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英国人比日本人相互信任度低？为何美国少女怀孕率比法国高？为何瑞典人比澳大利亚人更瘦？……一切社会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答案。
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之宽令人惊讶。本书以大量精确的统计学实据，展现了不平等对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相互信任度、寿命、青少年怀孕、肥胖、精神疾病、犯罪率、社会流动性、教育等方面造成的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编辑推荐
“阶级固化”“中产焦虑”
种族问题激化，教育资源不均
SUV畅销，抑郁症增多
沉迷网购不能自拔，每到晚上食欲暴增
……
社会之“病”如此之多，新闻每天都在讨论
而你是否想过，它们的背后有着同样的原因？
用数据说话，一本书，给你答案
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公平”就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在荒郊野外，而社会的公平与否直接关联到我们幸福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再没有一本书能比这阐发得更加清晰、晓畅的了。
两位作者都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背景，他们能将看似复杂的道理用简约的方式来呈现，让读者轻松自如地走进这个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王国。
这书的作者早已成为该话题在当今世界的代言人，威尔金森在TED上的演讲吸粉无数；在充满噪音、变数的当下，他们的声音更能抓住众人的灵魂。
作者简介
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在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领域成果卓著；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经济史，后修流行病学，现为诺丁汉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及约克大学客座教授。
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约克大学流行病学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基金科学家，曾在剑桥大学研究身体人类学，在康奈尔大学研究营养科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流行病学。
精彩书评
意义深远，勇敢，富有革命性。本书的结论非常纯粹：我们在平等之下，生活会更好。——《卫报》
书中证据难以辩驳。——《经济学人》
重塑我们社会的指南针，一个闪光的观点。——《独立报》
一个勇敢并具创造力的观点，书中分析极有远见。——《自然》
一个能解释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用理论。——《观察家报》
目录
前言
致谢
图表说明
一、一个时代的终结
二、贫穷，还是不平等
三、我们为何如此在意不平等
四、社群生活与社会关系
五、心理健康与吸毒
六、生理健康与预期寿命
七、肥胖：收入差距越大，腰围也就越大
八、教育表现
九、青少年生育：循环往复的贫困
十、暴力：为了获得尊重
十一、监禁与惩罚
十二、社会流动性：机会不平等
十三、功能失调的社会
十四、我们的社会遗产
十五、平等与可持续性
十六、建设未来
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
附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节选）
我在乎财富，它能为朋友带去礼物，能为生病的人提供治疗。但就满足日常需要而言，财富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填饱了肚子，就没有什么两样。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伊莱克特拉》（Electra）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在人类物质与技术成就的鼎盛时期，我们却充满了焦虑，容易抑郁，为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感到担忧，对自己的友谊心存疑虑，被驱使着进行消费，社群生活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我们需要但缺少轻松的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的满足；我们过度进食、着迷一般地购物与开销，或是为过量的酒精、精神药品和非法药物所俘获，试图从中获得安慰。
为何当人类的财富与舒适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时，我们的精神和情绪却经受着如此严重的痛苦？我们常常感到缺失的，只不过是享受朋友的陪伴，但就连这一点也显得遥不可及。我们的生活听上去就像是一场必须不断求生的心理战，不停地在与压力和情绪衰竭作战；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已是如此奢华，甚至对地球构成了威胁。
