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已故著名学者龚祥瑞先生生前亲自撰写的自传，讲述了作者自童年起将近整个20世纪的经历，包括其幼年求学之经历，在清华园的攻读以及游学英法德的岁月，归国后执教于西南联大，直至解放后进入北大校园，历经众多波折，及其一生在追求法学学术和法学教育的艰辛历程，不仅是其个人一生的真实讲述，也是中国百年来法律和法学发展的活的历史，不仅对于法律人具有很好的阅读价值，同时也是人文阅读爱好者的上佳选择。
编辑推荐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是龚祥瑞先生在82岁开始以3年时间亲笔写就的，完成之后不久就过世了。这部手稿经历了15年才首度出版。很多学者知道有这部手稿的存在，但都不曾亲读。今年是龚祥瑞先生诞辰100周年，特以此书的出版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法学的先驱者。
这本自传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法、政、学界的风云变幻和龚祥瑞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体验。龚祥瑞先生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之年，青年时候留学英法，归国后历经国共两个时期的风云变幻，长期在政、学两界奋斗，在民国时期，龚祥瑞曾受蒋经国的器重，主持青年干部的培训，新中国建立后，龚祥瑞也经历过“漏网右派”劳动改造之苦，但一直潜心于学，翻译著作，传播思想，培养学生。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针对法学与人文阅读群体，文字优美。
作者简介
精彩书评
龚祥瑞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们北大法学院77级的公法学任课老师，我们这一代北大公法学生对公权力和公权力失控的危害以及规范、控制公权力途径的认识主要是从听龚先生的课开始的。我个人被龚先生领进公法学这片广袤之地后，就一直在行政法（公法的主要部门法）领域耕耘，而且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注定是我终生的事业。
无论是对于公法学者，还是对于普通人、普通公民，《龚祥瑞自传》均值得一读。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对待家庭、对待爱情、对待事业、对待朋友、对待国家？该书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启示，龚先生的人生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思考。对于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执政者来说，《龚祥瑞自传》也值得一读。领导一个国家，执掌一个政府，应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慎用权力，是否也可以从本书，从龚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悟出点什么和有所启示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姜明安（北京大学发学院教授 著名行政法学者）
这部回忆录记载了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处求学、工作、生活的体验。倘有幸终于落入您手中，并使您感到真实而亲切，那就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忠诚了。正像1949年以来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一样，在此书中，我不拘于任何被动或主动的形式，畅所欲言，因而可以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宽容抑或公正的回应。
但我应该立刻接着声明：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wei；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或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zui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
——《龚祥瑞自传 后记》
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有把孩子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
