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和每个人谈一次梦想

台湾
我那一岸的家
台北亲人
离开香港的前一晚，照例去7-11买早餐。柜台后面的大男孩，很心细地用普通话对我说：“买两瓶是14块，买一瓶8.9块，还是买两瓶划算哟。”
我笑着谢他：“不了，明天就要离开了。”走出明亮亮的店门时，心里很温暖。
早晨的机场大巴绕了远路，原本充裕的登机时间顿时变得十分紧张。扛着40L的背包，拖了行李箱，一路狂奔至机场大厅。行色匆匆的旅人，让我担心误机的心，更是狠狠地紧抓了一把，后背出了一身又一身大汗。
找到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面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一位面相柔和的先生径直走过来，对我说：“能看看您的航班信息吗？”他说的，是台式普通话，温温软软的。
赶紧把电子机票递过去。
“您的飞机就要起飞了，请到这边优先为您办理。”
人还在香港，一进华航的受理区，心情就莫名地骤变。香港人，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街头的小贩，脸上总像是做了蛋清面膜似的，很紧绷，笑也笑得很严肃，而华航受理柜台的后面坐着的一排年轻台湾姑娘，个个脸上都带着甜美的笑意，还未张口，这春风般的友善就已经从柜台后吹了出来。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不紧不慢的话语，让我因晚到而紧张的心突然放松下来。
在候机厅，离登机还有一些时间，给台湾的朋友买了两盒巧克力，费列罗的，台湾人管它叫金莎巧克力。透过玻璃，看见了华航的飞机，机尾上，开了朵粉色的莲花，饱满的花瓣，很美丽的那种。心，却莫名地紧张起来。越到要登机时，就越不敢相信，真的要到台湾了。
大陆人，第一次去台湾的心情，对我而言，比任何一次远行都更紧张，也更迫切。从香港到台湾，只需飞行一个多小时，但为了这一个多小时，却等了那么久，久到对岸的一切都变成了传说。在学校的时候，也有台湾来的同学，常听他们说起那边发生的新闻，网络电视里，那面的娱乐节目，也早已烂熟于心。但心里的台湾，总是和这些没什么关系，心里的那个，还是杨德昌、侯孝贤电影里演的那个：天空里总有些雾气，油绿的稻田，灰白的城市，清新的人，飘散着一丝淡淡的乡愁。
临行前，朋友赠我一本电纸书，免得我在路上无聊。小小的电子晶片里，好朋友帮我储了一堆读物，其中一本，便是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我一面看，一面忍不住透过机舱看窗外，心中，偶尔又泛起在北京看过的话剧《宝岛一村》，它所讲的，也是过去这几十年台湾发生的故事。我慢慢地想象，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出它的轮廓，然而越是想，越是让它的轮廓模糊，直到泪水充满了眼眶。
低头，猛然发现机翼下的风景已从港岛的摩天大厦变成了鱼池与田野，台湾，已经缓缓登场了。台北的天空，刚下过小雨，跑道边有些许积水，天空中弥漫着一层薄薄的诗意。飞机一落地，我的耳边便传来空姐清脆的笑声。没有意外，没有文化上的冲击，没有任何特别的异样；有的，只是一种从未离开的熟悉，这种感受一直在心里，如此温暖，又如此自然。
“到了吗？”电话那头，是郭伯伯的声音。
台北原本让我有点无依无靠，唯一熟悉的女友宴慈，在我到达前已经回了高雄老家。又是母亲托了同事毛伯伯，找到了他的朋友郭先生。我叫他郭伯伯。
郭伯伯，台湾人，却把大部分职业经理人生涯留在了大陆。他任职的公司，亦是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办公室，他常年在上海，时不时也去北京出差。