受默克家族基金会（Merck Family Foundation）委托，哈伍德公共创新学院（Harwood Institute for Public Innovation）在美国展开的研究表明，人们感到“物质主义”阻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一份名为《渴望平衡》（Yearning for Balance ）的报告以面向全美的调查为基础， 总结称他们“对于财富和物质收益深深地感到喜忧参半”。[1] 大多数人都希望社会“摆脱贪婪和过剩，更加趋向于以价值观、社群和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还认为多数美国人并不将这些视为当务之急；他们相信，多数同胞变得“愈发原子化、自私和不负责任了”。结果就是，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受到了孤立。然而，这份报告表示，当人们被划分成焦点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其他人与自己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们感到了社会价值的缺失，觉得自己被驱使着追逐物质利益，但这种不安感并未促使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 反而常常表现为一种纯属私人的矛盾心态，将我们彼此隔离开来。
如今，主流政治已经不再探讨这些问题，不再尝试通过某种人们共享的愿景来激励我们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作为选民的我们再也见不到任何认为能够改变社会的集体信念了。几乎所有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不再是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是在现存社会中为自己谋得更好的地位。
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于许多富裕国家的物质成功与社会失败之间的鲜明反差。这表明，如果我们希望真正地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就应该把注意力从注重物质水平与经济增长转移到改善全社会的心理与社会福祉上。然而，一旦谈及心理因素，讨论往往就会倾向于仅仅关注对于个体的治疗手段，政治思考似乎毫无成果。
如今，我们可以拼接出一幅全新的、令人信服的、逻辑一致的图景， 提出令社会摆脱如此之多失调行为的对策。正确地理解现状将有助于为我们所有人实现政治转型，并提高生活品质。这将改变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改变我们投票的目的，改变我们对于政客的要求。
在本书中，我们表明了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性质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收入差距的程度对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我们将表明，不平等的程度是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所有人心理福祉的一项政策手段，而不是应归咎于父母、宗教、价值观、教育或是刑罚制度。过去，对婴儿体重增长的研究表明，与充满爱意的照顾者互动对于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类似，如今，对死亡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了成年人具有何种社会需求，社会又该如何满足此类需求。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国政客便时常称我们身处“破碎的社会”之中，感叹社群的衰落，或是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兴起。金融崩溃令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破碎的经济上。社会的破碎时常被归咎于穷人的行为，经济的破碎则被普遍归咎于富人。在更高薪水与奖金的刺激之下，那些最受人信赖的金融机构的掌控者将警惕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搭建起了一座摇摇欲坠的纸牌屋，只有在一层脆弱的投机泡沫保护之下，这间纸牌屋才能勉力维持下去。然而事实上，社会与经济的破碎都是不平等加剧的结果。
（第三章、我们为何如此在意不平等 节选）
自尊感与社会不安全感
要探究何种因素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呈恶化的趋势，一项重要的线索在于：令人意外的是，有证据表明，与之相伴的恰恰是乍看上去被人们认为是自尊感的心理现象的增多。和过去进行对比，与图表3.1呈现的焦虑情绪的趋势十分类似，对自尊感的标准化衡量同样呈现出清晰的长期上升趋势。看上去情况似乎是这样：尽管焦虑情绪不断增多，但人们对自己也愈发持有积极的观点。例如，人们更愿意表示为自己感到骄傲，更有可能赞同“我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表述，并且似乎抛开了自我怀疑和自己是“无用的”或“压根不够出色”的看法。特文格表示，在1950 年代只有12% 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表述，但到了1980 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那么，究竟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表面上，人们变得更加自信与变得更加焦虑与抑郁似乎是矛盾的。答案实际上在于，我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变得愈发焦虑，这反过来促成了一种防御机制，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不安全感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信心。该防御机制中含有一种不安全的、具有自我推销性质的自负感，这种自负感经常被错误地当作强烈的自尊感。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很难得出板上钉钉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讨论的是整个群体的一般趋势。不过，让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自1980 年代的“自尊运动”以来所积累的证据吧，这些证据将表明发生了哪些情况。