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的过客。所以我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习故而故步自封。我是在追求中回顾，又是在回顾中追求的。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的生活时代的悲剧。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的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龚祥瑞
目录
第一章 童年
1 盐仓门瓮城内外
2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3 另一个世界
4 教会中学附属国民小学
5 宁波华美医院
6 西门外的“真神堂”
7 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第二章 中学生的浪漫曲
1 四明中学话旧
2 我的良师益友
3 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4 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5 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6 情场上急流勇退
7 最后的四出话剧
8 家庭悲、惨剧
第三章 上大学
1 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2 告别教会学校
3 改学政治学
4 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第四章 清华园里的攻读
1 三载寒窗
2 清华学子的使命
3 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4 “宁静致远”的生活
5 清华的学风
第五章 参加留美考试前后
1 参试始末
2 得失萦怀
3 备考概略
4 临卷反应
5 录取后的实习
第六章 出国
1 乡土之恋
2 再见！上海
第七章 留英岁月（一）
1 “康得·凡第”号上的遐想
2 赴英旅途见闻
3 乍到伦敦
4 我所知道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
5 话说西安事变
第八章 留英岁月（二）
1 星期日游海德公园
2 在索耳兹伯里市希尔将军家里作客
3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
第九章 冒失留法
1 忘我之交
2 “都尔”行
3 “坐怀不乱”
第十章 回国
1 在柏林
2 在罗马
3 归来
4 与父亲的永诀
第十一章 履新
1 从海防到昆明途中
2 抵开远站之前
3 身外物和不朽的灵魂
第十二章 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年
1 恬静春城
2 在我孤独的时候
3 宏涛弟到了昆明
4 “行政研究计划”
5 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
第十三章 “一碧万顷楼”里的一个夏天
1 昆明西山有两个大寺庙
2 阁楼上的书房
3 苗族“书童”
4 两个“单帮”老乡
第十四章 到重庆探亲
1 先到江津
2 一切“心照不宣”
3 “未婚妻”给我带来焦躁和不安
4 舅母的判断
5 在北温泉竹楼的对话
第十五章 在两个分校：柏溪——叙永
1 我结识了张汇文先生
2 神奇的“爱”情结
3 披星戴月访柏溪
4 在叙永的教学
5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6 吴晗先生走了“神”
7 在重庆求精中学举行婚礼
第十六章 重返昆明
1 川滇道上遇故友
2 清华人喜气洋洋欢迎我们
3 昆明、昆阳一水间
第十七章 为蒋经国干了十个月的招生工作
1 在重庆等候蒋经国
2 两次招生工作
3 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4 急流勇退
5 对经国先生的认识
第十八章 接触实际
1 平生第一次的悠闲生活
2 对中国历代官制的反感
3 在资源委员会的作业
第十九章 出国考察（一）
1 横渡太平洋
2 从旧金山到芝加哥
3 访问怀特教授
4 到了纽约
5 在华府访问文官考选委员会
第二十章 出国考察（二）
1 重逢本杰明先生
2 访问TVA
3 在华人家里作客
4 重访伦敦、巴黎
第二十一章 台湾、海南之行
1 话说台湾——美丽之岛
2 到了“二·二八”事件后的台北
3 到了新竹和高雄
4 榆林港的景观
第二十二章 重返北平校园
1 我下了决心
2 有朋自北方来
3 一次重大的转折
4 安顿家务
5 返抵古城
6 北京解放前夕
7 高名凯的高见和小王的近视
下卷 追求集1949—
第一章 解放后的认真思考
