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语录

　　★学术丰碑，道德楷模
陈寅恪先生是近百年来中国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毕生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学习陈寅恪，对于读者治学、为人、处世均有深刻意义。
★汇辑零金碎玉，尽力广搜博引
本书从陈寅恪先生的全部著作及三十余种旁人的记录、回忆中广搜博引材料，按“语录体”根据题材分治学方法、文明与社会、历史·种族、历史·阶层、历史·文化、历史·其他、文学、自述与回忆等八大类六十五个小类编排，附录诗作，以凸显陈寅恪的史识和诗情。录文不避重复，着重将零散材料汇辑一处，并逐一注明出处，以期起到“材料类编”之用。
★依据权威底本，还原学术风貌
本书在选录时注重校勘，除依据权威的陈寅恪作品版本外，还参考不同版次印刷本、手写本或手迹做了校订，尽力做成一个可靠的摘录读本。这个读本不仅提炼陈寅恪的学术精华，也努力还原陈寅恪有血有肉的精神风貌，读者可以更好地领会陈寅恪作为一代中国史学巨擘的学与思、言与行。
★突破阅读门槛，方便通览领会
陈寅恪先生的作品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均以文言文写成，大多遵其生前愿望以繁体竖排形式印行，阅读门槛比较高。本书做出了一次全新的尝试，用更适合大众阅读的简体横排形式，将陈寅恪的学术精华以“语录体”逐条呈现，内容精炼，编者又加以适当的按语进行注解，有效帮助读者突破陈寅恪著述的阅读门槛，方便通览、学习、研究。

　　【著者】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留学日本及欧美，后回国任教，历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兼任其他学术研究机构职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挈全家离北平南行，先后任教西南联大等校。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南迁广州，晚年为中山大学教授，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寒柳堂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今已汇为《陈寅恪集》。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毕生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
【编者】
胡文辉　学者、新闻工作者。1967年生于广州。工作之余，从事学术研究。近年来对陈寅恪研究贡献尤大，以《陈寅恪诗笺释》一书为学林称道。另著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现代学林点将录》《拟管锥编》《广风月谈》《人物百一录》《洛城论学集》《文史足徵录》等作品数十部。

编选说明
引用文献及其缩略语
治学方法
文明与社会
历史·种族
历史·阶层
历史·文化
历史·其他
文学
自述与回忆
附：诗摘
后记

　　拉杂说明几点，殊不成章。
先说明我录入此文本的情况：凡陈寅恪本人的著作，因原文系竖排，多数是打字输入，少数常见的短篇则从网上复制；凡旁人回忆陈寅恪的文字，因原文系横排，有打字输入的，也有通过软件扫描的。无论哪一种方式，录入后都曾校对，但因不自觉地求快，都存在一些讹漏。不过，对于我提供的基础文本，后浪编辑做了全面的校勘，一一查对原文，包括《陈寅恪集》前后不同的版本，指出字句脱漏、出处错乱等问题甚多，甚至还依据手迹校补了个别录文。总的来说，这应是一个可靠的摘录文本。
在学问上，我是不太愿意“为人作嫁”的，编辑这个语录可算例外。之所以做这个例外的事，坦率说，很大程度是由于能利用过去读书时的标注，不必重新细读原著，也就少费了很多力气。
关于编选一部陈寅恪语录的意义，本不必在此饶舌，但还是简单指出一点——陈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长处：一在于考证，即所谓“发覆”之学；一在于通识，可谓之“大历史”之学。因体裁的关系，这本语录更多呈现的是后者。但还需要加上一个“但书”：陈先生是有思辩能力和思想深度的史家，但就他所思考的问题来说，就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来说，我觉得不宜径称他为“思想家”——同理，更不宜将钱锺书称作“思想家”。
曾有位先生约我写《陈寅恪传》，但我谢绝了。事实上我从未考虑过写一部《陈寅恪传》。我以为，从写作立场来说，传记需要全面的素养，是最困难的工作，而从纯学术立场来说，传记又不是最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不是适宜我做的事。更何况，要写一部无所避忌的《陈寅恪传》，现在还远不是时候呢。而这本语录，在内容上尽可能呈现了陈先生的精神面貌，可见其学与思，可见其言与行，在我个人，就将它当作陈先生传记的一个替代品了。这是编选这本语录的另一重意义。
在这本语录里，收入了黄萱屡被引用的一段话：“陈先生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之事。他的诗自然是有两个意思的，所以难于通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史家用他的‘以诗证史’的方法，把他全部的诗，拿来与近代史相印证。”在录入时重温这些话，我想，最后这几句，我是可以“对号入座”的。这确实让我觉得骄傲。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二编》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按：原文“仁贤”作“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