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之路的第一次回响。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然派”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引以为同道。但是陀氏在《穷人》中开掘了“小人物”主题之后，似乎并不满足于“社会小说”的界定。马上在一八四六年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从社会问题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正反两种对立的性格，其实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作家把他们幻化为性格迥异的两个同貌人，借助荒诞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与野心、本分与嚣张、老实与无耻等等，作了极端的对比表现。从解剖社会转入解剖人性，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同凡响的多样化趋向。“双重人格”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最初的开端，它将在嗣后的作品里不断深化，成为陀氏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这部作品当然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反对。这是文艺理论中政治倾向性的差异。陀氏当时对文学性的侧重，例如强调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后来所谓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对社会使命的重视，强调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分歧。陀氏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其实这不单是一种文艺论争。这种分歧，终于在一八四七年公开化，致使后来的许多批评家认为陀氏脱离了革命民主主义正确的主张。现在从陀氏的创作个性和作品整体来看，这种分道扬镳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终究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9）等作品，都表明此时已经形成带有陀氏个性并在他后来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旋律，如：“小人物”、“双重人格”、“幻想家”、“罪恶与情欲本能”、“被伤害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键概念演绎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这是他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这些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预见性，往往会在后来的历史里找到佐证。例如被评论家阐释得很多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中“宗教大法官”那一节，历来有种种解释，但这一节涉及的问题，对于人类、世界、社会秩序、暴力与奴役等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带着某种寓意的性质。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作家描绘的内容作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总想留下一点让人遐想的余地，包括俄国评论家定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结构”，正是这种特殊风格的表现。
独特创新的小说艺术小说艺术的经典样式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三百余年时间里，经过从塞万提斯、拉伯雷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的创新，已经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使小说的内涵层次有了更饱满的展现，并在经典的小说样式中添加了新的元素，所谓“复调”现象。
历来小说理论的着眼点，或在小说体裁的限定，如长篇、中篇、短篇；记事体、传记体、虚构体、书信体，或人物小说、事件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哲理小说、抒情小说、纪实小说等；或在构成小说的要素，如：情节、人物、场景、语言、风格、主题等。小说的要素是小说存在的形式，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由，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依据。但小说的价值还取决于它的内涵层次，不同类型的小说有不同的内涵。陀氏的小说却通常能提供更加饱满的阅读层次。不同的读者，在陀氏作品里可以找到不尽相同的内涵。这种见仁见智的现象，虽然在其他大作家那里也不乏表现，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一种特色。
小说的内涵是分层次的。小说可以在故事情节层次上被阅读，也称作事件层次。这是可以用叙述梗概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一部分内容。一个年龄不小的小公务员杰武什金和一个苦命的、饱受凌辱的年轻姑娘杜勃罗谢洛娃相爱，而终因周围世界中人、事和生计的迫促，只得深受别离之苦而抱憾终身的故事。主人公善良而软弱、自尊而无奈、深情而无力的处境，社会与生活对小人物的重压和摧残，贫苦情侣在生活重担下无出路的状态等等，这就是陀氏第一部小说《穷人》的故事情节层次。一个读者，单读这个感人而痛苦的爱情故事，也可以受到感动。再看另一所谓“偶合家庭”的故事。父子、兄弟五人间种种思想的、感情的、物欲的、精神的冲突，在冲突、矛盾，以致仇视的过程中，引出一起弑父的案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层次。这个事件对于读者也一样有它的吸引力，它显示了一个家庭悲剧，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性格和行为的理由。读者也看到了人性的罪恶与奸诈，情欲对人的毁灭力量。这样的事件，在生活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许多小说在这个层次上就结束了。这类小说被称作为情节小说，或者事件小说。但陀氏的小说通常还可以进入第二个层次的阅读。