第一次同他讲电话，他正在北京出差：“中午有时间到我的办公室里见一面吧。”
在世贸天阶一座崭新的写字楼里，我见到的他，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浓黑的头发，戴一副黑边眼镜，灯芯绒西装，棕榈色的，看上去不到四十岁，完全不像已近六十的人。笑容，很谦和。似乎台湾人都很会笑，一挤眼，一张嘴，笑容就像发射式地弹出来，磁场很强大，叫对面的人完全没了戒心。
“不要掉以轻心。”我认识的一位妹妹特意提醒过我。去年她从台湾旅行回来，洋洋洒洒地写下8万字的游记，一路认识的台湾人，感动了她，也感动了很多读者。她的游记，亦在台湾出版了。而她却对我说：“不要以为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好的，再说，我还是‘黑道高手’呢。”我倒吸了口凉气，我这不会武功的，千万别大意。可是，他们一笑起来，我就全忘了。
“春节不回家，爸妈不挂念吗？”郭伯伯问的是个好问题。去台湾的日子，恰逢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也恰恰因此，我特意计划去台湾。家人亦是理解的。
“总觉得春节来台湾有特殊的意义。”我轻轻地笑。
郭伯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书吟，与我同岁，跟了台湾济慈功德会证严法师做善事，据说春节要去花莲做义工，回不了家；大儿子在上大学；小儿子，亦在念大学，一边上课一边在外做工。
“我家里有两个儿子，你一个女孩子，怕是不方便。”
我原想说不介意的，出门在外，虽是女生，但不娇惯。倒是郭伯伯想得细，说他台北有好友，好友的女儿正上大学，恰好也可以采访，住他朋友家应当没有问题。
“我儿子，就叫他们陪你四处看看，也可以做采访。”
我连连说好。他又道：“台湾的年轻人很爱现，人越多的地方，什么火车站啦，捷运站啦，带一台播放机，插上电，就在路上跳街舞。”经他这么一说，这些小年轻儿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
“我到桃源机场来接你。”
郭伯伯说好一定来，就不再推托。
一到台北，郭总经理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邻家大伯。他穿一件开衫夹克，说话，走路，笑容，说不出和在北京时有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更加随和。
一上车，郭伯伯脸上却露出难色：“说好住朋友家，可他今早打来电话，说他女儿半夜感冒发烧，怕是不方便去住了。”他又顿了一下，“其实台湾很多民宿和旅馆也是很好的，我在西门町给你订了一个房间。”
我心里顿时黯然，想必脸上的神色也让他瞧出来了。
“西门町全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我也可以让儿子或朋友的小孩带你出去玩儿，是一样的。”他又连连解释。
我默不做声，一面有些失落；一面想到还让他破费，心里不安。而一沉默，郭伯伯更是不知说什么好，反复劝道：“真的是一样的，住旅馆也是可以体验台湾的。”
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境，便自觉惭愧万分。我那时一心想要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却全然没有考虑到给别人带来的麻烦，沉默的片刻，一定让郭伯伯为难了。
我赶紧换成笑脸，他才放下心来：“前面那个红色的建筑，就是台北圆山饭店，是当年宋美龄主持设计修建的，曾经是招待各国贵宾的地方。”
抬眼望去，远山的绿荫中果然有一抹极为鲜红的颜色跳出了台北灰色的基调。圆山饭店内部的陈设，我在一位摄影师的作品里见过，今天看来，设计也是十分精美华丽的。台北，就如想象中的一样，没有那么多摩天大厦，路旁的居民楼，一看就上了历史，老台北依然还在。
