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该懂的启蒙运动

自由主义：选择哪种政治体制

宽容与贸易

启蒙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发源于北欧这个贸易中心，尤其是英格兰和荷兰。启蒙运动早期的自由主义，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当时各种社会态度的汇总，这些社会态度是从一种较为宽容的基督新教衍生而来的。在不考虑购买者拥有什么肤色和信条的情况下，货物和服务的产出和销量决定了贸易大国的兴衰命运。不仅如此，在社会形势稳定且可预见的国家，贸易会更加繁荣，因为人们可以满怀自信地做出投资和购买的决定。宗教战争、内部战争和政治迫害都不利于贸易的发展。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宗教战争，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人道主义因素，还因为宗教战争极具破坏力且毫无意义。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于宽容和贸易，原因有以下几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与贵族君主势力相比，前者的利益要重于后者，因为后者追求的是寻租活动，而不是创造价值。在私有财产保护体系的庇佑下，私有财产不会被任意没收，这种重要的体系也要求对一个社会的契约协议和法治原则报以尊重的态度，尤其是来自统治者的尊重。虽然也存在争议，但洛克看待自由的观点颇具影响力：制定法律以扼制我们现在所谓的反社会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自由在于我们可以做任何法律并未禁止的事情。人是独立的个体，如果工作太艰辛，他们应该有权利逃离生活中的处境。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反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并在不断的反思中走向“现代化”。

初为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家们已做好准备，知道会有人提出合乎逻辑的主张来推翻他们的观点。这种合理的理性主义与践行商议和讨论的政府体制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议会民主制。同时，那些基于宗教信仰确定无疑的事情，理性主义无疑会对它们构成威胁。洛克认为，“明辨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二者之间的区别，并在中间确立一条合理的界限”是很有必要的，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宗教信仰启示的真理。洛克以及其他很多思想家，比如沙夫茨伯里，都坚决抵制“宗教狂热”，也就是盲目、不加批判地信仰宗教真理的行为。

若不以逻辑深究，自由主义与上文概述的洛克经验主义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自由主义也面临着经验主义的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自由主义也从经验主义的“内在”视角看问题，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因它们能带给我们利益，用之后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尝试“将效用最大化”。但是，这样一来，霍布斯的《利维坦》中提到的问题便显露出来，即如果人类只考虑自己的个人愉悦感，那么我们将如何保证社会或公共利益。

自由主义者试着辩解道，只要我们足够深思熟虑，就会明白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至少在中长期看来是这样。诸如洛克这样试着从宗教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会说，如果有需要，上帝会担任严厉的法官这一角色，所以那些有可能越轨的人不仅需要考虑到今世会获得的利益，还要考虑来世。不过，这种乐观主义一直是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中比较矛盾的一点。

法国针对自由的讨论

洛克成功地将自由议题置于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这在独裁统治的法国引起了一场辩论。大多数哲学家将“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政治利益，但是，对于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看法可谓是大相径庭，虽然这场辩论中大部分参与者都将洛克的观点视为参考对象。关于哪些政治体制可以保证自由，他们也产生了分歧，比如贵族制度下的残暴和不平等可以被清除吗？又或者，是不是必须实行议会制度？

伏尔泰非常崇敬洛克和培根，支持他们的主张，倡导不要干预公民社会，尤其赞成宗教宽容。伏尔泰早期在英格兰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巴士底监狱的受押体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在英格兰，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天堂”，并对此大加赞赏。理性思维和科学永远拥有强大的效力，他提议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散播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想，同时消灭狭隘和迷信。这种形式的政府，可以强制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它隶属于一个人，一个专制却仁慈的君主，不受反动势力的阻碍。从伏尔泰的这种立场可以看出霍布斯思想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腓特烈大帝统领的王朝里这么受欢迎。