社会历史的层次较之情节和故事要更进一步，因为它着眼在与故事相关的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也就是时代的层次。这些主题也许并不具有永恒共通的意义，但它们有着时代的迫切的内涵。不仅促使当代人思考，而且是长久的历史鉴照。《穷人》在这个层次上表达了社会的混乱和失衡。好人受苦，恶人当道；有活力的青春被毁灭，为非作歹者左右他人的命运，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它的出路在哪里？谁的罪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写照。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它会引起别林斯基等人的惊呼，但它也会引起后来某些社会阶段里人们的共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处在这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表面上并不十分显著，但是作家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关注的“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社会变革观，在这里得到了综合性的表述。作家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尖锐批判的西方资产者的贪欲与自私、伴随西方式自由与平等而来的罪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以文学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深植在人民土壤里的宗教意识与文化知识载体的完美结合，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里的“俄国方式”。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中时代的层次，是当时整个俄国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的社会历史内涵。是当时俄国具有相当迫切性的主题。但这样的母题，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会因为文化宗教背景产生现实的距离，但对今天的俄国社会和文化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而且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这些思考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俄国八十余年历史进程中，从来也不曾消停过。俄国方式的宗教影响依然是一种潜在的激流。
个别的事物走向本质的共通，具体的形象趋于抽象的普遍。小说在经过了故事情节画面、社会历史含义之后，最后的境界是永恒共通的哲理。它是无数具体故事情节和社会历史图像的普遍概括。它不会因事过境迁而失去活力，却能把表象指归到本质。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着眼点，往往正是在这人性共通的哲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有相当透彻的了解，这从他论述到的哲学家的数量上可以证明，但他不是哲学家，作为小说家，他必然要透过人性来观察现象的本质。他说过要“在人身上发现人”，所谓“窥视心灵的奥秘”。这是作家最终的着眼点。如果说一部《穷人》，苦难的爱情是它的情节，善恶的失衡是它的现实，那么主人公心理的变幻是它最终要探索的奥秘。就像《双重人格》，情节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小公务员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精神病人的感觉和体验。所指社会现实是弱肉强食，强力和扩张对软弱与安分的排挤，但作家在永恒的人性层次上要说明的却是善与恶原本就共存于一体，人性与生俱来有着“双重”性，魔鬼与天使共居一处乃是人的天性，人性的复杂和变异都来源于此。当然，这一命题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开篇，更深的探究还有待后来的几部大作品，《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性格里那种善与恶、崇高和卑鄙的难以想象的结合，《鬼》里斯塔夫罗金幻觉里看到的那个可怕之至的“蜘蛛”，其实就是他内在本性里恶的幻化。他那种对善恶界限虽然内心清楚，却行为放浪，淫乱无耻、不断作恶，两种相互排斥的思想可以同时宣教，却并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我……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终于在无法解决的矛盾里以自杀了结生命。《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鬼”谈话，正是一个人身上善因与恶因的交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类题目有许多，例如“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人的非逻辑行为”、“潜在意识与外部行为”、“直觉现象”、“偶然与必然”、“理智与感情”、“诱惑与理陛”、“灵与肉”、“真性情与无个性”等等。总之，他善于把真正人性面上那一层遮掩物毫不顾惜地揭开，示世人以人类本性的真相。所以永恒共通的层次是陀氏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在这个层次上来读小说，可能具体的情节故事和社会历史画面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作家探讨的是在抽象共通层面上的题目，所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的部分。它们超脱了具体的图像和事件，进入共通的境界，把人身上最最隐秘的部分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涉及永恒哲理的层次有许多，人性的奥秘是重要方面，当然也有超出人性范畴的命题，如“真实与假象”、“宗教与道义”、“教条式与创造性”、“生命的本质”等等。这些题目的产生，当然并非完全抽象的永恒，而有陀氏自身的历史限定性，但他所提供的思考角度，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所以对陀氏作品的不同层次的内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作家十分独特的发现。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虽然在最初颠覆传统的时刻，也有一些流派宣告过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发展，许多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开始谬托师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现代主义的偶像。