多年来，许多研究小组考察了在某个时间点上个体间关于自尊感的差异（而不是一段时间以来人群的一般趋势）。他们注意到，有两个群体得分最高。在第一个群体中，伴随着强烈自尊感的是积极的结果，往往与幸福、自信、能够接受批评、善于交友等特征相关。然而研究还发现，另外一个得分很高的群体表现出了暴力与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别人很冷漠，人际关系很差。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发明一种心理测试方法，区分健康的自尊感和不健康的自尊感。健康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理性、确切地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长处，并承认自己的短处。另一种自尊感主要是防御性的，含有对弱点的否认，是试图鼓励自己的内部机制， 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胁时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因此，这种自尊感总是脆弱的，就如同在黑夜里吹口哨壮胆一般，而且面对批评时的反应会很糟糕。具有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的人们对于别人往往很冷漠，过度专注于自己，过于在意成功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不健康的强烈自尊感常常被称为“受到威胁的自负感”、“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或是“自恋心态”。将自恋心态与真正的自尊感区分开来，并对这种心态的趋势进行比较研究，所需的数据直到相对较近的一段时间才能获得。通过研究，特文格揭示了这种心态的上升趋势。她发现截至2006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生在自恋心态一项上的得分要高于1982年的平均水平。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可了这一点：变得愈发强烈的是不安全的自恋心态，而不是真正的自尊感；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节选）
我在乎财富，它能为朋友带去礼物，能为生病的人提供治疗。但就满足日常需要而言，财富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填饱了肚子，就没有什么两样。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伊莱克特拉》（Electra）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在人类物质与技术成就的鼎盛时期，我们却充满了焦虑，容易抑郁，为别人如何看待我们感到担忧，对自己的友谊心存疑虑，被驱使着进行消费，社群生活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我们需要但缺少轻松的社会交往以及情感上的满足；我们过度进食、着迷一般地购物与开销，或是为过量的酒精、精神药品和非法药物所俘获，试图从中获得安慰。
为何当人类的财富与舒适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时，我们的精神和情绪却经受着如此严重的痛苦？我们常常感到缺失的，只不过是享受朋友的陪伴，但就连这一点也显得遥不可及。我们的生活听上去就像是一场必须不断求生的心理战，不停地在与压力和情绪衰竭作战；但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已是如此奢华，甚至对地球构成了威胁。
受默克家族基金会（Merck Family Foundation）委托，哈伍德公共创新学院（Harwood Institute for Public Innovation）在美国展开的研究表明，人们感到“物质主义”阻碍了他们满足自己的社会需求。一份名为《渴望平衡》（Yearning for Balance ）的报告以面向全美的调查为基础， 总结称他们“对于财富和物质收益深深地感到喜忧参半”。[1] 大多数人都希望社会“摆脱贪婪和过剩，更加趋向于以价值观、社群和家庭为核心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还认为多数美国人并不将这些视为当务之急；他们相信，多数同胞变得“愈发原子化、自私和不负责任了”。结果就是，他们常常感到自己受到了孤立。然而，这份报告表示，当人们被划分成焦点小组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其他人与自己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们感到了社会价值的缺失，觉得自己被驱使着追逐物质利益，但这种不安感并未促使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团结起来， 反而常常表现为一种纯属私人的矛盾心态，将我们彼此隔离开来。
如今，主流政治已经不再探讨这些问题，不再尝试通过某种人们共享的愿景来激励我们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作为选民的我们再也见不到任何认为能够改变社会的集体信念了。几乎所有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不再是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而是在现存社会中为自己谋得更好的地位。
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于许多富裕国家的物质成功与社会失败之间的鲜明反差。这表明，如果我们希望真正地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就应该把注意力从注重物质水平与经济增长转移到改善全社会的心理与社会福祉上。然而，一旦谈及心理因素，讨论往往就会倾向于仅仅关注对于个体的治疗手段，政治思考似乎毫无成果。
