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与权力

　　一、学者施展、李筠强烈推荐！2018年吉尔德·勒曼军事历史奖获奖作品！
二、直击全球热点话题：在当今这个开放的、科技的、全球势力重组的时代，理解海洋文明和与之息息相关的制海博弈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书则以高屋建瓴地视角正面回应这一话题，是海权领域内的一部经典作品。
三、海权领域知名学者权威著作：作为世界名校伦敦国王学院的海军史劳顿教席教授，安德鲁教授在海军史领域耕耘了四十余年，这本书便是他对海洋文明与博弈的观点精华解读，他详述世界制海权的变迁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规律，并预测未来的海洋力量趋势，对当下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博弈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四、符合历史阅读趋势：本书内容视角宏大而细节丰富，符合当下广大历史、军事、时政、文化阅读趋势。

　　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英国历史学家，伦敦国王学院劳顿教席（为纪念知名的世界海军史学家约翰•劳顿教授创建）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成员，海洋研究学会安德森奖章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海军史及海陆地理框架下的文明史，著有《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 War at Sea in the Age of Sail）等书。

封面
版权信息
目录
各方赞誉
中文版序
前言
导言　作为文化的海权
第一章　创造海权身份
第二章　构建海权：雅典、民主制和帝国
第三章　烧掉迦太基舰队
第四章　贸易、战争和仪式：威尼斯的海权国家
第五章　“我们为了巨大的利益开拓海洋”：荷兰的海权国家
第六章　海洋国家与海外帝国：一个角度问题
第七章　大陆国家的海军
第八章　英国：最后的海权
第九章　今天的海权
结论
致谢
附录　作为文化的海权：概念的备忘录
术语表
图片信息
参考文献

　　令人叹服……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加里·安德森，《华盛顿时报》
本书通过一条引人入胜的地缘政治时间线呈现了“一种观念的历史，以及它跨越时间的传播”……（书中有）许多富有争议性的见解……赫尔曼·麦尔维尔把海洋称作“被水覆盖的那部分世界”，本书对长期存在于这部分世界里的机会和风险做了个妙的概述。
——威廉·安东尼·海，《华尔街日报》
兰伯特无疑是当今具有洞察力的海军历史学家。他涉猎广泛，对他的主题十分敏感。然而，这是一本十分严肃的书……在未来几十年里，它将成为大学中的标准教科书……我认为这本书令人钦佩。
——杰拉德·德根，《泰晤士报》
在本书中，兰伯特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布匿战争、威尼斯人与荷兰的海外帝国，以及英国与欧洲的陆上霸主（包括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等）之间一再发生的战争做了发人深省、富有洞见的分析，完美地融入了海权这个宏大的主题。
——《亚洲书评》
本书是一系列有趣的故事，讲述了几个共同体认真思考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坚持自身立场，如何以与自身价值观相匹配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以及当优势已不在己方时如何通过谈判从大国地位上退下来。这些都是十分及时的思考。
——萨拉·金克尔， 《泰晤士高等教育》
我欣赏作者的雄心和气魄，流畅的行文，大胆的见解，坚定不移的投入以及以艺术为证据的才华。
——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斯特，《文学评论》
这是一本富有争议性的书，而且是刻意为之的。兰伯特曾表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引发争论”而非解决这个问题。部分读者也许会不同意书中的某些观点，但这本书肯定会激起他们的思考。
——约翰·比勒，《北方水手》作者
本书广泛地分析了不同的海权是如何崛起和衰落的。在简洁而自信的叙述中，兰伯特指出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一致性，认为它们做出了构建“海权”身份的选择。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且十分重要的贡献。
——詹姆斯·戴维，《在纳尔逊将军之后：海军与拿破仑战争》作者
这是一部关于海权与制海权思想极好的、急需的、长视角的历史叙事。它展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布匿战争史这些古典遗产是如何在500年间影响国。这本书文笔优美，结构合理，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海权与制海权的讨论，这场讨论重要且富有争议性。
——理查德·哈尔丁，《现代海军史》作者

