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燕然山铭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2018年力作。
世称辛神，近年著述颇丰。围绕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发现的东汉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石刻，辛德勇教授从学术研究出发，对这一石刻铭文的撰写及镌刻背景、拓本真赝、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紧扣热点，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说明和认识”。
★深入浅出，高深的学术问题浅近地表达。
高深的学术问题在这里低而又低，低到了尘埃里。围绕《燕然山铭》，扩散开来，一个个具体问题逐步解析，一个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燕然山战事起于何因？《燕然山铭》是事先有准备的，还是临时起意？《燕然山铭》和《封燕然山铭》是一回事儿吗？
★以小见大，小处着笔精彩讲述大道理。
这一点，辛德勇教授日前在复旦讲学时候说过的一段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在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这是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时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为之的一个基本做法。”“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西洋人的成语，说魔鬼在细节之中。我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却时时都会感受到，上帝的灵光正是透过细微空隙而闪现。”在这里，编辑隆重推荐给有志的青年学者，你可以对《燕然山铭》不感兴趣，但是可以借鉴辛德勇教授的历史研究方法，或有裨益。
★知识丰富，广泛搜罗史籍，旁征博引。
文中随处可见的引用文献，无不告诉我们辛德勇教授涉猎的典籍之多，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研究之严谨，凡有所引必有出处。
★逻辑严密，抽丝剥茧，考证丝丝入扣。
这一点尤其值得推崇，书中对于《燕然山铭》铭文的核校，一字字一行行地校勘，通过合理假设、精细比对、逐步核校，逐渐为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燕然山铭》的原貌。
★幽默诙谐，语言非常生动、直观、形象。
历史本身是枯燥的，幽默诙谐的语言会带领读者进入那个历史场景，一切变得生动起来，甚至成为连续的影像浮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办砸了的交易”一节中：“和后来诸多蠢猪笨熊式的帝王相比，对于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天子来说，这话讲得未免有些刻薄，元朝人还有比这稍微宽厚一点儿的说法，乃谓其书画诸艺虽过于常人，但正是因为‘见其善于此，则知其不善于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前甲集卷三三徐琰《跋徽宗御书》）。事实上，宋徽宗不仅不具备人主所需的高识远见，就连所谓私智小慧也未必灵光。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篇 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另行仿刻及赝品
一、新发现的古老刻石
二、金石学风尚下的塞外摩崖铭文
三、南宋人见到的石本
四、仿刻与赝造
第二篇 赵家那一朝人看到的《燕然山铭》
一、新拓片与旧传本
二、南来的北碑
三、在真假疑信之间
四、博闻以慎思
五、铭文的布局形式
第三篇 《燕然山铭》的真面目
一、两大文本系统
二、初步的核校
第四篇 《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一、想当然的说法
二、低下的贱役
三、班固不是干那事儿的人
第五篇 登高何处是燕然
一、确凿的记载与混沌的注释
二、作死的海上之盟
三、办砸了的交易
四、亡国的意淫
五、末世强国梦
六、重见燕然山
第六篇 苍茫沙腥古战场
一、一场战役与一个学科
二、海峡两岸看一次北征
三、另一套兵马
四、天将天兵
五、师出阴阳山
六、燕然一回首
七、兵未穷时武不止
八、撐犁孤涂单于的离场
第七篇 一字之衍生出三年之疑
一、疑从何来
二、多出来的那一个字
第八篇 张公那顶破帽掇不到李公头上
一、令人迷惘的新发现
二、毁损的汉碑
三、是谁的帽子就归谁戴
第九篇 《燕然山铭》不是封燕然山之铭
一、没有篇题的铭文与通行的称谓方式
二、封禅于北徼的两位将军
三、这不是“封燕然山铭”
第十篇 《燕然山铭》与汉代经学以及史学家班固
一、泐损的“永元石经”
二、从“大麓”到“区夏”
三、丹青易著大雅难鸣

　　前言
写这本小书，当然是缘于《燕然山铭》摩崖刻石的发现，但具体的起因，还和我前此出版的《海昏侯刘贺》有一点儿关系。
去年8月14日一大早，收到《澎湃新闻》于淑娟女士的微信，转发了前一天新浪微博上发布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披露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人员和蒙古国相关学者发现《燕然山铭》的情况。于淑娟女士想听听我的看法。
当时我正在广州，参加当年的“南国书香节”，为我的《海昏侯刘贺》，与热心读者见面，当天晚上才能飞回北京。看了相关的报道，我脑子里不过一团糨糊，因为对东汉的历史，实在太过生疏，只能表示回家后查查资料再说。
外出办事，条件再好，我也很累。晚上回到北京，身体疲惫，歇到第二天晚上，还没缓过劲儿来。第三天精神稍好，看了一天相关的史料，觉得可以多少谈一些看法。
初步的感觉，是这一发现很重要。既然社会公众对此十分关注，学术界就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这一点，我在《海昏侯刘贺》一书出版前后是有切身体会的。正因为《海昏侯刘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迫切需求，也及时分析和解释了与刘贺其人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历史问题，因而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这一经验，促使我尽可能全面地思考了与《燕然山铭》相关的各项问题，最后决定以漫谈的形式，撰写一组文稿，阐释我对这一重大发现的看法，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些具有一定学术深度的参考。结果，陆续写出了十篇文稿，总名之曰“《燕然山铭》漫笔”。
这些文稿，除了第一篇，是应陈小远女士之邀而发布在《腾讯新闻》的《大家》栏目上之外，其余九篇，都在写成后即发布在于淑娟女士主持的《澎湃新闻》之《私家历史》栏目。第一篇文稿《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另行仿刻及赝品》，是2017年8月21日在《大家》上刊布的。文稿刊布仅仅一个小时左右，我就收到中华书局上海公司余佐赞先生的手机微信，愿意帮助我把这篇东西和后续的文稿编成一本小书出版。这既是对我个人的极大鼓励，更是想要及时地把相关的知识推送到社会公众的面前。于是，就有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