如今，我们可以拼接出一幅全新的、令人信服的、逻辑一致的图景， 提出令社会摆脱如此之多失调行为的对策。正确地理解现状将有助于为我们所有人实现政治转型，并提高生活品质。这将改变我们对周遭世界的认知，改变我们投票的目的，改变我们对于政客的要求。
在本书中，我们表明了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性质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收入差距的程度对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我们将表明，不平等的程度是能够强有力地影响所有人心理福祉的一项政策手段，而不是应归咎于父母、宗教、价值观、教育或是刑罚制度。过去，对婴儿体重增长的研究表明，与充满爱意的照顾者互动对于儿童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类似，如今，对死亡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表明了成年人具有何种社会需求，社会又该如何满足此类需求。
早在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国政客便时常称我们身处“破碎的社会”之中，感叹社群的衰落，或是各种反社会行为的兴起。金融崩溃令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破碎的经济上。社会的破碎时常被归咎于穷人的行为，经济的破碎则被普遍归咎于富人。在更高薪水与奖金的刺激之下，那些最受人信赖的金融机构的掌控者将警惕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搭建起了一座摇摇欲坠的纸牌屋，只有在一层脆弱的投机泡沫保护之下，这间纸牌屋才能勉力维持下去。然而事实上，社会与经济的破碎都是不平等加剧的结果。
（第三章、我们为何如此在意不平等 节选）
自尊感与社会不安全感
要探究何种因素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呈恶化的趋势，一项重要的线索在于：令人意外的是，有证据表明，与之相伴的恰恰是乍看上去被人们认为是自尊感的心理现象的增多。和过去进行对比，与图表3.1呈现的焦虑情绪的趋势十分类似，对自尊感的标准化衡量同样呈现出清晰的长期上升趋势。看上去情况似乎是这样：尽管焦虑情绪不断增多，但人们对自己也愈发持有积极的观点。例如，人们更愿意表示为自己感到骄傲，更有可能赞同“我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表述，并且似乎抛开了自我怀疑和自己是“无用的”或“压根不够出色”的看法。特文格表示，在1950 年代只有12% 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这样的表述，但到了1980 年代末，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0%。
那么，究竟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表面上，人们变得更加自信与变得更加焦虑与抑郁似乎是矛盾的。答案实际上在于，我们对于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变得愈发焦虑，这反过来促成了一种防御机制，令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不安全感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信心。该防御机制中含有一种不安全的、具有自我推销性质的自负感，这种自负感经常被错误地当作强烈的自尊感。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很难得出板上钉钉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讨论的是整个群体的一般趋势。不过，让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自1980 年代的“自尊运动”以来所积累的证据吧，这些证据将表明发生了哪些情况。
多年来，许多研究小组考察了在某个时间点上个体间关于自尊感的差异（而不是一段时间以来人群的一般趋势）。他们注意到，有两个群体得分最高。在第一个群体中，伴随着强烈自尊感的是积极的结果，往往与幸福、自信、能够接受批评、善于交友等特征相关。然而研究还发现，另外一个得分很高的群体表现出了暴力与种族主义倾向，他们对于别人很冷漠，人际关系很差。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发明一种心理测试方法，区分健康的自尊感和不健康的自尊感。健康自尊感的核心是理由充分的自信心，能够理性、确切地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长处，并承认自己的短处。另一种自尊感主要是防御性的，含有对弱点的否认，是试图鼓励自己的内部机制， 目的是在自尊受到威胁时维持积极的自我认知。因此，这种自尊感总是脆弱的，就如同在黑夜里吹口哨壮胆一般，而且面对批评时的反应会很糟糕。具有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的人们对于别人往往很冷漠，过度专注于自己，过于在意成功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不健康的强烈自尊感常常被称为“受到威胁的自负感”、“不安全的强烈自尊感”，或是“自恋心态”。将自恋心态与真正的自尊感区分开来，并对这种心态的趋势进行比较研究，所需的数据直到相对较近的一段时间才能获得。通过研究，特文格揭示了这种心态的上升趋势。她发现截至2006年，三分之二的美国大学生在自恋心态一项上的得分要高于1982年的平均水平。如今，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可了这一点：变得愈发强烈的是不安全的自恋心态，而不是真正的自尊感；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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