　　1851年，有位英国知识分子竭力想要解决一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人类的大问题——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单元会有怎样的未来：
自从人类首度统治海洋以来，人们在海边的沙滩上建起的王座中有三座特别显眼，它们分别属于推罗、威尼斯和英格兰。在这三个大国里，第一个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些许痕迹；第二个毁灭了；第三个继承了前两个的荣光，但如果它忘记了两位“前辈”的榜样，或许也会从它引以为豪的卓越地位上跌落下来，走向不怎么令人同情的毁灭。[1]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明白，英国非同寻常，它是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而非大陆强国，它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罗斯金自命为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的拥趸——透纳这位艺术家在追寻“英国海权”身份的过程中，把“大海”的意象从平淡提升到了崇高——他追随自己的英雄来到威尼斯。在那里，在大运河边，他找到了所需要的工具，可以解答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是威尼斯建筑的历史，它用堪比摄影的精确度捕捉并记录下了威尼斯日趋黯淡的辉煌。[2]但这本书并未止步于此。最终，正如透纳所展示的那样，这个问题仍然是个文化问题。[3]罗斯金从这座古城的结构去解读威尼斯的海洋文化。由于对英国未来的担忧日益加深，他写了一本书，把建筑当成威尼斯海权的终极表达，“在我看来，这种警告似乎是由每一股快速涌动的海浪发出的，它们就像途经此处的钟声一样，冲击着威尼斯之石……它源于对历史的忠实研究”[4]。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悲怆美感，罗斯金措辞的优雅，以及包含的看似简单的信息，都在提醒一个正因万国博览会之年而沾沾自喜的国家去正视它正在走向衰落的现实。

