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上下

　　《纪念碑》开端像一个紧张而惊险的悬疑故事，压抑的气氛，暗影憧憧的人物命运。一对上海青年在大时代中被命运拨弄，男青年在革命初期贴出决心书，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改造自己，一时成为风云人物，而实际上他是去追随心仪的女青年。在偏远山区，他收获了爱情与事业，成为国有大企业的员工，满心欢喜地等待未婚妻的加入。不料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政策允许插队知青返城，他心爱的姑娘离开山村，成为上海厂长儿子的未婚妻。他带着一包炸药潜回上海，在弄堂里，面对劝阻的居委会干部和群众，他引爆了炸药。
这位满腹怨气的返城知青，引出众多的故事线头，牵动整部小说中的时代脉搏。那个被他追求的女青年，也是作者埋伏深远的线头，牵连着百废待兴的企业改革、新生的政治力量、后续的“拨乱反正”。而恰恰是这个爆炸事件彻底打乱了史引霄家精心准备的难得的生日晚宴，也把这位女区长的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以及她的性格特点、工作状态呈现出来，主人公史引霄、丈夫平楚、三女一子，处理家务女孩（战友的女儿麦蛾）、儿子的两任女友，楼上的医生夫妇、退休干部朋友，平楚同父异母的姐姐翠姑妈、侄子李沫丁，司机小贝、办公室主任、副区长等等，轮番出场，多而不乱，引人入胜。
小说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以后区长史引霄一家的故事，围绕在她身边不同立场、阶层的人们都被新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唤醒了生机，在大时代中面临种种变数和问题，历经蜕变和成长。一代人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经历了时代的考验也释放出自己的特质与追求。
史引霄新官上任，着手将以知青为主的英华公司打造成一流的民营企业；完成双西改造工程，打通交通咽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以桃浦地为试点，培养更多的像姚秀琴那样的优秀基层干部。每一个任务都是一个“故事”推进的路径，充溢着历史、人性、立场的交锋。在家庭内部则是子女们的成长与婚恋故事，丈夫平楚的创作力旺盛，沉浸在对历史和往事的美学表达中。平楚的绘画、史引霄在官场上遭遇的掣肘，雪弓的爱情、青玉的身世等等，都把故事的方向隐约指向革命时代。那里有他们激情火热的青春和战斗，苏北敌后武工队的经历，与战友们一起的革命往事，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日常回眸中，承载着现实故事的前情与债务。
往事中有真挚的友谊，史引霄、盛若兰、姚秀帘三人情同姐妹。史引霄和盛若兰又一起参加革命，参加新四军，青春美好而纯粹，她们的友谊维持了一生。即使若兰下落不明，仍然彼此牵挂和寻找，守护后代。平楚则一直以画笔再现历史的壮阔与美好瞬间，沉醉在往昔壮美的世界中，为烈士寒城的身后事积极奔走，始终与黑暗势力斗争。革命时代的爱情往往是牺牲，姚秀帘瞒了大半生丈夫去世的真相，平楚、萧瑟都对爱情做出了牺牲，但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甘愿承担责任，维护历史的尊严。老一辈革命者与苏北的战友、老乡亲若家人，这是鲜血与生命铸就的友谊和信任。与此相悖的是，文汉兴等得势掌权之后篡改历史；徐亦道、何弱之、钱龟龄之类类意志薄弱，在资本横行的时代失去立场，被权力、金钱和欲望捕获，背离初心；还有革命年代的投机者余芳菲，靠着姿色和心机上位。还有史引霄的子女们如史青玉被时代扭曲而错过的爱情；史雪弓在苏北乡下与大地主的孙子晏枰一起构建乌托邦，恢复高考，出国留学，被爱情与友谊交织的人生光晕；沈水珠与史引霄一家带有中国传统气息的忠义与守护等等，让《纪念碑》的故事最大限度地延展开去，在繁密细致的情节中呈现出宏阔壮丽的史诗气质。
同时，《纪念碑》在纷繁的故事和人物中留出的丰富想象空间，引导读者去探究众多未被开启的秘密。

　　王小鹰，1947年生，浙江鄞县人。1968年高中毕业后务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任《萌芽》杂志编辑。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第四、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上海市作协第四届理事。著有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我为你辩护》《丹青引》《我们曾经相爱》《吕后·宫廷玩偶》《问女何所思》《长街行》等，中短篇小说集《一路风尘》《相思鸟》《意外死亡》《前巷深·后巷深》《新嫁娘的镜子》等，以及散文集《爱情不独享》《都市人》《寻常情怀》等。
《一路风尘》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丹青引》获上海文学艺术奖、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长街行》获“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

封面
版权页
总目录
纪念碑：上
文前辅文
上卷 绝尘
引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楔子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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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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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26
