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

“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的代价去购买。”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我违心地过着一种归根结蒂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这种难过的心情，再加上正义感，使得我的写作活动在我看来是一桩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写的东西……真该在硫酸中洗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干，有最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干脆就是伏特加，像杰尼斯•达维多夫一样；而另一些人则有遥远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的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做“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家工厂和一所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察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家工厂里由一部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 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彩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朱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