这是很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虽说也可以强调某些传承关系，但陀氏终究还是经典小说的代表。不过他小说里的创新，的确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是以它的思考深度、现实诉求和批判热情为主要特点的。所以后来在俄国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思想特征上来评价。但俄罗斯小说艺术，也有着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创作尤其让人觉得有着某种新意。直到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巴赫金出版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1928），其中提出陀氏小说的“复调结构”问题，才引起评论界注意。可惜的是该书的主要思想与当局一统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体系不合，未能广泛流传。而作者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于次年被投入北方集中营，后又辗转流放到南方。身心横遭摧残。
但他的著作却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巴赫金的理论直到五十年代终于引起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界的争议，于是在一九六三年经过修改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名发行新版。在苏联依旧争论不绝，但此时在国外已经把巴赫金的理论作为小说理论的重要创新，甚至把巴赫金视作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现在即使在中国，一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联想到巴赫金，似乎“复调小说”理论才是唯一能说明陀氏创作的理论。这是一个很繁复的论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复调”之说，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陀氏小说的特点。这是小说写法的一个变革。在陀氏本人，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本人从来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概念。但读者如果没有先入之见，在读完他的小说后，常常会有一种感觉，似乎作者在小说里通过人物之口，讨论了许多问题，或者通过作家的描写涉及了种种情景，但读者在掩卷沉思时，又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作者最终也没有在他的书里投下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但他促使你对书中的叙事进行思考，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都可以在你耳边絮叨，都在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作家本人到底站在哪一个人物的后面，反而很难让人捉摸。这就是所谓的“复调”。这个理论是借用了音乐上的一个术语。好比音乐的声部，原来的小说都是一个基调，伴随着和声，但现在像巴赫的赋格，出现了平等的声部，就像钢琴演奏，本来是右手的基调，左手是低音的和声，现在两个相互争鸣的声部，出现了复调音乐。其实这仅仅是一种比喻，在小说里并不可能真有那样繁复。但经典的小说通常是作家定下基调，然后安排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在相互的关系中，善恶忠奸，壁垒分明，即使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通常也是善人善终，恶人恶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往往在一个人的性格里放进了两重的变数，这是一。另外作为善、恶典型的人物，都可能一语道破事物的真谛。善恶两类主人公的行为往往会发生突变。每种行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作者并不一定要清楚地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根据巴氏的理论，这样的小说结构，会产生行为以外、语言以外的含义，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结论。所以就能促使读者的思索，扩大小说的容量。这是现在一般对所谓“复调”的理解，事实上这个理论要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把文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考察的十分重视文本细读的理论。《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其中侦查科长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法与理”之争论，索菲娅·马尔美拉陀娃的宗教教义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之争，到底是谁说服了谁？无非是一种思索，一种更为深入思考的趋向。
尤其是巴赫金论及陀氏小说中“对话”的概念，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对话化的；这个自我意识在自身的每一点上，都是外延的，同自身、同他人、同第三者有着一种对话的关系。这就关系到小说文本中的潜在文本。一个单一的文本在极大的程度上扩大了自身容量。
读陀氏的小说，当然不能完全用“复调”的理论来解析。但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
通常的陀氏评论，总是把着眼点放在作者着力描绘的社会现实画面，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发展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故事，却往往信手拈来，他的大作品，通常都是涉案故事，一般都是从报刊上得来某个报道，以此敷衍成篇，却成一个精彩的长篇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作者注入了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挖掘。陀氏的小说，是思想的小说，是剖视人性的小说，故事与情节只是他借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动起来的要素而已。