楔子
27
28
29
30
31
纪念碑：下
前折页
下卷 卫生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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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33
楔子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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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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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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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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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北美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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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北美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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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在历史与现实中英勇前行的人
——关于长篇小说《纪念碑》的对话

给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们写长篇
王雪瑛：《纪念碑》是一部内蕴丰厚深邃，情节纷繁复杂，人物设计众多的长篇小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女主人公史引霄复出工作，她以高票当选上海某区区长，她支持将英华公司打造成一流的民营企业，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问题，启动旧城改造工程……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史引霄的工作和生活展开，叙事主线有两条：一是以她的工作为轴线延展开来，涉及区机关的同事和下属，街道居委的基层干部，还有革命年代并肩奋斗的战友等人脉；二是以她的家庭生活为轴线发散开来，她的丈夫，她的儿女们，并延伸至双方的亲戚，儿女的恋人等人物。请说说这部小说的写作起因，作过哪些准备？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过瓶颈、经过重大修改吗？
王小鹰：我为这部小说酝酿了二十多年，在刚刚迈入新世纪门坎之际，我陪83岁的母亲来到安徽泾县的云岭，参加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牺牲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大会结束后，母亲执意要去大山坳中的当年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的驻地。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九十高龄的何子友，她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队长周子昆的遗孀。自从周子昆与项英被叛徒杀害，何子友孑然独身六十载。我听泾县的同志讲，她年年要来云岭，凭吊亡夫英灵。她守护的是何等深沉的情感啊！我望着她一头银发和蹒跚步履，心灵被震撼了。
我母亲珍藏着新四军教导大队女生队的通讯录，队员定居上海的有二十余位，每年都有名字被画上黑框。我决定采访这些女兵，她们的经历都值得大书特书。如今她们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城市安度简朴的晚年。在母亲的帮助下，我陆续采访了五位老人，知道了更多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女兵故事。还有比她们的人生更璀璨更绚烂的吗？当时我就萌发了要为她们写一部长篇的冲动——献给将青春和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们。
母亲全力支持我的写作，并写自传留给我当素材。我屡次要动笔写这部小说却每每落不下笔。进入新世纪后，社会变革之大发展之快，我每天都有新鲜的感悟，我陆续写了其他题材的长篇。2011年里，我母亲和也是新四军女兵的婆婆相继去世。我深感焦急又内疚，她们没有在活着时候看到我写的小说。当我静心构思这部作品时，才意识到我难以落笔的根由。我是个笨拙的写作者，希望自己对要书写的内容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熟悉，写起来方能游刃有余。我决定到革命老区寻踪觅影，踏踏母亲们青春的脚印。我去了苏北根据地、安徽云岭皖南事变发生地、还去了江西九江鄱阳湖。