1 迎接解放军入城
2 新中国内外政策对我的启示
3 我的认真思考
4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识
第二章 土改
1 恶霸地主被枪毙
2 斗争会场景
第三章 接受再教育
1 在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
2 在中央政法干校
3 “三反”、“五反”扩大化
4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
5 教青年工人学语文
第四章 回北大从头越
1 向党交心
2 教研室的教学生活
3 我当上了反面教员
4 谈胡变色
第五章 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1 “引蛇出洞”的战术
2 顺理成章的自我改造
第六章 中国在“跃进”中：（一）好大喜功
1 胜利引起的骚动
2 中国人相信标语口号
3 诗歌满墙
4 文教界的狂风
第七章 中国在“跃进”中：（二）天灾人祸
1 虚报产量
2 全民炼钢 3 发射卫星，饿死百姓
第八章 下乡
1 山沟里半工半读
2 向农民奉献一片爱心
3 挑土修坝，培育师生恩情
4 在近郊区劳动整社
5 到湖北农村搞“四清”和“社教”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
1 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2 挂牌游园
3 隔离反省
4 一身湿透
5 批斗合
6 打扫厕所一“为人师表”
7 夜半问罪
第十章 鄱阳湖畔
第十一章 “被打入冷宫”莫等闲
第十二章 重返教室
第十三章 出国讲学
7 在法国
8 在美国
第十四章 访英的法学家代表团
第十五章 我的导师：拉斯基
第十六章 我的同伴：洛伊
1 我在美国得到的印象
2 洛伊教授讲学内容
3 在北大的活动
4 在北京其他单位的学术活动
5 武汉、上海和杭州之行
第十七章 宁波大学
第十八章 康奈尔大学
1 康奈尔的办学思想
2 康奈尔的办学方案
3 我在康大的研究工作
第十九章 墙内开花墙外香
1 国外见闻
2 国内言论
第二十章 事与愿违
1 庆祝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
2 参加华盛顿一次比较宪法研讨会
3 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遭遇
4 参加世界未来学会在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第二十一章 宪法理论问题
第二十二章 两代人的对谈——永恒的怀念
第二十三章 告别教室到基层调查
1 告别教室
2 难忘的调查——一项新追求
第二十四章 上海宪政史研讨班被歪曲了
第二十五章 走向新世纪
1 对新世纪的向往
2 选拔新世纪的人才
3 投下了阴影
第二十六章 松花湖畔的最后感受
后记
龚祥瑞年谱
精彩书摘
1 乡土之恋
我一到家，就有一位老同学请我到崇信小学去讲话。这位同学就是曾经借给我好多本社会主义等图书的王维精君，他是小学的班主任，他头颈上患有结核疮。这次向小学生谈话的内容是慈溪人翁文灏先生怎样当上行政院秘书长，成了“好人政府”的带头人，似乎在劝导小学生们只要好好读书，也有可能像翁文灏老夫子那样成为“好人”，我深信那时在场的老师一定会瞧不起我这个“清华产的俗物”，是个“官迷”，是忘了本的“坏蛋”。孩子们当然听不懂我这位“衣锦还乡”的老大哥是如何真心诚意给一辈子离不开其故乡的孩子们寄以这样妄自尊大的希望的。在回途中，我自己觉察到这是一次无法补救的“失言”，一定会引起一些深谙世故的老师们的窃笑！我发觉自己开始懒惰了，这样一群天真的孩子就像十年前的我那样，是多么想从我认真准备的讲稿中得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有益教导啊！可是我疏忽了。原来想使自己和他们一起兴奋起来，去迎接那没完没了的苦难。我完全失去了固有的性格——一落千丈。我似乎“胜利”了，这“胜利”就是“堕落”，就是“忘本”，我一定是仍然陶醉在留洋梦里，而把曾经养育过我、鼓励过我的父老一股脑儿给忘得精光，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好人政府”里的翁文灏了。
我父母多年的老相交、年迈的两位陈师母，听到我将出国到英国去留学，她们以接近外国人的一点知识和经验，认为这是应该庆祝的一件大喜事，设宴招待了我和我父母。我在这长一辈人的脸上发现了无情的岁月、艰苦的生活留下的印痕，我忧伤了。那天还来了幼年时候在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同班的小姑娘，一次不幸使她失掉了一条腿，每隔几年要把新长出来的骨头锯掉，现在“成人”了，腿骨不会再长了，不用再吃这种苦头了，而且装上了假肢，年龄和我差不多，可能比我大一二岁，是有25岁上下的大姑娘了。她带着喜悦的微笑与我带着在她看来一定是傲慢的微笑相遇的时候，似乎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忧伤。我看得出来，我和他们之间有了“区别”，像一道墙一样把我们隔开了，彼此不像往年那样“自在”，虽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我觉得这种“微笑”仅仅表示对我的尊敬，对我父母的尊敬而不是喜悦。我克制着，愈克制也愈露出尾巴，每个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已经不是14年以前的我了。我背叛他们了，但他们还是真诚地尊敬我。