由于身体的原因，撰写这些文稿，不宜太过劳累。同时，从去年8月中旬到现在，我并没有集中全部精力从事这一研究。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还穿插着写了十万字上下的其他文稿，做了几场讲演，直至今日，才完成全部内容的撰写，以致延宕了读者看到这本小书的时间，这一点诚请各位读者予以谅解。
在这本小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对书中的内容，我想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这本小书，是我为配合《燕然山铭》的发现而临时赶做的研究，是想像以前撰写《海昏侯刘贺》一书时那样，尽可能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心得。但由于我平时没有相关的积累，尽管态度比较认真，工作也相当努力，现在的书稿仍然会存在很多不足，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
第二，作为学术探索，书中所说，自然都是我本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一定完备，也不一定十分合适，同时也一定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属于事实认识错谬和论证疏误的地方，我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做出订补，但还有一些问题，属于历史评判的范畴，是一种价值判断，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很难取得普遍一致的看法。譬如对窦宪北征之役历史意义的评价，对班固撰著《燕然山铭》之社会作用的评价，都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知道一些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同时也相信每一位有教养的读者都能够尊重我的看法。
第三，由于刻石泐损严重和目前公布的拓本不够清晰，这本小书对《燕然山铭》文本的复原，是很初步的，一定存在一些差误，不过将来条件充分时再做出补正，也不会有多大困难。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为了尽量增强复原工作的资料条件，我引入了南宋学者刘球的《隶韵》，希望参考《隶韵》所收《燕然山铭》的文字，更好地复原这篇铭文的文本。但《隶韵》所收《燕然山铭》文字的来源是否可靠，还颇有疑问，现在只是存而备考而已。退一步讲，即使将来证明其出自赝造，充分关注这一文本，也会帮助我们认识宋人对《燕然山铭》石本的强烈需求和古董商人作假充真的具体情况。
最后，我要向积极推动本人开展这一研究的于淑娟女士致以由衷的谢意；向最早帮助我刊发文稿的陈小远女士致以由衷的谢意；向热情帮助我出版这本小书的余佐赞先生致以由衷的谢意；向辛苦处理稿件的胡正娟女士致以由衷的谢意。
2018年4月28日晚记于京西寓所

　　第四篇
《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一、想当然的说法
在我的“《燕然山铭》漫笔之三”《〈燕然山铭〉的真面目》这篇文稿中，依据目前有限的条件，尽最大努力，对这篇铭文，做了初步的复原。我谈到，通过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写定本的形态。
或以为班氏既与操刀锓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动笔，写在石上，亦即“书丹”于崖壁，再由刻工依样雕凿。如此一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的手迹，就成了最最可靠的亲笔“写本”。
史料价值的大小姑且不论，仅仅就古物的艺术品价值而言，这就像后世镌刻名人“法书”于碑版一样，若是通过这一刻石使我们得以目睹大史学家班固留下的字迹，当然引人瞩目。
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很浮泛的说辞。由于班固这篇《燕然山铭》就写在窦宪军中，当时当地，当然也就可以由他本人直接移写上石，这是显而易见的，谁都想得到，无须专家者流来做专门的表述。然而，我们若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直观的生理感觉并不具有太大意义，也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还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想当然的说法，不管是对是错，其实都不具备学术的价值。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切实的论证，而不是空泛的议论。
稍有一点儿文化的人都知道，唐代以后，在刊刻碑石时，会比较普遍地延请书法名家上手。若是按照这一情况来逆推的话，当年窦宪指使人刻制《燕然山铭》时，班固似乎应该是书字上石的合适人选。
按照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一书中的说法，班固除了以辞章著述知名于世外，在书法方面，确实也还颇有造诣。不过班固所擅长的，并不是《燕然山铭》刻石上镌刻的普通汉隶，而是以大篆、小篆而被张氏列入神品、妙品、能品三等级书法名家中最下一等的“能品”，并具体描述说，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终“以大、小篆入能”。（唐张怀瓘《书断》卷下）
当然，这种篆书艺术水平，是作为名世长技而载入书法史册的。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绝不可能提起笔来就写大篆、小篆而不会写一个当时通行的隶体字。
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对古今字书颇有一番论述，有意思的是，竟然把自己也写到了里面（《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它是一部“断代史”，只写西汉一朝，不写班固身处的东汉）：
《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救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文中写到的“臣”，就是班固本人的自称。盖班固最终纂就《汉书》，乃明帝永平时受诏所为，章帝建初年间进呈御览（《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故自谓曰“臣”。
从《汉书·艺文志》的上下文义来看，秦丞相李斯的《仓颉》等字书，应是篆体，而至汉代，应是采用了秦时开始兴起的隶书，不过《汉书》没有直接的表述而已。后来唐人张怀瓘曾指明对汉代的这类字学书籍“皆用隶字书之”（唐张怀瓘《书断》卷上），今所见出土汉简中的《仓颉》，皆属隶书写本，可以实际证明这一点。
尽管像《仓颉》这些字书重在字形结构，而不是书法艺术，但当然也需要尽可能写出精当美观的标准字体。在另一方面，班固既精于篆书而又对隶书的字形结构有系统的研究，自然不会写不好当时广泛通行的这种隶书。简单地说，班固充分具备了写字上石的书法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