2015年我正式落笔开写，直到2020年杀青。第一年进行得非常缓慢，太多的素材，庞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我一时掌握不了要领，停滞不前。重新阅读素材笔记，梳理脉络后，我请出另一位叙述者，以她的视角承担了部分情节的推进。头几节几乎是推倒重来，随后就进展顺利。
王雪瑛：《纪念碑》纷繁的故事，众多的人物需要精心构思叙述路径，才能引导着读者穿越在小说茂密的情节丛林中。小说不仅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还有史青玉的第一人称叙事，她以日记记录自己的情感和对身世的疑惑，补充了第三人称叙事难以深入的部分。她作为养女，她在史家身份特殊，在史引霄、平楚被下放干校时，她里里外外承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责任，青玉气质如兰，她独立自强又善解人意，她内心丰富又成熟理智，请说说史青玉，为什么选择她作为叙事者？
王小鹰：你对史青玉性格的述评十分准确。之所以选择她来担当另一位叙事者，是史青玉的故事承前启后，贯通历史和现实。她寻找生母要追溯历史；她与史元同的恋情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与史元同夫妻又相遇在当下。虽然她的叙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但还是在小说结构中担当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以悬念的有力牵引来沟通历史与现实
王雪瑛：《纪念碑》当然不是悬疑小说，但是你非常注重不同层面的悬念设计，形成这部大体量小说叙述的强合力。首先是小说叙述中的悬念布局，小说的起始就泛起了悬念：史青玉日记中记叙了自己的梦，梦境中出现了从未见过的她。她是谁？为什么出现在梦境中？非常吸引读者在阅读中追踪；小说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以悬念的有力牵引来贯穿全篇：比如史青玉的生母之谜，牺牲战友寒城的身份之谜，史引霄的青瓷麻将失落于何处？常常与史引霄“作对”的余芳菲的身份之谜，她是不是就是当年逃离苏北根据地的她？
王小鹰：我一直以为小说和戏剧一样，是要靠悬念来引导推动情节的。有人说《红楼梦》没什么悬念，其实《红楼梦》*大的悬念隐藏在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了。我确实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以悬念的有力牵引来贯穿全篇”。就小说的现实来说，“谜”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在构思全局时，并不打算将谜底全部揭开。有些谜底可以在情节的推进中逐渐明朗起来，有些谜底却始终云遮雾罩，留下些许空间令人回味咀嚼。
王雪瑛：小说在现实与历史的相互交汇，改革故事与革命往事的相互交叠，两代人的命运相互交织中展开复杂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重要人物往往成为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扭结点，耦合点。史引霄与平楚，南渡与史雪弓，青玉与史元同，马英华、余芳菲等人物都在经历时代风浪中，形成个人命运的经纬……小说对历史片段平实又细致的回溯中，既有着对人物经历的同情与理解，又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理性审慎。在小说创作中，你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回望历史？你如何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理解一个作家的成熟，一代作家的使命？
王小鹰：当我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时，就在历史与现实中举棋不定。当时口述历史已经盛行，我可以根据母亲留下的七本自传，综合我对新四军女兵的采访笔记，加以整理加工，这也许是一条完成作品的捷径。可是我不甘心，那样写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感动、感悟、纠结及思考。我读过母亲的战友们出版的许多自传，发现对同一段史实个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或许还有记忆上的差错，描述不尽相同。在岁月掩盖的历史隧道中寻找真相，原就是千古难题。我斟酌再三，决定写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拥有理想到重建理想的艰难历程，回望我们父母辈，为民族解放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历史，再反思我们当下的价值观人生观，让老一辈的理想之光烛照我们曾经的软弱与迷茫。我希望写出历史迂回曲折前行中的人，我希望写出社会天翻地覆变革中的人。
王雪瑛：史引霄是小说串联情节的核心人物，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主人公，她外表精瘦单薄，骨子里却有豪爽之气，她坦荡磊落，不忮不求，在开展工作时，群众中口碑良好。她是烈马性子，却古道热肠。在家庭生活中，她不但支持丈夫平楚的绘画创作，她还理解他的情感世界中始终珍惜着牺牲的战友寒城，从不放弃为寒城的烈士身份而奔走，她大气地安慰丈夫说：“无论纪念碑上有没有她的名字，我们都会永远记着寒城同志；根据地的老百姓永远记着寒城同志；党和人民永远记着寒城同志！”史引霄是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她有生活原型吗？她和平楚的人物塑造与你对父母那一代人的认识和理解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吧。