由此我醒悟到，这次回家和往常不同，千万要夹着尾巴做人，决不能炫耀自己——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思想上——家乡毕竟是个小地方，既不能把自己放大，也不能把自己缩小。认识这一点，也就是我将变失败为胜利——弥合我们之间的差距。
在我与父母以及我的外甥们之间，我绝口不谈我在外面的得得失失，是是非非，还是和往常过去一样，什么都不向家人公开。结果也就很融洽，只是我本人略略忧伤点罢了。
家搬到北郊路终点，章家房子里。这是一栋两层楼房三间开的新式木质建筑物。楼上楼下都是走廊，细长的院子里长着一株桂花树和一株石榴树。原是章老先生的诊所，他免费给北门外的儿童种牛痘，在中堂里挂着一些匾额之类的恭维词，感谢这位信教的医生。老先生夫妇早已不在世了，他有个儿子在上海，听说不是亲生的，所以在宁波的这栋房子以前租给了四明中学作为教师宿舍，现在就租给我父母和姐姐一家五口人了。
自我有了记忆力起，父母搬过六次家。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他们一生中住得最体面的一栋房子，直到我父亲死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1939年冬），他们就住在那里。楼上西北面可以眺望从镇海港涌来的潮水，听到驶向余姚的小汽船的汽笛声，更能吸到从江面上吹来的习习凉风和晨色苍茫中送来的阵阵湿气。我有在上海做的一套新西装，就把几件别人送我的旧西装和一箱子的书都给了我的大外甥。对于舅舅留在国内的一草一木，他们都感到珍贵，当作自己的私产收藏起来。父亲还像往年那样热心，那样软弱，那样对自己的儿子无忧无虑。他从未失去对我的信任。不言而喻到了目前恐怕更是满怀信心了吧！
使我感到自在的是到奉化去访问周宏涛的母亲和他的一家人。那年（1935年）冬季我曾到过周圣三房，失去父亲的宏涛家——三房是他祖父的排行，有栋比我家大的楼房。院子后门还有三间平房，大概是他家里的长工住的，一道墙和正房分隔开。那年我是住在那边平房里的，吃饭也是和他妈妈、他妹妹分开的，仅宏涛一人来陪我。他的弟弟——那年夏季，我把他从杭州盐务小学带回宁波，跟我熟识——也不来陪我，那时宏涛还在东吴大学就学，他妹妹还没有中学毕业。
当年夏季我一到奉化，对我的安排全发生了变化——让我和宏涛一起住在正室楼下，吃饭也不分开了，全家都在一起。宏涛妈妈待我像她的儿子一样，一早就叫人买来鱼和蟹。她当着我的面梳头修面，显得开朗，过去的拘谨一扫而光。我和宏涛就像亲兄弟一样，满口都是“哥哥”、“弟弟”，似乎比谁都亲热。或许是因为他的舅舅吴启道先生是我的老师，更由于我的父亲特爱宏涛这位小官人。他一年一年长高，长得越来越“帅”，以至于我父亲把他看作“王子”一般，为了我去奉化，竟给我们二人买来了四个大风筝和两束线团。
当风筝飞入蓝色的天空时，三个小年轻看得那么出神的情景实在令人羡慕。我也从来没有那样兴高采烈过。每天下午，在碧绿的山坡上，在万籁俱寂的恬静中，我坐在两个少年人旁边，看他们举目张望的神态，我不时幻想（我那幼稚的思想就是这样）风筝使我们的头脑脱离现实，把它送上天空去了。当他们兄弟俩把线绕起来时，风筝从美丽的夕阳中愈降愈低，终于扑到地上，像一个死了的蝴蝶或蜈蚣一样躺在那里，我似乎渐渐地从一个梦中醒来；我记得，宏涛弟弟曾经在我们的卧室里放下帐子隔着床铺，告诉过我，他相信风筝能把我们的理想传播出去，他有时或许觉得这是一种幻想；但是等他向上看着天空中的风筝，同时感到它在手中一拉一扯，那就不是一种幻想了。我还记得，有天风很大，两只风筝放到空中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忽然线绳断了，所有从宁波带来的宠物全飞上了天，永远也没回来。这件事似乎给周家的妈妈带来意外的伤感，暗示她，我要“飞走”，永远也不会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
前言/序言
《龚祥瑞自传》的书稿，先生放在我这里已经有16年了。先生也已经仙逝14周年。近年中，国内一些学者渐渐知道先生有一部自传稿在我这里，希望一睹遗墨，也有朋友提出帮助去境外出版。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先生有嘱，此稿理应在大陆首版。这次有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眼光和编辑诸君的支持，这本有重大价值的遗稿，能够在先生谕学时间最长的北大出版，终于有望能让更多的人静静地品读。先生有知，当在天国嘉许我终于完成了他的临终嘱托。