陀氏小说十分注重人物的自我意识，所以形成一种思想的类型。他并不十分注意性格刻画和典型塑造。他要创造的是一种思想类型。他们存活在和不同的思想声音的“对话”中，甚至这种对话是潜在的、只是在上下文中隐含着的。所以作者往往会虚化故事的环境、日常生活的细部刻画，转而用不同性质的对话来表现作品的容量。他的人物很难用传统的术语来定义，如性格、典型、正面主人公、反面人物等等。因为作家自己的声音和评价也混迹在人物的相互关系或对话里，而且作者的声音也未必能左右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所以在阅读陀氏作品的时候，不妨以读者自己固有的心态和感觉来与作者的思想对话，完全不必抱定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或观念，来生硬地分析作品。
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一次冒险，看看读完后你会产生什么感觉。这是一种很有趣的阅读过程，在阅读中加上读者自己的一路思考，陀氏的作品将给你十分独特的感觉。
对陀氏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抱先入之见，随着作者的安排，先领略他的思想，然后再来作认真的思索。它不是消闲的读物，却能长人心智。
夏仲翼二○○四年九月与侮辱的”等等。这表明陀氏的小说真正的着眼点也许并不全在正面的写实上，更在审视人的本身、剖视人性以及挖掘人生本义上。
然而，陀氏四十年代的创作却中断在蓄势待发的状态里。在文学观念上他虽然和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依然信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得拉合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是积极成员之一。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并处死刑。
在临刑前改判为流放苦役并期满后当兵。长达九年的苦役和兵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亲历底层生活极大丰富了他对生活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形成了独特的哲理性探索，但长期亲历流放和苦役，无可否认也加重了他对人生苦难和社会阴暗的感觉。与底层生活的紧密接触，使他更关注人民的思绪，特别是根植在民间的宗教意识，一种寻求权力阶层和平民之间和解的倾向在他身上开始显现。加之生理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沙皇鹰犬无时不在的监视跟踪，更增添了他精神上的抑郁，以致他的创作也隐含了某些病态、痉挛的风格。这也是后来许多评论家所说陀氏思想消极面的由头。
经历了无数磨难，他在五十年代末返回彼得堡，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1861）还继续着四十年代的风格，在长篇中除了描写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堕落以外，已经出现宣扬正教受苦受难精神、人要在苦难里寻求幸福、以苦难来净化心灵的说教。对社会真实的揭示和借宗教解脱的药方，是这一时期创作里很明显的矛盾倾向，出现了所谓“苦难救赎”的主题。一八六一年正值俄罗斯农奴制度改革，陀氏却在文学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明确宣告自己的主张。一八六一年他针对杜勃罗留波夫而发的一篇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明确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虽然他并不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但强调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在政治主张上陀氏更接近的是俄国的斯拉夫主义，一八六二年发表《两个理论家阵营》，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的“自由主义”代表如卡特科夫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革命民主派的分歧，提出“根基论”主张，强调人民的信仰才是“根基”，是道德理想的根源，俄国的改革必须与人民的“根基”相结合，西欧的革命方式不适用于俄国，应该寻求在君主和正教教会指引下的和解和团结，利用普及“文化和教育”促使两者的联合。这一点是历来评论家对陀氏思想最有非议的地方，常常被视作对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攻击。但就在这个时期，以作家亲身经历为素材的长篇笔记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发表了。小说展示了苦役犯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从社会和生活的因果深入剖析人性“善”、“恶”的变异。人性中兽性一面发展成“恶魔化”的个性，出现了“强者与弱者”的论题。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以戴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更把它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一八六四年发表的中篇《地下室手记》更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剖析一种“自卑”的内心世界，触及了人的潜在意识问题。在“幻想家”之后，又出现了“地下人”主题，但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手记》一书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怎么办？》中“合理的利己主义”而发，后来高尔基更认为此书是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解。这部很深入描绘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小说，承担了太多的政治重负。
一八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出国门，接触西欧社会。六月到八月间，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的逗留，看到的一切使他对西欧的文明和发展道路产生极大的疑惑。归国后不久，就写了散记体小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第一次触及“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母题。这是他的“根基论”最早的文学表述。
