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之声

　　☆波兰科幻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以诗意笔触和深邃哲思探讨人类与世界的本质。人类意外发现一段来自太空的中微子信号，这个信号也许代表了宇宙中存在智慧生物。在解读这封来自☆太空的信件时，人类自身的多重面相反倒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8年被匈牙利导演乔治•巴勒菲搬上大荧幕。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是波兰科幻作家、哲学家，以一己之力将波兰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平，被译成52种语言，畅销4000余万册。早在70年前就预言了互联网、搜索引擎、虚拟现实和3D打印的出现，直言人类将遭遇人工智能和信息爆炸的挑战。
☆莱姆100周年诞辰纪念版，波兰驻华大使亲自撰写序言。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1921—2006），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当过汽车技工，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创立波兰宇航协会。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等。作品多聚焦哲学主题，探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智慧的本质、外星交流，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等。1996年被授予波兰国家☆高奖章“白鹰勋章”，波兰第一颗人造卫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莱姆是20世纪欧洲☆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安东尼•伯吉斯称赞他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智慧、☆博学、☆幽默的一位”，库尔特•冯内古特赞扬他“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被译成52种语言，全球畅销4000余万册。

封面
版权信息
致华语读者
编辑的话
前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释

　　前言
尽管下面这番话会让许多读者感到震惊，但我坚信，我有责任把它们说出来。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书；而且照惯例，数学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时不用附带一篇个性宣言，我本可以省却这麻烦。
由于情势超出控制，我被卷入了一系列事件中，我想在此谈论的正是此事。为什么我要用一种忏悔式的话语开始讲述，稍后便不言自明。谈到我自己时，必须选一个参照系，不妨就选择哈罗德·约维特教授最近为我写的传记吧。约维特称我有“最高水准的头脑”，因为我选择的课题永远是现有全部课题中难度最大的。他在书中写道，我的名字总是出现在旧的科学大厦崩塌、新的概念升起之处——比如数学革命、物理伦理学，以及“其主之声”计划。
阅读那本传记时，我看到某一处的主题是“毁灭”，在提及我有悖传统的偏向之后，我期待他做出更深入、更大胆的论断，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传记作者——这并不令我特别喜悦，因为剖析自我是一回事，被别人剖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约维特像是被他自己的敏锐吓到了，他又生硬地绕回去，将我描述为已被广泛接受的那副样子——一位执着而谦虚的天才，他甚至还抛出了几则关于我的老生常谈的趣闻逸事。
所以，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到书架上了，和别人为我写的其他传记放在一起。这么做时我十分平静，还稍稍想象了一下，我很快就会被那些擅长奉承的肖像画家列入待画人物的名单。同时，我还注意到那个书架上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空间了。回想起我曾对伊沃尔·巴洛因说过，等这个书架填满，我就该死了。他以为这只是个笑话，我也并未反驳，但是我说这句话时是有些认真的，并非完全随口胡扯。所以，咱们回到约维特的书上，我又一次成功了，或者也可以说我失败了——六十二岁时，已有二十八本图书专门研究我这个人，但依旧无人能理解我一星半点儿。这么说公平吗？
约维特教授在描述我时所依据的规则不是他自创的。并不是所有公众人物都享有同样的待遇。伟大的艺术家们，没错，可能会被冠以偏狭小气之名，有些传记作家甚至似乎认为艺术家的灵魂必然是卑下的。但是，对于伟大的科学家，陈旧的刻板印象依然无可动摇。我们把艺术家看作被肉体拴住的灵魂；文学评论家可以自由地讨论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你很难想象，有哪个科学史研究者会用类似的方式谈论物理学的那几位奠基人。我们必须认为他们是刚正不阿的，是完美无缺的，而历史中的诸多事件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过眼云烟。政客可以是邪恶之徒，这不影响其出色政治家的身份，然而邪恶的天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邪恶与天才相互抵消了。今天的规则就是这样。
的确，有一群来自密歇根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挑战这种情况，但他们落入了过于简单化的谬误。物理学家们确实热衷于提出各种理论，而那些专家将之归咎于性压抑。精神分析学说旨在揭露每个人心中的那头猪，一头驮着道德心的猪；灾难性的后果是，猪在那位虔诚骑手的压迫下过得很不舒服，而骑手的状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他的使命不仅是驯服那头猪，还要让它彻底消失不见。这种观念认为我们心中有一头背负着现代理性的古老野兽——这是对各种原始神话的杂烩似的反映。