进入市政大厅的主干道，感受更强烈。笔直的林荫道后，竖着不少日据时期修建的房屋，仍是政府的办公地点。抛开历史不谈，仅说建筑，至今看来依然很标致，融合了日式与欧洲建筑的风格，简洁，大气，沉稳，又不失细节。
行至中正纪念堂，郭伯伯说：“蒋介石以前就在这里发表演说。就站在那上面。”我顺着郭伯伯指的方向看去，二楼的演讲台，今天已经成了咖啡厅，几顶遮阳大伞下，隐约露出几位客人的头顶。楼下的广场上，三四个少年在玩滑板。
车在西门町停下。这里，曾是台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新区出现以前。今天的西门町，依然是年轻潮人的聚集区，琳琅满目、色彩纷呈的时装店及打扮新奇的少男少女，让人想起北京的西单。中心广场的诚品楼外贴满了广告牌，真善美剧院上挂着《极速秒杀》的巨型海报，整形医院、日本的大创百货、HTC等广告夹杂于其中。广场上，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戴着白手套模拟天王迈克·杰克逊的舞姿，看客，围了一圈又一圈。西门町，曾是日本人占领的区域。西门红楼，是日据时期修建的剧场，而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台北的创意市集。
郭伯伯替我订的宾馆，是王家卫电影里出现的那种，昏黄的调子，镶了金边的古朴的灯，枣红色的桌子，宽大的床，被围绕在满满一圈镜子里。我心里喜欢，但四面都贴满镜子的墙，却也有些让人害怕。
“我菲律宾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家宾馆，每次都托我订这家。”郭伯伯在楼下等着，等我放好行李，就带我去周边转转。
这些，可是他打小就走过的道，说起来滔滔不绝，曾在哪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在哪条街道的书店里找过乐，又在哪家小吃店前驻足……庆幸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却总能找到些痕迹，许多食店依然健在，吃客，还是如往昔般排着长队。这对我这个来找台北印象的人来说，真是太感激了。
先从卖年货的华荫街转起，一路上都是吆喝声，每个摊位前都围满了看客，吵翻了天，却不让人心烦。从红糖姜母茶到健康膳食，从保健酒到现磨豆浆，走过路过，买不买，都先拿个小杯，请你品尝。台湾人很重养生保健之道，一路顺着街逛，就顺着吃过去。
“蚵仔煎，原来就是这样的啊？”
面前这位老哥，在洁净的煎板上，打下4个鸡蛋，白的白，黄的黄，四朵鲜花一般得好看；再撒上新鲜的蚵仔，便是小牡蛎；他左手放豆芽，右手撒嫩绿的生菜，新鲜的葱花倒下去，水淀粉一裹，盘子里透亮的，正是蚵仔煎。
“吃一个？”郭伯伯走到后面的小桌前，拉开椅子，叫我坐过去。台湾的小吃摊，在我们那儿俗称地摊，却是一尘不染的。金属包过的桌面，擦得锃亮，一点儿油污也不见。
“没见过蚵仔煎吗？”老哥一边做一边问。
我老实地点头。不一会儿，两份蚵仔煎就飘着香气过来了。蚵仔，又嫩又鲜，肉汁丰满，鸡蛋煎得酥酥的，咬下去很筋道，再加些生抽，满嘴都在流汁。
“怎么会没见过蚵仔煎呢？”老哥这会儿空下来了，抽根烟，走过来同我聊天。那神情像是说不知道蚵仔煎都不能被叫做地球人似的。
“我没见过世面嘛。”我头也不抬地开玩笑。
老哥笑得更开心了：“好好吃，欢迎你到台湾来！欢迎欢迎！”
旁边做鱼丸汤的阿姐听说客人是从北京来的，也很欢喜。
“来两碗鱼丸汤！”郭伯伯兴致极高。
这鱼丸，和平日超市里买的、吃火锅时放的，都不一样，是地地道道用鱼肉捏出来的手工丸。
“把旗鱼和虱目鱼肉打碎了再捏。”阿姐在一旁做解说。仔细一看，果然，旁边放了好大一盆雪白的鱼肉，另一个盆里，是捏好的鱼丸，却没有规则形状，全是放在手掌里，使足了劲挤压出来的，咬起来却很带劲儿。