1996年8月末的一天，方备师母来电，说龚先生在北大医院行将不起，很想见我一面。我匆匆从杭州飞京，见到先生时，其生命之树已将凋零，而其思想的火花竟是如此的年轻和蓬勃。他不顾我的一再劝说和阻止，忍着严重的哮喘一顿一喘地竟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知道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留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追求，太多未竟的心愿。他想用这有限的时间告诉我他最想说的话，用他最后的人生之精气。他说他是古希腊神话中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可惜已将没入暗夜，只有赖你们后辈继续前行。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85岁多了，此生已无法看到。他说了国共两党将近一个世纪的得与失，说到了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说到了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他说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而没有出国受过教育，只知中国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国。我看着他白发下枯槁的颜容，知他的生命行将逝去，不禁悲从中来。而身边除了方先生，静静的病房竟如此的清凉和简陋，此时这位北大名师面前已没有听众。
随后，他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盲人奥里翁自传——龚祥瑞”，以及“题解：盲人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的像他。”这是他为两年前交给我的《龚祥瑞自传》所作的题记，实为最终的嘱托。他的轻轻的、欲言又止的似不经意的托付，实在蕴含了他热切的希望。他说有生之年见不到自传出版了，希望我帮助再努力一下。如果实在困难，也罢了，就放在你这里，先帮我保存着。我不忍心告诉他我在出版社的碰壁，也不忍心还他书稿让其失望，告诉他总有完成他心愿的一天。我说实在不行可以带给海外的朋友帮助出版。他说不要，这本《自传》一定要在国内出。我怅然回到杭州，知道已成永诀。不久听闻先生已逝，后从宁波大学一则校志中知道先生的追悼会是9月6日。我无缘送别，唯有默默遥祭，将先生遗著珍藏。
我并非先生正式的门生。1977年我考取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政法机关从政十多年。1993年到1994年，我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行政法，担任高级法官班学习委员，负责联络授课的教授名家。
国内有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等行政法大家，国外有法国行政法院法官、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等著名法学家。其时龚先生已经不设常课不招研究生，以八十以上高龄，曾为我们高级法官班讲授西方宪法与行政法，因此我才得有缘常聆先生教诲。先生家常有一些年轻硕士博士主动上门求教，因此我更多的是在他家中听其阐释法学思想，传业解惑。他还组织了上一期的高法班学员和北大的博士、硕士生进行了全国性的行政法治的实证调研，主编出版了《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因为这层机缘，我得有机会常在先生书房深谈。蒙先生偏爱，竟对我的来自司法第一线的一些思考褒扬有加，建立了非一般的信任。他对我的论文《统治意志还是社会契约》、高级法官班毕业论文《论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及其冲突规范》（均已经收入拙著《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一书）进行了悉心的指导。1994年我回浙江省高级法院工作时，先生拿出其两卷本《自传》托我，嘱我回浙江为其物色出版社出版。稿是复印的，全部已经打印好，并自己作了亲笔最终校正。他说还有几章正在打印，随后寄我。先生在稿中插了很多历史照片，由于复印的缘故，都成了黑白的。我想等找到出版社，可以向先生要原稿和照片。但北大医院的临终告别，我已不忍心再问他原稿的去向。我想原稿应该是先生作为珍贵遗产更为妥帖交付他人了吧。后来，先生又嘱美中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戚云芳先生来杭见我，给我授权书，说：“这次戚云芳先生返国过京，我请他将自传改正稿带到你处，不论有用无用，总需‘叶落归根’，就存在你处。为此我写了一份委托书，就请你代劳了。”并将其余章节书稿寄我，嘱我对其宪政论争的若干章节中已发表的文章进行搜集补勘。先生离世不久，听闻方备先生亦已仙逝，欲得照片、资料已属难事。先生自传就一直静静躺在我的书斋里，未能付梓。每每念及，心中惶然。
