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简史

　　1.首部将医学与政治的复杂影响结合，全方位展现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的书；

2.专业度高。专业学术期刊FASEB杂志（美国实验科学杂志）、Choice杂志、健康与疾病社会学杂志、药史杂志，英国医学史学会等专业认可推荐；

3.了解癌症，了解发生在周围的疾病。在我国，每65个人当中就有1名癌症患者！每年有超过400万人被确诊癌症！每天有超过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就有超过5人死于癌症！

封面封面
版权页
献词
首字母缩略语
引言 “一种传染病——病毒”
第一章 癌症与传染病
第二章 癌症是病毒性疾病
第三章 政策的制定者和慈善家对癌症问题的定义
第四章 生物医学协议及联邦政府参与癌症问题
第五章 通过特殊病毒白血病项目管理未来
第六章 癌症病毒研究的管理对象和基础设施
第七章 病毒是抗癌战争的主阵地
第八章 分子生物学对抗癌战争的抵制
第九章 西海岸逆转录病毒的研究热潮及致癌基因的发现
第十章 分子医学时代
生物医学研究的过去、未来和失败
时间线
致谢

　　1961年冬天，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联系了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描述了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郊区奈尔斯“癌症流行”这一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家庭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来到了奈尔斯，使得这里的人口迅速增长。而现在，白血病的暴发打破了以往的宁静。前一年，在圣约翰布雷伯夫教区学校（St. John Brebeuf Parish School）有8名儿童死于白血病，另有5名儿童被诊断出白血病，发病率和死亡率之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美国公共卫生署派了一名流行病学家调查此事，他将一切归咎于一种“未知传染源”。1963年8月的一个晚上，有200人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这种可能具有传染性的白血病。夏季暴发的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仍然让他们记忆犹新，奈尔斯的居民认为，可能存在白血病病毒。奈尔斯董事会在呼吁大家保持冷静的同时，要求上报镇上所有白血病病例，在以前这是只针对传染病的措施。有一名摄影师跟着医生，为这场“传染病”的幸存者采集血液样本。一名年轻女子担心自己会被认为是传染病（癌症）的携带者，只同意背对相机拍照。
医务人员的研究并没有缓解居民们的担忧。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中，库克县医院赫克托恩医学研究所（Hektoen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史蒂文·施瓦茨（Steven Schwartz）宣布，他在一些儿童患者亲属的血液中，甚至在处理这些样本的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血液中，发现了未知抗体。在以严谨著称的临床医学文章中，施瓦茨认为奈尔斯的病例（白血病）“进一步证实了病毒病因学理论”。他甚至更为直接地对《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一名记者说：“20年来，当你看到病人时就会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白血病在我看来像一种传染病、一种病毒。”令人震惊的是，随着奈尔斯事件的逐渐展开，纽约州的布法罗、新泽西州的伯根县、怀俄明州的夏延、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伊利诺伊州的展望山、华盛顿、西雅图和得克萨斯州的奥兰治也出现了类似的白血病“集中暴发”的报告，这增加了全国范围内暴发传染性白血病的可能性。1963年，美国癌症协会将白血病列为“头号公敌”，这反映了不断增加的病例所带来的压力。

　　1911年，曼哈顿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佩顿·劳斯（Peyton Rous）观察到“非过滤性致病因子”——一种能在鸡体内引起肿瘤传播的病原体。劳斯在描述这种物质的本质时发现，它既不属于微生物也不属于化学物质；由于事后敏锐的理解能力，他意识到了该物质的本质。1966年，诺贝尔基金会承认他是第一个发现肿瘤病毒的人。1913年，理查德·博德曼（Richard Boardman）（泽西城哈得孙河对岸的律师）寄给劳斯一封信，这封信被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前台上。在信中，博德曼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劳斯发现“癌症寄生虫”的报道，深受触动，希望劳斯能帮忙解决他和妻子多卡斯·博德曼之间持续不断的争吵。
多卡斯的阿姨10年前死于“长期疾病”（癌症的委婉说法），死后留下一张床垫，但理查德和多卡斯都担心里面有癌症“细菌”。多卡斯担心“使用有癌症‘细菌’的床垫……会有染上癌症的风险”。理查德则更倾向于相信床垫是安全的，倒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癌症会传染，而是因为他认为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癌症“细菌”早死了。多卡斯则认为它们可以活下来。然而，虽然她很担心，但还是让他们的家政人员睡在床垫上。在劳斯的指导下，该研究所的业务经理给予了回信，对“细菌理论为他们带来的精神折磨”表示同情，并向理查德保证，虽然“不能证明不存在癌症‘细菌’”，但这种情况下“是不存在感染风险的”。
在了解生物医学研究对象（如病毒）的历史时，我们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由于缺乏对它们的理解，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认同医生和科学家的观点。科学家及医学史学家们都知道劳斯为癌症病毒理论所做的贡献，这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讨论，但博德曼夫妇的担忧并非如此。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博德曼夫妇不应该恐惧潜伏在床垫里的癌症“细菌”，因为这与我们一直以来对待癌症的态度相去甚远。正如20世纪早期的癌症教科书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癌症可能具有传染性的观点是“关于癌症起源最古老的假说”，但是，随着微生物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有权威的观测家”越来越怀疑该假说。通过后来从科学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癌症病毒理论是“不受欢迎”的理论，后来被新的实验方法补救。劳斯于1966年接受诺贝尔奖时认为，正是由于其他癌症研究人员完全不相信他的病毒致癌理论，所以获奖才推迟了55年。少数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该理论最终被人们接受。
然而，支持少部分医生和科学家的理论，并将其作为我们了解癌症和传染病之间关系的指南同样会产生误导，无论这些观点与我们自己的观点有多少相似性。科学家、医生和非专业人士通过不同的“感知机制”来解决癌症这个大难题，通过结合科学和社会实践来理解癌症及其病因。只有大家重视研究结果，使用新实验方法来鉴别癌症病毒才会变得有意义，技术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此外，不同的社会和科学因素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些特殊时刻，在这种情况下，疾病的病因变得更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