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南日记

　　尽管日记包括了过去八十八年间创作的两万页文辞优美、意寓深刻的散文，但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对此依然感到不满意。他自责文本不全，面对日后的读者，未能做到字斟句酌。在凯南一百零一岁的生涯中，他的日记，乃至他的卓越成就，都远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期望。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言：“想当乔治·凯南，绝非易事。”

凯南的日记兼顾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既展现了他的个人生活，也描述了他作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战略家所关注的政治、哲学和宗教问题。日记再现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直言无讳、时而狭隘却又不失见地的“铁杆保守派”对20世纪世界政治重大变革的一系列评价。

凯南热衷于国际政治问题，同时也对很多事物颇具审美观照。一位华盛顿的资深外交官曾经评价说，凯南“‘认识世界的方式’更像一个诗人”。凯南的一位长期助手更是折服于他非凡的感受力，称他“认知美、感受美的能力，如同海绵吸水一样惊人”。他的日记中到处闪烁着这种卓越感知力的光芒，内容不仅涉及政治，也有关于奥杜邦鸟类图鉴的打油诗；不仅有慨叹年华老去的荒诞诗句，还有感伤失恋的小诗。凯南在华盛顿国家军事学院度过了1946年，这一年的日记包含了对所阅图书的批注，以及塑造其战略思想的讲座。当讨论稍显枯燥时，凯南便在纸上勾画人物头像、农场动物和速记员曲线优美的双腿，打发无聊的时光。

虽然凯南非常热爱身边的事物，特别是自然环境，但他对自己的缺点，以及美国社会和政府的缺陷毫不避讳，甚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不论是作为外交官、决策者、历史学家、公众人物还是和平倡导者，凯南都希望推动美国节制其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自我放纵和商业主义的习气，放缓环境开发的速度。他希望美国能在他这样的专业外交家指导下，建立一种精明、谨慎、务实、体面的外交政策。至于美国追求的所谓世界使命，都应以国家自身制度的完善为前提。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和理论先驱，凯南对美国灌输甚至强迫他国接受其价值观的做法表示质疑。

虽然凯南的某些政治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则。这个在密尔沃基长大的男孩，从十一岁那年匆匆瞥见访问当地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开始，到几近百岁时目睹乔治·布什总统颁布命令攻打伊拉克，一直保持着关注广泛、善于反思、时而发点儿牢骚的记录者姿态。凭着对19世纪甚至18世纪社会的理解力，凯南远远地、冷静地审视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目光短浅、浮华虚荣、不知发展是否能带来进步的时代。

在苏联问题上，凯南的观点独树一帜。他提出的遏制政策在各种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几代冷战决策者和分析家的对苏政策试金石。然而，凯南对俄罗斯人民的情感与遏制政策却是矛盾的。1944年10月，也就是奠定遏制政策理论基础的“长电报”发出前十六个月，他还描写过在莫斯科街头漫步的感受。他感到“仿佛是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眼中的一切、耳边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和亲切”。此情此景给了他“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他们身边，感受到他们澎湃的激情和活力”。他甚至觉得，“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如果我是苏联公民，一定会被送去），也比生活在沉闷的派克大街好得多”。他政治上的对手、生活里的朋友保罗·尼采评价凯南“深深地爱着俄罗斯人民”。实际上，凯南对俄罗斯人的情感几乎“强烈得难以抑制”。在日记中，凯南这样吐露心声：“我的俄罗斯情结比我的美国情结纯真得多、厚重得多。”热爱俄罗斯人民的凯南鄙视他们的政府，特别是因为苏联政府让像他这样的外交官被孤立于当地人之外。这种复杂的情感，促使他在冷战期间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加强与苏联领导人的协商和沟通。

凯南的日记也展现出他在另一方面的强大优势。他不仅对莫斯科的感悟超乎寻常——“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风景都让我读出它的神秘、它的美丽以及其他东西，感受到它与众不同的华彩乐章”，而且他还说：“我去过的每座城市都洋溢着不同的风格、舞动着不同的旋律……我对每个地方所展现出的特质都感同身受。”