2008年秋，国内外媒体发表了李克强副总理对当年北大老师龚先生的片断回忆，恰逢戚云芳先生应邀回国到杭州出席国际金融高峰论坛，又约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晤面，话及先生书稿，一致觉得是到完成先生遗愿之时了。
我毫不怀疑，先生这本自传注定将传世。其法学家思辨的光辉、纯洁而善良的灵魂、独立而理性的思想、对自我的忠诚的解剖、横跨国共两个时代的真实的史笔、优美的中西底蕴的文字表达，是一般纯传记文字很难企及的。可以这么说，这本自传是先生为数不多的重要法学著作的另一风格的版本，甚至是最全面的一个版本，是后世研究他的人们、研究中国宪政史的学者所不能不读的。他的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独特历史、挟庚子赔款之余惠公派留洋而学贯中西的独特视角，以及说不上是正剧还是悲剧的人生命运，也永不可能再复制。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界自由知识精英的一个难得的全记录，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除了亲聆过先生教诲的一些学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思想者和法学大家是一种怎样巨大的损失。
这本自传，可以当作一本法学著作和作者的法律思想形成史来读。先生在世并不闻达，也没有获得太多的学术光环。但学者的地位，不是以他的职位和在世时的权势来论定的，而是看他思想的影响力、他在当代学者中处于怎样的一种思想前沿、他的法学思想的历史厚度、他对后世学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读了他的自传，我们会了解包括龚先生在内的他们这一代跨时代法律人所进行的探索和追求，他们的迷茫和思考，他们对未来中国宪政和政治文明的构想。
这本自传，还可以当作一本小说和抒情散文来读。作者对宁波故乡市井的斑驳回忆，清末民初教会学校的苦读，柔石笔下《二月》般淡淡的初恋，像弗洛伊德一样把自己的恋爱也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性研究的奇怪的“法学家式苦恋”，留学英伦地中海航线上茫茫大海中的乡愁，恩师钱端升对他的人生扶助和影响，青春年少时的同窗王铁崖和楼邦彦在伦敦经政学院的求学身影，巴黎学生公寓中听闻北平沦陷及南京失守后的痛苦，西南联大西撤时的颠沛流离，动乱年代陪都重庆的官宦人家的悲欢离合，战乱后方昆明春城的曼妙，西山和滇池远离尘嚣古刹中的政治学著述，与蒋经国父子的交往，同丘吉尔进行政坛角力的他的导师拉斯基教授的风云际会，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进行的公务员制度研究和设计，告别旧政权时不去台湾留在北大迎接中共新政权的诞生，他同历史学家吴晗的交往，以及他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宪政研究和由此引发的论争，各个时段的真实记录，无不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而这双眼睛是常人很难企及的一个法学家的眼睛。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的虚构作品能够有这样的阅读魅力。
交出书稿时，我对出版社的唯一一个要求是不能删改这本自传的内容。我期望留一个真实的全本给我们的读者，也完成先生的一个夙愿。北大出版社充分尊重了我的要求，只对极少的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处理。当然，我和责编对书稿中的一些文字差误作了一些订正。书后，我整理了一个《龚祥瑞年谱》附上，以便读者了解。期望这本自传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引领更多的法律学人步先贤余泽而前行。2011年的7月3日，是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中国的辛亥百年。两岸都在纪念这一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是对一个只做学人不做官的先生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陈有西谨识于杭州宝石山麓2008年冬月2010年秋月补记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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