴标签。在不少人眼里，王闿运属于旧式人物，属于过时的人物。这种唯新是尚的心理说明咸与维新、与时俱进一类的时髦仍主宰着我们当代，我们社会因此沉淀不下来什么厚重的人物，产生不出深思熟虑的知识产品，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以开结“时间的玫瑰”。
对王闿运的误解还有很多，比如人们把他当做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他自己也说过“纵横计不就”。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作为帝王学的传人，他称得上希圣希贤的实践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没有纵横家一类的阴柔、刻毒、自私。相反，他有着对天下苍生的传统仁爱，也有着明、清以来的个体自觉，他绝不缺乏对民众个体的关怀。对有心向学的普通人，他的诚恳、和易是我们今人多未做到的。一个打铁的张仲飏，因为喜欢写诗，而被他待若上宾。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和后人眼里，只是增加了他作为大名士的名声，今人很难会通这种名士心中真正的人性和文字的尊严。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由于我国现代性启蒙的特殊，使得今人难以做这种古今会通的工作。“五四”前的华夏子民，跟我们似乎是两种人类族群；即使今天批评“五四”中断传统的人，也未能切实地向我们讲明古人、旧人跟我们今人、新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应该承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也体现在前人和后人之间。但遗憾的是，人们今天介绍王闿运，多把他当做戏剧化、脸谱化的人物。人们谈论王闿运，有拿这样一个文明或文化的承载者打趣之嫌，或做谈资之无聊。稍微严肃者，也只是把他当做大名士，而少有顾及他与我们今人的意义。流氓帝王师在当代的泛滥，正说明我们没能把王闿运一类的历史人物当做思想资源的恶果。
要知道，一个生前为各路精英侧目或看重的人，一个死后有当时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的人，一定有他的重量。这种重量绝非恃才傲物的名士所可比拟。这种重量级人物，首先是他的道德、文章、事功有益于国家社会，用今天的话说，他的人生堪称一国国民的典范；或说，成败不论，成就高低不论，他的人生是一个公民所应努力的人生。用王闿运自己的话说：“求友须交真国士，通经还作济时人。”
现代人爱把行动、生活跟人类的经典尤其是自家的经典隔离开来，现代人爱更富、更强、更快，现代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王闿运却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这方面，他的认真精神甚至是后来的章太炎、梁启超都有所不及的。他少年时并不聪明，得到老师激励后，“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到15岁时，才开始学有所得，最后终于成为经学大家，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儒、大学问家、国学大师。但这个人即使以名士享誉，以趣味为人称道，守身却正大之极，他一生早眠早起，不吸烟喝酒。著书立说也都是自己亲笔抄录，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
对于学问，王闿运是敬畏的，他要求弟子们不要贪多贪速。因此，他的教育看似迟缓，实则见效快。在人才、文教极匮乏的四川，他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后，要求学生各治一书，毋贪多，毋不经意。“顺其美，而匡正其不及。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矣。”于是廖平、戴光治、胡从简、刘子雄、岳森等人才一时称盛，通诸经，皆有师法，“蜀学”为之兴起，流风泽被及今。在长沙，他的教化同样有成就，如杨锐、刘光第、杨度、齐白石等人各开生面。比较起我们当代那些读经、办私塾、办书院的人物，五年十年之久，给我们的印象也只是口号多、主张多，结果少，甚至让人怀疑他们多是让自己的学生、弟子们脑残……可以说，王闿运足以自傲。读完以上文字，那些以新旧论人的人，还好意思说王闿运是旧式人物吗？
王闿运自己其实看出了时世的不同，看出了昔人、今人的区别。有人问他，咸丰、同治时代，号称兴盛繁荣，他跟当时一流的人物都打过交道，现在民国了，“今之人才，何如曩日？收拾时局，有其人乎？”王闿运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过焉。惟昔人做事认真，而今人做事不认真，收拾时局，殆未之信。”这话移用于当代，仍未过时。
这个认真的国民因此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成就，他并非曾国藩等人眼中的书生、妄人，他的才、学、识足以随时给当政者捉刀，他有机会结交强人肃顺，所写的文字能让咸丰皇帝叹赏。这应该是我国传统文化人的光荣，他们一旦通经明理经世，他们的识见足以代言一国朝政的治道。从苏东坡，到王闿运，再到清末“最后的状元”张謇，他们都为皇帝、国运、国是……写下了一流的文字，以安慰世道人心。反观当代，除了评论员、新华体、本刊社论一类的文字，我们再也没有能力明心见性，再也没有能力为一个时代和民胞物与立心立命。
这个认真的国民的才学因此只是牛刀小试。他写的《湘军志》被称为“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他在同光年间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种。这些方志叙述翔实，文笔优美，其中的“山水篇”尤为精彩，描绘景物的风韵不减《水经注》。后人曾评价它们“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认为“史裁之丽密”超出了同时代著名史家的著作。他的《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冠于一代诗人之首。他的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诗经补笺》、《礼经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例表》、《春秋公羊传笺》、《论语训》、《尔雅集解》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这些成就，在在说明一个通才之国民的人生可能性。
当然，王闿运念兹在兹的更偏于事功。只是时运不济，他佐肃顺无果，劝曾国藩无效，扶丁宝桢有功而未竟全功……实在是他那个时代，文明的历史文本非一人所能书写。那个时代一流的人才济济，皆不能以己意支配时世，就在于文明的转型、新生或重建是一个大于、高于个人的共业。这个历史教训今天仍值得国人记取。我们万不能以一己之意去判敌我生死，去党同伐异，去奉迎投机或犬儒。这方面，王闿运也是有教训的。比如，他有着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知识的自负”，他对第一个出使西方的同乡郭嵩焘不抱同情，反而讥诮。当时的爱国者谩骂郭，甚至要去烧郭在长沙的房子。王闿运对郭“中洋毒”的判词跟爱国者的言行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而已。从这方面，正说明一个自负者不再能吸收新的思想资源的可怕；王闿运的教训就在于告诉我们：不管通儒也好、大师高人也罢，都必须时刻牢记人的局限性，才会少犯错误。
当然，王闿运虽然有认知上的盲区，但在做人上仍跟一般人拉开了距离，那就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比如，对他平生第一个知己朋友肃顺，他一直有着人情人性的真实，肃顺被朝廷捕杀，成为时人心中的“敏感”字眼，人们都避之唯恐不及，但王闿运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人说肃顺是逆臣，是敏感人物，但是对他而言，则为有知遇之恩的人。
这个人物因此从未过时，他仍以帝王师般的如炬目光看着时世的变迁，他跟章太炎合作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其后，章太炎在上联后加了“无分南北”四字，在下联后加了“不是东西”四字），今天仍值得我国民深思。
因此，可以说，王闿运的人生可圈可点者极多，他的一生对我们今人仍有意义，他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我们并不懂得他们这一类人的心路历程，但“他们的德行为你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智慧也为你望尘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动辄加以揶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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