凯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各种不同的氛围和地方：国际联盟全盛时期的日内瓦，依然刻着沙俄帝国烙印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影响的维也纳疗养院，骑车遍览的威斯康星乡间，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的柏林，陷落于德国铁蹄之下的布拉格，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之前激情澎湃的莫斯科与恐怖血腥迫害期间的莫斯科……还有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巴德瑙海姆，凯南在这里绞尽脑汁应对德国人和同遭拘禁、以自我为中心的同事们；遭受轰炸后家园尽毁的鹿特丹和那不勒斯，战争期间的开罗和巴格达，伟大同盟（Grand Alliance）蜜月期的莫斯科，冷战早期的华盛顿，饱受战火蹂躏的东德和西德，深陷冷战泥潭的莫斯科，50年代的南美洲，1957年—1958年的牛津，60年代的贝尔格莱德，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挪威周围的海域，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还有数不清的机场。

机场和飞机是凯南最讨厌的。他认为空中旅行既不舒适，又缺乏人情味。这种厌恶之情在日记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他觉得汽车也是一种糟糕透顶的交通工具，它将乘客彼此分开，也让城郊交通混乱不堪。不过，尽管厌恶至极，他还是无法避免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的农场是凯南家的周末度假之地，这处农场是凯南夫妇在1942年购买的，从华盛顿或普林斯顿出发前往该地，一家人不得不开车。凯南起初是一名政府官员，后来又成为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显而易见，他忙碌的生活，使乘空中旅行变得必不可少。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凯南成为美国政府内顶尖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遏制政策。1928年至1933年，凯南在柏林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之后于1933年12月与威廉·布里特大使前往莫斯科，创立了1917年后首个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他的任期持续到1937年，之后他在华盛顿、布拉格、柏林、里斯本和伦敦任职。1944年，他回到莫斯科，成为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之下的二号人物。1946年，他从莫斯科被召回，为国家战争学院未来的军政精英做演讲。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任命这位四十三岁的外交官为国务院新设的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凯南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旨在重建西欧和日本重要工业区，从而挫败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有了国务卿的倾听，凯南无须再将自己的想法诉诸日记。1947年是凯南的影响力臻于巅峰的一年，这一年的日记只有一页散记。）他的前途似乎无可限量。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宣布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时，一名同事说：“凯南这样的人非常适合这项工作。”艾奇逊立刻反驳道：“凯南这样的人？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凯南。”

在杜鲁门执政期间，凯南于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向国务院发回了一封长达5540字的“长电报”。这是国务院有史以来接到的最长的电报，它为凯南赢得了最初的声誉。1947年7月，他以“X先生”的身份在《外交》（Foreign Affairs ）季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凯南就是X先生的消息曝光后，他从此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两篇文章都指出，尽管美国与克里姆林宫不太可能合作，但也没必要诉诸战争，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是可行的。另外，凯南还说明，遏制会让苏联政权衰弱甚至最终崩溃。凯南长电和X先生的文章写作手法极具技巧，他以富于感染力的笔触将苏联夸大成对美国的威胁，竟使人们信以为真，以为这是对不可回避的现实最冷静的描述。

凯南写这两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他忧虑苏联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在莫斯科工作的他，低估了美国官员和公众对美苏合作前景的绝望情绪。其次，他痛恨苏联政府将他和其他外国人与俄罗斯民众隔离开来的做法。国务院里一些身居中层的朋友也一直催促他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最后，正如后来凯南的一位密友所说，“他真心渴望得到还未获得的（高层的）承认。”

凯南决心要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敲响了警钟。随着战时联盟的解散，凯南“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似乎成为替代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绝佳选择。长电和X先生的文章鼓励了美国政府沿着当时已经采取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凯南积极鼓动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发动秘密“政治战”，此举推动了冷战的进一步升级。后来，凯南表达了对当年这一行为的悔意：“或许我在从政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样的指导。”

此后几十年，凯南都在力辩，遏制政策主旨仅仅是就政治层面而言的。尽管初衷如此，但长电报和X先生的文章把严峻的威胁描绘得太生动了，以致大多数官员还是认为，美国要加强军备以抗衡苏联。同时，让凯南感到沮丧的是，除了援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之外，他提出的大部分遏制苏联的策略都未获得认可。在长电报中，他坚持：“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每一项勇敢而坚定的举措……都是对莫斯科的一个外交胜利。”他希望美国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要“增强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自30年代中期敦促政府进行这样的改革开始，凯南在漫长的一生中，在日记中和公开场合，一直在表达这一理想。

虽然凯南推动了冷战的形成，但他很快就对美国冷战政策的过度军事化感到震惊。早在1948年，他就私下倡议与克里姆林宫恢复外交。（他认为自己是最适合进行此类协商谈判的政府官员。）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杜鲁门政府内就是否要制造“超级”武器，即威力更强大的氢弹，展开辩论。凯南强烈反对这种升级军备竞赛的举动。尽管联合了同样反对研发“超级”武器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原子能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但凯南还是在这场辩论中败下阵来。