这一母题在后来的几部大作品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开拓，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下半叶的《作家日记》和最后的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更有综合性的探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至此似乎是在为最后的四部厚重的长篇作准备。一八六六年长篇小说《罪与罚》出版，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作品表面的谋杀情节遮掩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探索。小说涉及的十分广泛的论题早已冲破故事框架，所以读者掩卷后存留在脑际的往往是各种论题，如涉及“超人与庸人”的超人哲学、有关“强者与弱者”的权力真理，更有人在言语行为里不自觉的“潜意识”泄漏，以及再一次回响起的“苦难救赎”等等。由于每个论题都有相当的雄辩性，小说作为一个体裁竟第一次彰显出某种互不相让的思想争论的品格。这被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称作为小说的“复调结构”，影响着此后一百多年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发展，且至今被认真地讨论和研究着。
《白痴》（1868）、《鬼》（1871—1872）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白痴》是一部色彩斑斓的长篇小说，探讨了“罪恶与圣洁”的题目，在一个由伪善虚假织成的罗网里，一旦有人捅破那层薄薄的遮掩，这妖魔化的世界便不成体统，梅诗金公爵这个“自然人”，以十分单纯无邪的处世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结果呢？一切都是颠倒的：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成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命定了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梅诗金公爵并没有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仍然回到他那瑞士的净土。作家以强烈的激情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腐朽和道德丧尽的世象。梅诗金公爵像一面镜子，返照出腐败的群象。《鬼》则把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善恶本质紧密结合起来作深入的剖视，在一个政治事件里发现人性里兽性——妖魔化的依据。《鬼》从情节上看是一部涉案小说，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反虚无主义”的主题，也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变革中欧洲道路的评价，但作品更多的是从共性、抽象的角度考察革命的暴力与道德人性、社会主义思想里无神论的得失等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俄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变革时期，这些敏感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深谙文学的高尔基也从政治上评价《鬼》，说过这是“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意攻击的无数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恶毒的一次”。但就作品思考的深度、对沙皇政府的揭露，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此书的意义恐怕远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之外，且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也许可以发现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里呼应着类似的共通主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计划中有上、下两部，最后只写成了第一部。评论界一般把这部小说视为作家最成熟的作品。作家曾经开拓过的种种主题，如：“幻想家”、“双重人格”、“灵与肉”、“被伤害与侮辱的”、“超人哲学”、“权力真理”、“偶合家庭”、“恶魔性格”、“苦难救赎”等等，在这部书里都作了探讨。小说把社会现实生活的揭示，人物类型的刻画、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融合在一起，涉及了政治、社会、人性、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论题。书中展示的人物，从老卡拉马佐夫到德米特里、伊万、阿列克塞三兄弟，以及身为厨师、实为老卡拉马佐夫私生子的斯乜尔加科夫，这个“偶合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有着十分鲜明的性格，代表着不同的主题。作家从人物的心理和意识着手，写出了“俄罗斯性格”的不同方面。这些性格要素是认识俄罗斯社会和人性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俄罗斯性格”似乎只是一个褒词，其实作为民族性格来讲，它“既伟大，又孱弱”，充满正反矛盾和斗争的习性才是正常的。就像果戈理《死农奴》里的地主们，也正是“俄罗斯性格”某些方面的体现。
高尔基曾经写了两篇文章专论“卡拉马佐夫习性”，但这何尝不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只是消极面凸显得更明晰罢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把俄罗斯人的生活观念、宗教意识、民族特性和人性欲望都作了透彻的解剖，脱略在具体画面之上的含义正是陀氏所追求的目标。嗣后的作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时，诸多现代派作家会把陀氏视作为自己的师承。但陀氏作品的丰富性，表明他依然是写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的真实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内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张的行为来体现，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氛，形成别具一格的真实。