精神分析学家提供的是一种幼稚的、小学童式的真相，我们浮光掠影地从中学到一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被吸引了注意力。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比如这里，对真相进行廉价的简化，其价值并不高于一句谎言。又一次地，我们眼前呈现出魔鬼与天使，或是摩尼教里的野兽与神；又一次地，人类宣称自己并不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每个人都不过是一块战场，注入其体内、使之膨胀的两股力量在这战场上角逐，在皮肤之下此消彼长。因此，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是见识肤浅却自命不凡。它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来向我们解释人类的本质，这一整出关于“存在”的戏剧，其张力只存在于两者之间：兽性，文明之力对兽性的净化。
所以，我真的应该感谢约维特教授，感谢他用经典的方式描绘我，而不是借鉴密歇根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我对自己的评价要高于他们对我的评价，而是漫画像与肖像真的有所不同。
也不是说我认为传记的描述对象要比传记作家更了解自己。传记作家们所处的位置更便利一些，因为他们对有些内容拿不准是由于缺乏信息，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描述对象还活着并且愿意配合，他就可以为作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描述对象本人，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无非是一些假设罢了，这些假设作为其思维活动的产物或许具有重要性，却不一定能填补那些信息缺失之处。
只要有充足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人生书写成一系列各不相同的版本。这就像是许多集合组成的一个并集，而交集中的唯一元素是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年轻人，甚至聪明的年轻人，由于不谙世事缺乏经验，会认为我的这一想法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他们错了，因为这个问题无关道德，而是关乎认知。世上有多少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一个人就会对自己有多少种不同的认识——这些看法可能是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形成的，有时候甚至在同一时期，人都会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
所以，我能提供的只有我对自己的一些认识，它们是在大概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形成的。这些看法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我并不自吹自擂。我的不自夸并不限于“揭开自己的真面目”——这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唯一的把戏。举个例子，说某位天才在品德方面是个浑蛋，这未必能击中他的羞耻心。说某人的头脑“已经触碰到了年龄的天花板”——这是约维特的说法，此人也未必在乎这种评价。一位天才或许会因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而感到羞耻，或许会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不确定而烦恼。最重要的是，天才总是在怀疑自己。但是，在那些屈服于社会压力的伟大天才中，没有任何一人推倒了别人为自己树立的丰碑，从而导致自己陷入怀疑。
作为一个已被数十位见多识广的传记作家正式认证过的天才，我想我有资格就智力巅峰这个话题说一两句。很简单，清澈的思维是无穷无尽黑暗中的一个发光点。与其说天才的头脑是一盏灯，不如说它始终都能意识到周围的阴暗。而其典型的懦弱之处就是，它只沉浸于自己的光华中，并尽可能地避免向界限之外张望。无论它蕴含着多少真实的力量，都有相当一部分仅是那种力量的假象，这是无可避免的。
我认为我的三大基本人格特点是懦弱、恶毒和傲慢。事实证明，这种“三头统治”确实掌控着某种天赋，它们利用这种天赋隐藏自己，表面上改造了自己，而智力在此过程中帮了大忙。一旦智力认为这种改变是值得的，它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掩盖天性的手段。四十多年来，我一直谦逊有礼、乐于助人，在专业方面也从不傲慢，因为长久以来我坚持不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回溯童年，打我记事起，我就是个追求邪恶的孩子，尽管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我的邪恶是各向同性的、无偏见的，并且是完全不受私人动机影响的。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所，比如教堂里，或是陪伴在令人敬仰的大人物身边时，我总喜欢思考一些禁忌的话题。那些想法既荒唐且幼稚，但这毫不重要。我只是在可操作的规模上开展一些实验罢了。我不记得自己是何时开始做这些实验的，我只记得若干年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伤害、愤怒和失望。因为后来我发现，一个脑袋里充满邪恶思想的人，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遭到雷劈的，不论他身在何种场所，与何人为伴。即便离经叛道也不会招致任何惩罚，绝对不会。