凯南逐渐发现他的想法与美国鹰派的政策渐行渐远。此外，艾奇逊在1949年1月升任国务卿之后，并不像前任国务卿马歇尔那样欣赏凯南，对凯南和政策规划室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苏联长期威胁与机遇的分析并不赞同。凯南提出，让西德拥有独立主权、重整军备将极大地加剧两德分裂，艾奇逊和其他人也不同意这个观点。凯南敦促政府与苏联商谈，建立一个重新统一的中立德国，他认为苏联人有可能会接受这个提议。凯南在国务院中日渐受到排挤，他将这种失望的情绪发泄到日记中。在1946年至1948年平静日子里几乎停滞的日记，此时再次出现了丰富但稍显阴郁的评论。1950年，在协助杜鲁门政府处理北朝鲜与南朝鲜开战的问题时，凯南曾经短暂地进入决策核心。第二年，艾奇逊请他与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展开磋商。此次会谈后来（凯南没有参与）促进了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的签订。1952年，凯南出任驻苏联大使。这本该是他外交职业生涯的顶点，然而他上任后短短数月旋即卸任，这也成为让人颇感尴尬的失败。他不遗余力地要缓和冷战僵局，变得忧心忡忡。事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热爱俄罗斯的凯南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随后被驱逐回国。

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在1953年被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解雇的。离开国务院后，凯南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谋到职位，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开始了第二段职业生涯，这让他克服了被解雇的羞辱之感。后来他回忆说：“在经历莫斯科的不幸事件之后，奥本海默热心地邀请我回来。”高级研究所的主任奥本海默力排众议，为凯南提供了一个研究员职位，研究所的其他研究员——主要是一些数学家，认为这位前外交官缺乏学术资质。进入研究所伊始，凯南的地位并不稳固，但是他取得的成就有力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他出版了二十部专著，几乎拿遍了各大图书奖。即使作为研究所的杰出人物退休以后，凯南仍向朋友吐露心声说，他感到自己仍然生活在当年要么出书要么走人的阴影里。

凭借对冷战清醒而富有原则性的批判，凯南受到了数以百万计欧美民众的尊敬。1957年的里斯讲座吸引了英国的广播听众，1966年听证会上反对越战的证词又征服了美国的电视观众。然而，很多人，特别是那些相信与苏联交往充满危险、不切实际且没有好处的人，对他呼吁的推行外交手段而不是进行冷战或热战的政策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与其如此不如诉诸冷战。在里斯讲座中，凯南敦促商讨重新统一德国，美国和苏联军队应该从“中欧火药桶”德国撤军，这些意见让迪安·艾奇逊感到无比愤怒。艾奇逊在媒体上攻击凯南，还面对面地与他对峙。艾奇逊对女婿夸口说，他让凯南“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1981年，凯南在领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时发表了影响广泛的公开演说，呼吁美国和苏联共同削减50%的核武器。后来，罗纳德·里根总统采纳了这个建议。80年代，凯南的思想依然激励着美国和欧洲的反核运动。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凯南的女儿格蕾丝·瓦纳克打电话祝贺他的远见实现。但是，他并不开心。“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他担心，“以后会有更多的麻烦。”

凯南在八十九岁高龄时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Around the Cragged Hill：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这是一部外行人撰写的哲学论著，着力阐述了美国社会改革的迫切性。凯南告诉自己，虽然有生之年无法改变美国，但也许死后还有机会。他希望在他离世多年以后，读者还会翻看他的书籍，阅读他的日记，并最终认识到，乔治·凯南确实为美国的内政外交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之道。

在后冷战时代，这位前任外交官公开批评美国干涉他国的不明智行为，同时也批评了一些人认为美国必胜俄罗斯的态度。他认为，1992年至1993年，美国以拯救人道主义危机为名武装干涉索马里是危险的。他还在报上指出（私下对在比尔·克林顿政府中任职的朋友也说过），北约组织吸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暂时势弱的俄罗斯缺乏远见的挑衅行为。2002年秋天，乔治·布什政府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凯南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与他一起去华盛顿的，还有他的朋友、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凯南严厉地批评了布什政府所谓先发制人的危险战争策略及其试图推翻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的目的，他警告说，“美国外交的历史”表明，“战争有自己的力量，它会让你偏离所有深思熟虑的打算”。