陀氏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这恐怕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键所在。
六十至七十年代陀氏还创作过两个长篇《赌徒》（1866）和《少年》（1875）。《赌徒》题材不大，写人被嗜好和物欲控制，无法自拔的状态，对沉湎于赌博的心态有极为传神的描绘。人性的弱点反过来控制人本身，带着悲剧性的意味。这也牵涉到作家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该书的创作过程成就了一段佳话。
陀氏一生为金钱所困，为了偿还哥哥米哈伊尔身后的债务，他与出版社约定在规定的期限里交出一部作品，但合同规定，如逾期不交，将影响陀氏作品的版权。作家无奈之下，只能聘用女速记员安·格·斯尼特金娜，由他每天口述小说内容，斯尼特金娜打字整理成文稿，最后在二十六天的时间里赶完书稿，同时也成就了作家第二次婚姻。斯尼特金娜即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陀氏去世后，她对陀氏遗稿的整理作了许多贡献。《少年》写了俄国资本主义进程里人们浮躁的心态和欲望的变化。七十年代人们急切的发财欲望腐蚀着年轻一代人的灵魂。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极端个人主义，表示出明显的担忧，他想从宗教思想里找到适合的药方，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小说生动地见证了这个剧变时期的人心浮躁的状态。也许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的一些作品，如中篇《永久的丈夫》（1870）、“幻想性的故事”《温顺的女性》（1876）和《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都各有侧重，不相雷同。特别是《一个荒唐人的梦》把“幻想家”的主题上升到对“人类黄金时代”的憧憬，说明陀氏思想的变化。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陀氏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作家日记》，体裁不一，有政论、文学评论、回忆录、特写、谈话式的随笔以及一部分小说。长期以来，俄国评论界认为《作家日记》体现了作者思想中软弱以至反动的一面，其实这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资料，是正确理解陀氏其人其事的钥匙。陀氏一生，磨难不断，除了政治上的迫害，经济窘迫也是他和俄国其他大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预支计划中作品的稿费，以解眉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他的写作风格，而为有些评家所诟病。但陀氏的写作风格正是冲动型的，不加掩饰的内心激动，急于表达的思想观念，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具一格的文风。他不可能像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那样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文稿。感情的激流一路狂泻，有时甚至显得痉挛纠葛的文风，构成了陀氏小说的别样格调。
很难说他写的是美文，但有着不作掩饰的内心披露，深入骨髓的无情解剖，作家自己常常会忘情于展示严酷的真实，以致只求将它们如实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不作表面的抑扬，却把判断留给读者自己。
陀氏小说对世界和人性的思考和剖视，把小说这个文学体裁推到了思想的前沿。小说家不是政治家或哲学家，重要的不在他能提出什么医治人生和社会的良方，因为这时他们往往是既幼稚又可笑的。文学的力量在于敏锐的发现，表现的深刻，在感性的图像里展示世界的真相和人性深处的奥秘。就这一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的高度。高尔基虽然对陀氏有些作品颇有微词，但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表现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知道这并非溢美之词。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逝世。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臧否不一的评论从来不曾间断过，这主要是对他的政治倾向性和宗教意识而言，至于对他在世界文学中崇高的地位，他对小说文体的巨大贡献，似乎并不见太大的异议。倒是随着现代小说风格的演进，陀氏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变幻的母题旋律小说通常都以题材分类，例如司各特的《艾凡赫》被称作“历史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以“场景”来归类，如“巴黎场景”、“外省场景”之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通常被称作“史诗小说”，更有完全具体如英国作家哈代的被统称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故事虽然大都发生在彼得堡，但并没有评论家称他的小说为“彼得堡小说”。原因是陀氏小说不断开拓的是一种“母题”，他像音乐家那样，找到活跃在生活里的种种“旋律”，构成他小说的主要元素。这在以往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
“小人物”是俄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母题，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后来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这个母题被开拓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奏响的就是这个旋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第一部作品献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并不偶然。因为他说过：“我们都是从普希金门下走出来的。”但《穷人》里的主人公杰武什金虽然有着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人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人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
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
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