　　第四章 贸易、战争和仪式：威尼斯的海权国家
虽然在迦太基毁灭之后的一千年里都没有产生过一个海权，但贸易和航运还是在继续，沿海国家，特别是那些控制着诸如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丹麦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国家，仍然在对它们征税。同样的，海洋与战略依然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军队经常来往于海上，比如蛮族对英格兰的入侵、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和非洲的军事行动、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袭击以及诺曼征服。但在一个被海洋和为了争夺对可征税土地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搞得动荡不安的一神教世界里，作为一种空间的海洋还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多数战斗是在陆地或沿海水域进行的，在这些战斗中，舰船只是陆上作战的平台而已。军舰都放弃了撞锤这种古代的船战兵器，因为专业的海军部队很少，而大型舰队之间发生战斗的机会就更少了。因此，需要有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才能使用的武器系统被步兵战斗或陆地武器所取代，例如希腊的火力投掷装置和攻城机械。
归根到底，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治家认为把焦点从陆地转向海洋的不对称转移能够带来优势，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也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正是这种依赖推动了雅典和迦太基等富裕而强大的城邦做出这种选择。此外，海权的知识遗产已经丢失了。在拜占庭的修道院或穆斯林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些重要著作的抄本，但痛恨海洋的神职人员们对它们不屑一顾。[1]当这些古代文本通过战争、征服和欧洲人挑战宗教和政治正统的意愿传播开来时，它们为新的海权提供了思想、技术以及最重要的、来自古代世界的政治先例。在非正统的威尼斯和信奉新教的北欧海权国家里，希腊思想逃过了天主教对异教徒文本的禁令，这并非偶然，它们的社会是开放、包容和好奇的，会以强调海洋来维持与罗马教会的主流思想相左的世界观。
海权国家的缺席为海洋城市创造了一个机会，它们在陆上帝国的边缘地带运作，有时候是大国的被保护国，有时候是机敏的、遮遮掩掩的投机者，在被文化和距离隔开的敌对政体之间充当中间人。这些边缘国家中的一员将成为第一个现代海权，这不是因为它很强大，而是因为它弱小，而且刻意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从一开始，威尼斯的身份和政策就都是围绕海运的繁荣而形成的。在缺乏可征税土地的情况下，国家只能依靠关税、盐和酒税。至关重要的是，威尼斯站在了笼罩一切的世俗和精神控制体系之外，正是这些体系影响着意大利其他地区。尽管它信奉天主教，但教会是被城市控制着的，因为罗马天主教——特别是它那禁止与异教徒进行贸易，不赞成航海的强硬、独裁的形式——与海权文化格格不入。在世俗领域，威尼斯一直保持着与拜占庭的历史联系，从未承认过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这些选择使威尼斯这个自我定义为帝国的国家能够基于其孤立皇帝和教宗的世俗权威之外的地位，在他们两者之间进行仲裁。[2]威尼斯之所以能够维持这种地位，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包容性的、由寡头控制的政治结构，依靠选举、制衡来确保共和国不受王朝统治和政策剧变的影响。威尼斯政府在意大利诸共和国中独树一帜，一个官僚主义的、高度法制化的强力结构控制着它。这一体系把人与国家而不是家族和派系绑在一起，从而避免了热那亚历史上不时出现的那种内乱，直到贵族联合的特权和领导地位完全巩固为止。国家的元首总督是由他的贵族同僚选举产生的，从10世纪时起，他的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总督代表国家，与他的议会和参议院齐心协力行动，但如果他想要以权谋私，那他就会遭到阻挠，甚至被处决。政治稳定使威尼斯繁荣昌盛，国祚延续了一千年。
国家的政治结构限制了个人的权力，阻止了王朝统治的出现。考虑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意大利不时出现的公民暴力和政权更迭，这些保护措施显然是必要的，因为军阀、王朝君主、雇佣兵队长、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甚至是教宗都在争夺城市和国家的控制权。除了一个由连锁的职位和限制构成的复杂体系外，威尼斯人还建立了一套由政府资助的官方庆典，从“与海洋的婚礼”到教会游行，都有装得满满的粮仓和廉价的食物作为他们的后盾，以满足下层民众的需求。威尼斯的稳定和持续性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的，威尼斯的精英认为他们的政制是国家的最高成就，是威尼斯终极的艺术作品。统治精英联合起来对抗来自陆地（terra firma）的贵族、外国人和下层社会。教堂是这种稳定的核心，但是，因为与异教徒的贸易而不止一次对威尼斯施以惩罚的圣座从来都没能控制得了威尼斯的宗教。威尼斯人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不受圣座的约束。这与亨利八世（Henry Ⅷ）对罗马权威的否定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似性。
威尼斯总是与众不同。大海把它与陆地的发展隔离开来，塑造了它的社会结构，并为它的典礼提供了阅兵场。虽然围绕着威尼斯的神话宣称，由于神的眷顾，这座城市静静地从海上出现，不费吹灰之力就主宰了各处海洋，但现实情况却大不相同。威尼斯海权和其他所有海权国家一样，不是“自然”产生的；它的海权身份是由贵族精英们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并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改，他们从未忘记由海军力量支撑着的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既然威尼斯选择成为一个海权，重视海上贸易更胜于陆上扩张，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某种形式的岛屿帝国。用桨帆船与东地中海和黑海进行贸易时所必需的后勤保障决定了这个帝国的性质。这些小型的、人员密集的船只需要经常在安全的港口靠岸，下一处港口必须位于划桨航行两天所能到达的距离之内，以便让船员们恢复体力。如果没有这些港口，威尼斯的贸易就要靠其他国家的善意来维持了。当威尼斯成为一个大国时，帝国就建立了。威尼斯是财富和资源的大国，而非人力和领土的大国，它向邻近的大陆延伸，以获取维持海军统治地位和控制跨越阿尔卑斯山的关键贸易路线所需的资源。这使得这个海上共和国变成了一个陆上强国，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敌意，它们害怕共和国的财富和独特的政治制度。
从物理上来说，这座城市最初是由位于众多人工岛上的一系列小型地方社区组成的，这种特色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它们之间通过水路而非马路连通，还有不适合马匹和轮式车辆通行的人行道。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对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16世纪以前，威尼斯的精英们在运河上建造房屋，在一楼——海洋层——处理贸易，楼上则用于居住，因为紧凑的土地规划要求他们向上延伸。[3]这些狭小的房屋正面被公开展示出来，由此发展出了独特的世俗和宗教建筑，以表达一种与大陆城市完全不同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