在赢取公众尊敬的问题上，凯南永不知足，也从来没有放弃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努力。即便在离开国务院几十年之后，用一位朋友的话说，“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凯南）依然是一名外交官”。他之所以不言放弃，在于他永不停歇的动力，像传教士一样坚忍不拔的韧性，以及对自己心目中的美国所保持的忠诚之心。正如原来的一位同事所指出的，他一直“雄心不减，睿智地施展抱负”。

这种强烈的愿望也体现在凯南的爱情和事业当中，他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相信性的自由能带来思想和审美上的活力。30年代，他在维也纳阅读弗洛伊德的作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即文明社会的约束与性爱激发的创造力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冲突。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让凯南深感苦恼，他对婚姻和其他义务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同时也因韶华渐逝和生活乏味而备感忧虑；他在二者之间挣扎。早在十九岁那年，他就担心自己所处的世界虽然“五彩缤纷，浪漫多姿……但两年之后可能就会变得非常枯燥乏味，毫无意义”。三十一岁，他便吐露这种双重的担忧：“恐怕在我的想象力枯竭之前，在一次真正的恋爱之前……在我白发苍苍之前，我是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了。”尽管日记包括了过去八十八年间创作的两万页文辞优美、意寓深刻的散文，但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对此依然感到不满意。他自责文本不全，面对日后的读者，未能做到字斟句酌。在凯南一百零一岁的生涯中，他的日记，乃至他的卓越成就，都远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期望。正如他的一个朋友所言：“想当乔治·凯南，绝非易事。”

凯南的日记兼顾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既展现了他的个人生活，也描述了他作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战略家所关注的政治、哲学和宗教问题。日记再现了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直言无讳、时而狭隘却又不失见地的“铁杆保守派”对20世纪世界政治重大变革的一系列评价。

凯南热衷于国际政治问题，同时也对很多事物颇具审美观照。一位华盛顿的资深外交官曾经评价说，凯南“‘认识世界的方式’更像一个诗人”。凯南的一位长期助手更是折服于他非凡的感受力，称他“认知美、感受美的能力，如同海绵吸水一样惊人”。他的日记中到处闪烁着这种卓越感知力的光芒，内容不仅涉及政治，也有关于奥杜邦鸟类图鉴的打油诗；不仅有慨叹年华老去的荒诞诗句，还有感伤失恋的小诗。凯南在华盛顿国家军事学院度过了1946年，这一年的日记包含了对所阅图书的批注，以及塑造其战略思想的讲座。当讨论稍显枯燥时，凯南便在纸上勾画人物头像、农场动物和速记员曲线优美的双腿，打发无聊的时光。

虽然凯南非常热爱身边的事物，特别是自然环境，但他对自己的缺点，以及美国社会和政府的缺陷毫不避讳，甚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不论是作为外交官、决策者、历史学家、公众人物还是和平倡导者，凯南都希望推动美国节制其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自我放纵和商业主义的习气，放缓环境开发的速度。他希望美国能在他这样的专业外交家指导下，建立一种精明、谨慎、务实、体面的外交政策。至于美国追求的所谓世界使命，都应以国家自身制度的完善为前提。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和理论先驱，凯南对美国灌输甚至强迫他国接受其价值观的做法表示质疑。

虽然凯南的某些政治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则。这个在密尔沃基长大的男孩，从十一岁那年匆匆瞥见访问当地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开始，到几近百岁时目睹乔治·布什总统颁布命令攻打伊拉克，一直保持着关注广泛、善于反思、时而发点儿牢骚的记录者姿态。凭着对19世纪甚至18世纪社会的理解力，凯南远远地、冷静地审视他所处的时代——一个目光短浅、浮华虚荣、不知发展是否能带来进步的时代。

在苏联问题上，凯南的观点独树一帜。他提出的遏制政策在各种理论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几代冷战决策者和分析家的对苏政策试金石。然而，凯南对俄罗斯人民的情感与遏制政策却是矛盾的。1944年10月，也就是奠定遏制政策理论基础的“长电报”发出前十六个月，他还描写过在莫斯科街头漫步的感受。他感到“仿佛是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眼中的一切、耳边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和亲切”。此情此景给了他“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他们身边，感受到他们澎湃的激情和活力”。他甚至觉得，“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如果我是苏联公民，一定会被送去），也比生活在沉闷的派克大街好得多”。他政治上的对手、生活里的朋友保罗·尼采评价凯南“深深地爱着俄罗斯人民”。实际上，凯南对俄罗斯人的情感几乎“强烈得难以抑制”。在日记中，凯南这样吐露心声：“我的俄罗斯情结比我的美国情结纯真得多、厚重得多。”热爱俄罗斯人民的凯南鄙视他们的政府，特别是因为苏联政府让像他这样的外交官被孤立于当地人之外。这种复杂的情感，促使他在冷战期间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加强与苏联领导人的协商和沟通。