在伏尔泰看来，专制制度要获得合法性，社会步入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相比之前的专制主义思想家们，如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马萨林（Mazarin）或者黎塞留（Richelieu），伏尔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一个专制君主有责任启迪他的子民。用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为人民，凡事不靠人民”。

至少在编纂《百科全书》期间，狄德罗对专制主义是持有相似观点的，他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促进科学发展。但是，虽然他支持伏尔泰对待科学时的培根式乐观主义思想，但却对君主政体没有多大信心，他宁肯由一个技术官僚型政府委派专家去解决社会问题。

孟德斯鸠支持洛克在政府目的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自由主义怀疑态度。他倡导国家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他认为伏尔泰倡导的政体中，任何裨益都被中央集权产生的危害抹杀掉了。孟德斯鸠主要的创新是，在科学领域首次应用归纳法后，坚持在建立政治理论前先开展实验并对结果进行描述。他探讨的不仅仅是什么才是好的政治体制，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一书中，他还尝试构想出社会法则，用以解释什么样的宪法内容才可以与一个特定社会的“天赋本领”相得益彰。这并不代表他反对普遍适用的原则，例

如，他认为“正义是永恒的，不依赖人类制定的任何协定”。2孟德斯鸠相信任何形式的权力垄断都易引火烧身，但他是基于经验而非哲学思想提出这个主张的。

孟德斯鸠一开始倡导共和制，但是当他游历过意大利和荷兰这样真正的共和国后，幻想破灭了。他还在英格兰游历过一番，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心怀敬意，还提倡宪法内容应该参照宽和适中的英国宪法。美国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就认为“相比于法国启蒙运动，孟德斯鸠更能代表英国启蒙运动”，他肯定是英国启蒙运动中被遗漏掉的一环。

“宽和适中”是孟德斯鸠表达最高赞誉时会用到的词汇，而且他的政治思想无一不体现社会背景的重要性。其他思想家在讨论主权和权力时总是比较抽象，通常借用数字来谈论统治方式。这种方法源自亚里士多德，他用一个人统治的国家定义君主政体或暴政，用由少数几人统治的国家定义贵族统治或寡头统治，而由多人统治的国家则代表宪政或民主制。3满腹经纶的孟德斯鸠关注的则是具体的统治制度和方法。所以，虽然孟德斯鸠仍对共和制难以割舍，但还是抵制这种制度，因为他认为共和制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理想政体。

孟德斯鸠比较倾向于君主政体，但是他详细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君主政体，一种是法国实行的绝对君主制，另一种是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后者在政府机关相互制衡的情况下，自由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而在实行共和制的国家，鲜有什么事物可以妨碍多数人的意愿，有没有自由可就难说了。美国人最终践行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但在他眼里，英国推行的三权分立并不是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彻底分立，从前和现在都不是，而是在英国的社会背景下，三种权力能够相互有效制约，但这种制约又不会严格到使政府无法运作。

孟德斯鸠如此重视每个国家的国情，意味着他不会提倡要法国完全照搬英国的体制。他钻研法国历史，目的就是能够建立最“符合法国国情”的体制，使权力得到分散。他预见到贵族、牧师、特许城市和最高法院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公民自由和对公民的惩罚两个领域里，孟德斯鸠的著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实际参与到宪法制定过程中的人来说，比如富兰克林、杰斐逊，甚至叶卡捷琳娜大帝。但是，在1755年孟德斯鸠逝世后，法国形势危急，政治观点呈现两极化，建立宽和适中的君主立宪政体的进程受阻。人人都渴望改革，却永远无法有效地实践权力相互制衡。不仅如此，孟德斯鸠对过去历史的关注，对传统上在法国国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体制的关注，表明在法国面临困难重重的政治形势下，他的思想似乎并不够“现代化”，不够进步。

相反地，伏尔泰认为受贵族控制的牧师和体制是阻碍自由的罪魁祸首，而且最高法院在执行工作时只会维护他们自身阶级的利益，反倒让法国的法律更具压迫性。国王可不愿看到这样的法律，比如，国王路易十五曾希望废除酷刑，但是最高法院没有通过。伏尔泰在公众面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披露最高法院在受理案件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残忍以及不人性的行为。

