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选萃：穿透历史

　　孙氏的“上古史故事”用了不少神话、传说、伪书”的史料，却不加年代考辨、甄别真伪，一锅煮，全然不知有无犯规的嫌疑。例如完全撇开由新石器考古揭示的“满天星斗”、“天下万国”格局，硬说禹成功发动、组织、领导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工程，禹开天下九州，夏朝时就有井田制等等。不说夏朝至今仍未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确切信史证据，不问前人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考证，不辨即使到了商朝，它能指挥的地域范围有多大（这时已有甲骨文字记载可考，其势力范围东面也仅到今山东潍坊以西），自然也无心思去好好阅读中国早期农业史、水利灌溉史的大量考证研究成果，无厘头地拔高，好大的泼洒“气魄”。面对同样的问题，被誉称“大饼油条”的青少年读物《中华创世纪》，创作者态度的严肃和功夫的精深，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赵昌平说：“历代对史前神话谱系的筑构，都是以排列帝王世系的办法来进行的。到了近现代，虽然加进了考古资料，但对考古资料的诠释往往就有先入为主之嫌。当将数十种互相抵牾的世系对照以后，我反而坚信，排列确切的史前圣君世系，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读到这里，不禁拍案叫绝，少有的清醒，比专业还专业。他还很谦虚地表白：“不必把《中华创世纪》作为信史来读，而不妨视作对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本溯源。”对照孙氏的出语狂躁，学风文品的高下，立见分晓。
孙氏以建立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自任，献策的整体方案是：“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对接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孙氏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法家的“大争”和“血气”。
在孙氏看来，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比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更没有前途。汉唐、宋明不在话下，明、清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直到成了“僵尸般的古老肉”。因此，在他的主张，必须返回到两千年以前对内“血性大争”、对外“有限扩张”的时代，像法家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再出一个实行过“铁血政策”的、秦始皇似的“伟人”，统率全局，君临“天下”。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这个命题“问题太多太多”。所不同的，他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孙氏的伪“问题意识”有好多个，其中核心的观点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明从此跌入“千丈深渊”，“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中国人被儒家害得全体得了阳痿病，缺少了强势崛起的胆略与血性。
挑战“旧史观”之所以说不容易，因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艰苦的史料辩驳与史实论证，正反、反正地反复进行，直到自己的立论不被证伪。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据说是关系中国历史全局“重大转折”、颠覆两千余年历史走向的“核心观点”，除了一纸简短的“死缓”判决书外，对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无一语事实陈述，更别说对朝代、制度之间进行过切实的比较研究，只有一种粗暴的定性：以儒家为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如果孙氏崇尚的“法治”就是这样粗暴地审判历史和人物，我只能说：恐怖。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还嘴，不准辩解，否则就叫“态度不老实”，一阵乱棍齐下，直打到你闭口为止。侥幸的是，目前孙氏尚没有这样的权与势。
我很怀疑孙氏究竟读了多少书，是怎么样读书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过系统的阅读吗，难道不知道“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外公认的历史常识？熟读二十四史的老人家，特地写下“百代犹行秦政制”的诗句，昭示全国。二十四史，你比他老人家还读得多吗？关于汉武帝是否完全“独尊儒术”，手下的人当时就说他言过其实，以后的专家不知写过多少文章考证辨析。秦帝国设有博士制度，员额七十人，模仿齐国稷下学宫制，各家都有，儒生还随同始皇帝巡游祭山。王国维说过：“秦博士亦议典礼政事，与汉制同矣。”有人根据《汉书？艺文志》的统计，在汉代存世的“六艺之学”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道家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阴阳家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法家十家，两百一十七篇；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墨家六家，八十六篇；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杂家二十家，四百零三篇，等等，公允地指出：“无论在现实政治上，还是在纯粹学术上，儒学并没有获得绝对的独尊，同样，百家也没有被真正地罢黜。”更为紧要的，近三十余年来对秦陵、秦汉简牍等新史料的研究，人才辈出，成果赫然。专家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秦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既有商周的，更有六国的文化因素被包容在里面，也保存有原始巫术、原始祭祀乃至杀人殉葬等“野蛮”风尚；周公的礼制与刑治思想，儒、道、法、墨诸家既各各对峙又互有渗透，这些文化因素在秦国都被采纳、接受过，最后成就了前此未有的、寓有多样性、地域性的帝国“统一文明”；秦律受六国，特别是魏律、齐律的影响明显，但“轻罪用重”的法家原则使之变得更严苛、更细密。先秦以来，多种学说、多样地域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具有综合交融的发展趋势。诸子学说的综合，起于荀子，中经《吕氏春秋》，到西汉汇为大观。孙氏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种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对自称批驳、“颠覆”旧史观的题材来说，是一种极不老实的做法。
我曾经反复思索，孙氏何以会产生如此偏执的“历史观”，如此不通常识、不近情理？有些猜测，但没有把握。若从曲谅的角度辩护，他是对老乡秦始皇过于溺爱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恶过甚，失去理性。说他溺爱，根据还是有的。例如整整一册书，二十余万字，写“大秦帝国”，竟然没有一章、一节甚至一小节写“秦短促而亡”，似乎有不忍之心。
对秦始皇的死，孙氏在书里把事情说得非常诡异阴森：秦始皇的突然死去，“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灾难巨变的最深刻典型”；“至少，一个君主制时代的帝王，年届五十，而始终对国家权力继承人的确立保持模糊状态，这是非常偏离常态的危险做法，荒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引者小注：五十岁在今天也还不到退休的年龄，是你孙氏荒诞，还是始皇帝荒诞）。接着又说：“虽然，这是一个文明大历史中的具体节点，但是，它恰恰是足以撬动整个国家机器并使其轰然陷入历史峡谷的那个最重要的支点……一个光焰万丈的历史符号，突然消失在我们的文明天宇。历史的上升趋势突然中止了，我们的民族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国家文明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一不小心，孙氏得了心理狂躁症，变成中国的“尼采”。但不是喊叫“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而是叫喊“不得了，秦始皇死了”，全人类沉入黑暗之中。
我一直弄不懂他的秦始皇死了，会与中国“第三次文明大转折始终没有出现”有什么直接关联？时间差那么远，八辈子也搭不上界。要不，他的秦始皇“再活五百年”，“上升趋势”持续上升，或许早在公元前后，至晚到公元500年之前，中国早于西方多少个世纪就可以提前完成“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的历史大超越？难道这就是孙氏说的，他梦中的“直接对接”？这种历史的大超越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条件（能源、科技的大突破），不需要历史积累性的进步，不需要现代智慧（不仅是少数个人智慧，更需要知识群体的智慧，普罗大众的智慧），只要继续有非凡“人格魅力”的“真实核心”，大力弘扬秦始皇的主体精神，什么奇迹都可以实现。若秦始皇不死，汉武帝不掌权，不必等到进入公元，要蒸汽机发电机就有蒸汽机发电机，要火箭导弹就有火箭导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太农业土气了。这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说梦或寻梦，白日说呓语吧？怪不得孙氏在大著第一册的扉页上特地写下：“献给——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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