如果可以这样谈论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我希望那道闪电能劈下来，或是有其他形式的可怕报应。我曾召唤它，向它发起挑战，随着逐渐长大，我开始鄙视这个世界，鄙视我的存在之所，因为它已向我展示，包括邪恶在内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是徒然。因此，我从不折磨动物，连脚下的小草都不愿伤害；另一方面，我冲着岩石、沙土发泄，我毁坏家具，虐待流水，我精神上把群星撕成碎片，作为它们对我无动于衷的惩罚。越是这么干，我的狂怒就越是无助，因为我的见识逐渐增长，我已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么荒唐可笑。

　　4
我在本书中提及的这些事件，大体上（虽然不是所有方面）都与官方说法一致。整个项目的第一年都没有我的参与。在确信有必要请学术增援之后，项目的科学委员会才联系到我。至于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我经常听到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些分量很重的理由，可能没有一个是真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而对项目同事抱有成见，尤其是对伊沃尔·巴洛因。项目的人事组织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虽然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是说存在任何公开的干涉或明显的压力，但整件事显然是由一群精于演戏的专家管理的。在我被排除在外的那一年里，我相信政府高层插手了这个项目。其主之声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机密，也就是说，该项目的保密性是换取政府支持的先决条件，并且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我要强调的是，项目的几位科学主管都是逐渐了解到这一点的。按照规定，他们需要分别地、逐个地参加特别会议，其间还有人谨慎地要求他们具备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感。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动用了哪些说服手段，又赢得了怎样的恭维、承诺和争辩，我无从知晓，因为官方记录中略去了这方面内容，唯有绝对的沉默。直到后来，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也没有主动提及项目起步阶段发生的事情。如果有人不太配合，或者没表现出足够的爱国情怀，没有以国家利益为重，那么就会被请去参加“最高级别”的谈话。同时，该项目的保密性、封闭性，又被视为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安排，是迟早要改变的——这大概是有助于参与者情绪调节的最重要因素。这两种手段在心理学上很有效：尽管有个别科学家对政府代表的存在颇有疑虑，但该项目现在得到了国务卿和总统的亲自关注，还有那些鼓励的热情话语、对拥有“如此头脑”之人的殷切希望——这一切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即便是简单地问一句“项目解除保密的最后期限是何时”，也会显得不和谐、不礼貌、过于愚钝。
虽然当着我的面，从来没人就这个敏感话题吐露过只言片语，但我可以想象，尊贵的巴洛因要如何指导不懂人情世故的同事掌握与政客共处的种种“外交原则”；以他圆滑机智的性格，又要如何一而再地拖延时机，推迟邀请并准许我加入委员会。巴洛因一定已经向更不耐烦的人解释过了，项目首先必须赢得强大的“赞助人”的信任，只有在此之后，其主之声计划才有可能遵循科学舵手们选定的真正最合适的航线。我没有讽刺巴洛因的意思，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处境：他不希望与任何一方起冲突，而且他很清楚，在那些高层人物的圈子里，我是出了名的不可靠。总之，我没有参与其主之声计划的启动。而且我无数次被告知，这完全是为了我着想，因为项目的研究基地位于罗萨山脉以东一百英里处的一座鬼城，起初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我觉得最好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要从项目的招募特使找到我之前开始讲起——当时我正在新罕布什尔州教书。当我加入其主之声计划时，许多一般概念已经形成了。作为一个“新手”，我需要先熟悉那里的一切，然后才能像匹新来的马一样，被套上挽具，开始拖动那台庞大的机器（共计两千五百人）。
当时我刚到新罕布什尔没多久。我的老同学斯图尔特·康普顿是那儿的数学系主任，他邀请我去给博士生办一期夏季研讨会。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每周只有三个小时的课，我可以整天在那儿的树林和田野里游玩。尽管我本可以享受完整的假期，因为那年六月我刚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与早川教授的合作项目；但是我了解自己，我需要至少断断续续地接触数学，只有这样我才能彻底放松下来。无所事事的休闲时光会让我立刻感到愧疚，觉得自己浪费了宝贵的光阴。此外，我一直都很乐于结识数学界的新鲜血液。数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对它总有很多错误的认识，比对其他任何学科都多。
我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数学家，我太容易被其他领域的问题诱惑。这种诱惑促成了我与年轻的索普的合作（他对人类学的贡献仍然未被认可，就因为他英年早逝。在自然科学界也是这样，科学家本人在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比起研究成果本身的价值，它更需要有人宣传代言）。后来，我又与唐纳德·普罗瑟罗（后来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也参与了其主之声计划）、詹姆斯·菲尼曼（他后来得了诺贝尔奖）有了合作，以及最后与早川教授的合作。早川提出了一种宇宙起源理论，我和他一起为该理论搭建了数学框架。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理论后来竟介入了其主之声计划的研究核心——多亏了早川门下一位离经叛道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