霍尔巴赫男爵在英格兰游历的日子，并没有令他对英格兰产生太多好感。于他而言，与其说这个地方像自由之家，不如说它所呈现的是无政府状态。霍尔巴赫男爵的经验告诉他，实现自由需要一个优越的国家，充满秩序和美德。他理想中的国家，人人德厚流光，人人高风亮节。他提倡建立以道德为中心的政体，社会受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所支配，与任何教堂或其他机构都没有关系，从而提升幸福感，而不仅仅是愉悦感。当其他思想家，尤其是卢梭和罗伯斯庇尔迫切地在弘扬美德的时候，这种思想就显得尤为引人入胜。但是话说回来，霍尔巴赫男爵似乎很享受在作品中打造虚构的国家，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人的权利和绝对命令：公民如何行使权利

天赋人权

洛克在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Two Treaties on Government）中反复提到天赋人权思想，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典型思想相吻合，也就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不能因为存在的时间长到无法计算，就可以继续保留。即使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在对它的公民行使权力时也应该有所

限制。

人民有他们自己的自尊心。借用杰斐逊的话来说：“群众不是生来背负马鞍任人驾驭的，而少数人也并非天生优越，理当穿着皮靴、套着靴刺，凭借上帝的恩赐驾驭别人。”这是杰斐逊在离世前几天写下的话，彼时也是《独立宣言》问世的第15周年。自从早期针对弗吉尼亚殖民州的议会激进分子写过文章后，杰斐逊就一直是将天赋人权思想带到公共场合的领军人物。在这场重要的辩论中，他将大量的新理论与宪法结合起来，让美国人知道他们有天赋的权利去管理自己。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大陆会议上发表。该宣言主要由杰斐逊执笔，领导五人委员会共同起草，其中包括本杰明· 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等，再于国会辩论期间逐步进行修订。通过这个宣言，美国宣告独立，强调人权和自治，使用的语言和概念都体现了启蒙运动时期代表自由的思想。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改变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必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

这些真理既然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任何人只要顺利运用他们的理性思维，便可以清晰理解。造物者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上帝，但是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个文件并不是基于无神论撰写的。追求幸福这种正在壮大的心理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了。既然权利是不可剥夺的，那么它们也是不可赠予和兜售的。若一个政府不支持人类的这些权利，它便是不合法的。

“绝对命令说”

康德的思想严谨而一丝不苟，这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像洛克或杰斐逊一样，为政治哲学做出行动上的贡献。但是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成就，尤其是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和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开创了重要的思想传统，其中正义、公平和公正的待遇是道德伦理的主要准则。康德认为，道德规范并没有除自身以外的其他意义，它不是为了其他任何因素而存在的。道德是自成一体的领域，经得起理性思维的检验，因为它属于综合性先验知识：一个人需要获得经验才能理解道德律令，但是如果仅通过反思，也可以想清楚道德真理。康德运用了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

康德关于道德的思想构成了“绝对命令说”，意指道德律令不能也不应该受到限制，“只按照你愿意且能够遵守的准则行事，这样的准则才能成为普遍法则”。如果我们的想法符合道德准则，那么它们也必须适用于社会每个人，没有例外。如果一个人因犯罪而受到惩罚，那么任何一个犯下同等罪过的人都应该受到一致的处罚。同样，评判某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时，与它所产生后果的性质没有关系；按最极端的说法就是，说谎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即使你讲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个谎言最后还导致了一些好的结果，这也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通过自身去达成生活的目的，你不能把其他人仅看作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即使是善意的目的。所以，康德最后做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总结，听起来像是在说人类的权利，在强调一般性，比如职责、权利和义务，而并不是在讲道德的特殊性质，比如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