凯南的日记也展现出他在另一方面的强大优势。他不仅对莫斯科的感悟超乎寻常——“每一个地方，每一处风景都让我读出它的神秘、它的美丽以及其他东西，感受到它与众不同的华彩乐章”，而且他还说：“我去过的每座城市都洋溢着不同的风格、舞动着不同的旋律……我对每个地方所展现出的特质都感同身受。”

凯南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各种不同的氛围和地方：国际联盟全盛时期的日内瓦，依然刻着沙俄帝国烙印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影响的维也纳疗养院，骑车遍览的威斯康星乡间，魏玛时期和纳粹时期的柏林，陷落于德国铁蹄之下的布拉格，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之前激情澎湃的莫斯科与恐怖血腥迫害期间的莫斯科……还有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巴德瑙海姆，凯南在这里绞尽脑汁应对德国人和同遭拘禁、以自我为中心的同事们；遭受轰炸后家园尽毁的鹿特丹和那不勒斯，战争期间的开罗和巴格达，伟大同盟（Grand Alliance）蜜月期的莫斯科，冷战早期的华盛顿，饱受战火蹂躏的东德和西德，深陷冷战泥潭的莫斯科，50年代的南美洲，1957年—1958年的牛津，60年代的贝尔格莱德，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挪威周围的海域，苏联末期的俄罗斯，工作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还有数不清的机场。

机场和飞机是凯南最讨厌的。他认为空中旅行既不舒适，又缺乏人情味。这种厌恶之情在日记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他觉得汽车也是一种糟糕透顶的交通工具，它将乘客彼此分开，也让城郊交通混乱不堪。不过，尽管厌恶至极，他还是无法避免乘坐这些交通工具。宾夕法尼亚州东柏林的农场是凯南家的周末度假之地，这处农场是凯南夫妇在1942年购买的，从华盛顿或普林斯顿出发前往该地，一家人不得不开车。凯南起初是一名政府官员，后来又成为历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显而易见，他忙碌的生活，使乘空中旅行变得必不可少。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凯南成为美国政府内顶尖的苏联问题专家，提出遏制政策。1928年至1933年，凯南在柏林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之后于1933年12月与威廉·布里特大使前往莫斯科，创立了1917年后首个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他的任期持续到1937年，之后他在华盛顿、布拉格、柏林、里斯本和伦敦任职。1944年，他回到莫斯科，成为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之下的二号人物。1946年，他从莫斯科被召回，为国家战争学院未来的军政精英做演讲。1947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任命这位四十三岁的外交官为国务院新设的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凯南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旨在重建西欧和日本重要工业区，从而挫败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有了国务卿的倾听，凯南无须再将自己的想法诉诸日记。1947年是凯南的影响力臻于巅峰的一年，这一年的日记只有一页散记。）他的前途似乎无可限量。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宣布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时，一名同事说：“凯南这样的人非常适合这项工作。”艾奇逊立刻反驳道：“凯南这样的人？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凯南。”

在杜鲁门执政期间，凯南于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向国务院发回了一封长达5540字的“长电报”。这是国务院有史以来接到的最长的电报，它为凯南赢得了最初的声誉。1947年7月，他以“X先生”的身份在《外交》（Foreign Affairs ）季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凯南就是X先生的消息曝光后，他从此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两篇文章都指出，尽管美国与克里姆林宫不太可能合作，但也没必要诉诸战争，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是可行的。另外，凯南还说明，遏制会让苏联政权衰弱甚至最终崩溃。凯南长电和X先生的文章写作手法极具技巧，他以富于感染力的笔触将苏联夸大成对美国的威胁，竟使人们信以为真，以为这是对不可回避的现实最冷静的描述。

凯南写这两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他忧虑苏联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在莫斯科工作的他，低估了美国官员和公众对美苏合作前景的绝望情绪。其次，他痛恨苏联政府将他和其他外国人与俄罗斯民众隔离开来的做法。国务院里一些身居中层的朋友也一直催促他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最后，正如后来凯南的一位密友所说，“他真心渴望得到还未获得的（高层的）承认。”

凯南决心要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敲响了警钟。随着战时联盟的解散，凯南“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似乎成为替代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绝佳选择。长电和X先生的文章鼓励了美国政府沿着当时已经采取的路线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