王小鹰：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原型，区别只在有的人物有两三个原型，有的人物有一群原型，也有的人物只有一个原型。我母亲近八十高龄写自传，提供给我写作素材，她身体不好经常住院，稍有精神就捉笔书写，断断续续也写了七八年。生前，她隔一段时间就问我：开始写新四军女兵了吗？我却总是用各种理由作托词，一再拖延，直至她突然病逝。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毫端蕴秀临霜写”是我向往的写作状态
王雪瑛：《纪念碑》的文学场域浑厚而开阔，现实与历史纷繁芜杂，人物命运跌宕起伏，而我读来感觉厚重之中有清秀，繁复之中有典雅，整部作品萦绕着清雅之气，小说语言透出书卷之气，诗句如兰草般摇曳在小说的文本中。“多画春风不值钱，一枝青玉半枝妍。”“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谢朓一联中“平楚”“寒城”成为小说人物的自我命名。咀嚼着小说语言，体验到扎实的写实中，有着革命的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人文情怀，形成整部作品的审美倾向与美学意境。小说语言也是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请说说这部小说的审美追求。
王小鹰：当时尚潮流的审美跟我个人审美发生冲突时，我会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审美。我从小偏爱中国古典的文学戏曲绘画，追求审美的精致典雅和意境的高格调。《红楼梦》中，林黛玉咏菊诗中有一联：“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的写作状态正是我向往的。写小说除了要考虑立意、布局、结构、情节、人物等要素外，如何使用文字精确地表达你所想表达的一切，便是最基本的劳作。很庆幸，我们先人创造了如此美妙的汉文字，形声兼备，我希望用魅力无穷的汉文字表达出人类最幽秘最复杂最美好的情感。
王雪瑛：为什么将小说命名为《纪念碑》？在你虚构的这些人物中，你最心仪小说中的哪一个？
王小鹰：纪念碑在小说里是一条重要线索，围绕着它发生了许多故事。我想赋予它象征的意义。我曾担心小说用纪念碑作书名太直白，将它作了上卷标题。《收获》编辑王彪先生建议把《纪念碑》作书名才能压得住全篇。我就把“绝尘”换作上卷标题，果然各得其所。
《纪念碑》是我所有小说中人物最多的一部，每个人物都是着意设置又倾心刻画的。史引霄、平楚、姚家兄妹，包括兰畦、寒城等，都是我崇敬的前辈，倾注了我对他们的怀念和追慕。我还推出史雪弓，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他开朗幽默，有理想有抱负，在岁月的动荡中却命运蹭蹬。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萧南渡一同赴老区插队，却因政治观念的不同而决裂；改革开放后，他与恋人姬瑜一起到美国留学，又因生活观价值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所有这些故事，在小说中都有精彩的呈现。《纪念碑》对我来说是一部有特殊意义的小说，相信它也是一部能带给读者深刻的阅读感受的小说。

　　落了大半天的蒙凇小雨，垂暮时分意犹未尽地收住了。湿答答的空气未及晾干，玄青的天幕已被残日撕开了一道罅口，撑出几条猩红绀紫的云幡。
城西区的一条老街，惯常的纷乱杂沓，阴雨天愈显得污浊晦暗。路灯虽已点亮，在湿重的雾霭里只影影绰绰残花一般。忽有几抹艳丽的夕霞飘落下来，便把整条街装点得光怪陆离，似是而非了。
正是下班时刻，马路拥堵挤轧，脚踏车如倾巢黄蜂呼啸而过。好在不落雨了，骈肩累迹的行人纷纷收拢伞，马路稍微舒朗了些，便愈是加紧了脚步，只想早点回到家。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藏青人民装，敞开的领口露出半高领的粗绒线衫，也是灰不落脱讲不清颜色的。下身的旧军裤皱巴巴，脚上的军用胶鞋污糟糟，唯有斜挎着的军用书包还看得出八成新的草绿色，特别是书包盖上缝着的五角星，红得有点触目惊心。
像他这般落拓的行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前两年，下放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联名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大家都想返城回家的强烈愿望，甚至还有部分知青组团进京请愿。邓小平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最后拍板：“让孩子们回来吧！”自此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风暴。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便出现了许多面容黝黑、神情亢奋的回城知青。
他的神情却是阴郁的，高岸峡谷般的国字脸上乌云密布。他的步履也与周边行人格格不入，迟缓而滞重，好像陷在沼泽中，每抬脚都要竭尽全身的气力。
他颀长的身影壁虎般贴着墙壁，小心翼翼躲开了路灯的光照。若遇到沿街的店铺，他便缩起脖子，将面孔藏进肩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