“来来来，你洗个手，也来捏一个。”阿姐好热情。
我笑着看她，摇摇头，汤却喝得一滴不剩。
再往下走，就不知不觉到了宁夏夜市。天，算是黑了，灯火照在街上，比白天还热闹。
“我从小就在这条街上吃小吃。”郭伯伯像小孩子一样喜悦。
宁夏夜市，是老台北人吃的夜市，不卖夜货，全是小吃。
“它和士林夜市不一样。最初是两岸的一些饭馆，渐渐地，聚集了卖小吃的摊位，形成了现在的夜市。”郭伯伯说。我一看，沿街两侧，果然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店。旧归旧，却依然干干净净的。
一进夜市，眼、口、鼻、耳全都缭乱了。这边是脆皮葱油饼，那边是台湾本地的石板烤肉，锅里滚着大汤圆，有两个乒乓球那么大；再往下走，有烧麻薯、大肠包小肠、烤肉串、裹着胡萝卜和白菜的润饼、鱿鱼羹、炒米粉、麻油鸡、猪肝汤、猪血糕、台南碗稞、蛋包虾仁汤、卤肉饭、花枝炒意面、鳝鱼油面、药炖排骨汤、当归羊肉汤……
许多小吃，我真是闻所未闻，但每家店都让人挪不动脚，后面的人又一拨拨地压将过来，口水已经流了一地，却不知道从哪里吃起好。
车轮饼后面，两个小姑娘正手脚麻利地往模板里倒面浆，抬头一看，红豆、奶油、芋头、芝麻、芝士、巧克力、花生、双拼……口味足足有10种，却全是现卖现做的。
这边：“来三个红豆，两个巧克力！”
那边：“两个芝士，一个双拼！”
“两个红豆，两个奶油。”郭伯伯也凑了个热闹。
我在一旁啧啧称奇：“就这么两个小姑娘，光看着就手忙脚乱了，不会记混吗？”
“不会啊。我们都是现卖现做的。”小女孩抬起头，对我嫣然一笑。
这么忙，人还有时间聊天呢。
先做好底，放进各种口味的配料，再在边缘涂上一层炼乳，盖上盖子。一个车轮饼要等五六分钟，一轮只能做30个，第一轮没有等到，又要等下一轮。我好奇：“大家怎么会如此有耐性？”
“不知道，好像就喜欢看着她们做，总觉得更好吃吧。”一位客人在一旁说。
不赶时间，多好。其他口味的不知道，但红豆味的车轮饼真是又香又甜，也不腻口。
“虱目鱼汤喝过吗？”我手上的车轮饼还没完全下肚，郭伯伯又有了新提议。在美味面前，我是从来都不会客气的。
虱目鱼，这名字听起来缺乏美感，鱼却是雪白的。而虱目鱼汤用的是肉质最鲜嫩的鱼腹做成。据说是一种近海养殖的鱼类，以台南虱目鱼最为有名，刺多，但独独鱼腹肥硕，少刺。做汤时，将鱼腹去刺，用清水煮成。
白色瓷碗，盛着白嫩的鱼肉，撒些葱花，加上作料，汤清香且带些回甜，又绝对不是糖味。夹几根姜丝，蘸着生抽，咬一口鱼肉，入口即化，十分过瘾，令人回味无穷。台湾人自己在家做鱼汤时，用汤勺刮掉鱼油，口感没有那么润滑，但一样回味无穷。
这一碗汤喝下，感觉恍然隔世，过去吃过的鱼，都似白吃了，未来还没品过的，想象不出如何能与它相媲美。竟然有些小小的伤感。接着，我被拽着出了门，心，却还没回过神。
前方的小吃，一如既往地令人目不暇接。一家摊位上写着“范太太宁夏总店”；另一家写着“60年老店”；斜对角，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穿着红色的围裙，正忙着裹润饼，上面的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代老店”。
“在台湾的小吃街里，有很多像这样做过两代、三代的店。你看这条街上，各家都有各家的特色，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丰富的选择，他们不会为了哪种好卖就随便放弃自己的传统。”
总觉得郭伯伯的话是特意说给我听的。
“好像很多小孩子也在帮忙。”
“嗯，很多小孩在上学期间就会帮家里的忙，下课就跟着大人出来摆摊。有点历史的小吃摊，都希望家里有个孩子能把家业继承下去。”
放眼望去，每家小摊后面的人都忙得热火朝天，不知道是不是春节将至的缘故。但脸上，却是一样的微笑。手忙，心，却是不乱的。
“猪肝汤，喝吗？”
郭伯伯，你又向我发起挑战！
虱目鱼还在胃里晃悠，但他一“挑衅”，我的斗志又盎然起来了，生怕错过了美味。
“好！”
“再来个麻油鸡吧？”
“麻薯，吃过吗？”
……
这下，有种需要扶着墙走路的感觉了。
卖麻薯的是一位老汉，他并没有固定的摊位，是推着车走着卖的。一辆很小的木车，上面竖了个自制的灯泡。灯下，黄豆面里，裹了一颗颗拇指大小的麻薯，像是用糯米做的。我们买了一袋，四五个，换算成人民币，两三块钱。又要了两根竹签。老汉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很不情愿。
“郭伯伯，他说什么呢？”
“就这么点钱，还要两根竹签。”他苦笑一下。
听他说罢，我心有不忍。做这样的小吃，每一份赚的都是辛苦钱。然而，却是因为有了这些小吃，才让生活多出了情趣，祝愿台湾的小吃可以一直一直做下去，无论商业的世界如何变化。却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妄想。
最后是怎么走出宁夏夜市的，连我自己也忘记了。路过“苦茶之家”，喝了一碗苦茶，既为清火，也为帮助消化。依然，是一家很老很老的店，名片上写着“三代祖传百年老店”。郭伯伯小时候也喝过的。
半日浮生
郭伯伯上午打来电话，说要陪母亲买些年货，问我有何安排。
那会儿我正窝在宾馆里赶稿子，便对他说晚些去台北“故宫”，自己找得到路，不必担心。
“那我晚点给你打电话。晚上有位陈伯伯要请你吃饭，他女儿和你差不多大，在读研究生，你可以做采访。”
我应了他，写完稿子，竟已是午后，再看时间，快四点了，这才晕乎乎地赶着去邮局。娇娇离开香港时，把家里的钥匙留给我。现在她人在重庆，要把钥匙快递给她。
“今天有什么安排？”她在短信里问我。
“想去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很值得一去，一天的时间也不够。”
我感到很汗。现在已经下午四点了。
在路旁吃了碗麻辣鸭血，对面，是西门町的大广场。坐在这个角落里，看地铁口进进出出的人流，不相信自己真的已身在台湾。西门町，是之前只在书和电影里见过的地方。
坐捷运，再换乘公交车，下车，过一条很宽阔的马路，在数十株棕榈树后面，隐约露出蓝瓦黄顶的飞檐，这定然就是台北“故宫”了。小跑上阶梯，穿过“天下为公”的牌匾，走一段长长的道，上许多层台阶，最上端宫殿里存放的，便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家珍宝。
卖票的工作人员提醒我，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参观时间，但，还是要去的。晚去的好处，是已经过了参观的高峰时间，大厅里，只有几位默默参观的客人，都是很懂事地闭上嘴，尽量放轻脚步，免得打搅到身旁的人。照灯低垂，从枣红的绒布上反射出的光，并不明亮，倒让人看得很尽兴。
如“肉形石”“翠玉白菜”这般的镇馆之宝，自然不能错过。但台北“故宫”里的珍宝，每一件都是打动人心的，像那雕刻在竹筒上的八仙过海，或是得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清楚楚的桃核微雕，那青铜剑，玉佩，怎能不令人佩服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仔细地趴在玻璃上看，贴得越近，越能看出新的细节，件件珍品，不知饱含了多少工人、技匠的心血，这些先人，就是现在说的艺术家吧。这些藏品，无论搬来搬去搬到哪里，只要是中国人，看一眼，就知道是祖宗留下来的财富，亦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心中说不出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