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死换一生

　　√抑郁症患者的疗愈书你可能受尽煎熬，但愿这本书能温暖你，帮助你改变自己，努力活着。√与这个丧丧的世界和解的勇气书焦虑、内卷、煎熬、绝望、崩溃……这本书呈现了一种愿意为活着死十回的勇气。生活可以云淡风轻，没有什么无法面对、无法解决。√让人生再次闪闪发光的指南书抑郁症可怕的是看着自己，或者家人、爱人、朋友、子女身体里的活力一点一点流失。这本书会告诉你们，抑郁症只是一种疾病，它不能完全定义你们是谁，人生可以再次闪闪发光！

　　希瑟·B.阿姆斯特朗，《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dooce网站创始人。她的网站dooce曾两次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博客Top25之一，《福布斯》杂志也将其列为女性网站百强。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拥有十余年抗抑郁的经历，全职经营自己的网站，同时还有家族抑郁症遗传史。

序言
一 / 呼唤天使的声音
二 / 我只有两只手
三 / 迈克尔·杰克逊吃的药
四 / 我有多想死
五 / 生命的另一头没有记忆，没有梦，没有光
六 / 马拉松新手训练
七 / 神经系统警告
八 / 请出示你的证件
九 / 自杀意念的谎言
十 / 玉米片蘸莎莎酱
十一 / 交友软件
十二 / 亲爱的家人朋友
十三 / 完美契合
十四 / 雪融
十五 / 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十六 / 远逝的亲人
十七 / 心灵的密室
十八 / 星期日的恐慌
十九 / 夏令营的尾声
二十 / 我的使命
尾声
后记
致谢

　　“我妈妈嫁给了撒旦，等下回他来的时候你们就明白我妈妈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我说话有些含混不清——刚从麻醉状态醒来的时候常会这样。我环顾四周，寻找母亲的脸庞，好拼命地朝她点头示意。我想让她向在场的三名护士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她们有必要知道。在那个时刻，这是我们能谈论的最重要的事。我执意要讨论这件事，就好像我在宴会上喝多了，坚信只要我大喊“我没醉”，别人就不会不再理我，我反倒会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只大喊了三次，我可能不会相信你。第四次就不一样了。你第四次大喊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
母亲没理我，而是清清嗓子，问我感觉如何。她竟然问我感觉如何？我几乎脑死亡了15分钟。我感觉太棒了！要是你想死，那么没什么比这种体验更接近真实的死亡了。
噢，我“死”得可真是太好了。后来，米基医生常跟我母亲说，在参与这项研究的三位病人中，我的大脑活动中止得最快，中止的时间最长。我没有听到医生跟我母亲说这些，因为他俩每次这样讨论的时候，我都处于濒死状态。但母亲会跟我说我“死”后发生的事情，说她如何跟医生讨论我们家族的抑郁病史。在母亲说我表现得令人称赞的时候，我会提醒她，当我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总是努力做到极致。
没谁比我更会死。
那些说我母亲嫁给了撒旦的话，是在第七次治疗之后说的，这并非我从麻醉中醒来时说得最离奇的话。更离奇的一次是在第一次治疗之后，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麻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怒喊道：“孩子们上钢琴课要晚了！”当时，我眼前一片模糊，我挣扎着眨眼睛，勉强辨认出房间里五六个人的轮廓。在麻醉的状态下，他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而且他们都在嘲笑我。
第一次从濒死状态中醒来时，我做了个梦，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梦很短，但对我和母亲的影响却一点儿都不小。母亲是积极的摩门教徒，身边的人也都是积极的、只喝无糖可乐的摩门教徒，她没怎么接触过狂怒的醉鬼，但在那一刻，母亲立即义正词严地制止了正在大笑的满屋子人，告诉他们，我说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问诊的时候，米基医生跟我说，从麻醉中醒来可能需要2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在我的梦中，这个时间比他所说的漫长太多了，长到我第二天晚上送孩子们去上每星期一次的钢琴课都要晚了。我惊慌失措，惊恐无比。过去的6个月里，每当下午坐下来陪小女儿练钢琴的时候，我都是这个状态。那时，马洛刚7岁，她从小学二年级的秋季学期就开始上钢琴课了。她一直都对音乐挺感兴趣的，偶尔会弹几下钢琴，因为姐姐利塔已经上了几年的钢琴课。
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想死这件事归咎于每天陪女儿练琴。这只是那次长达18个月的抑郁发作的一个转折点。然而，这样的转折点太多了，每个转折点都朝着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但马洛居然在钢琴的高音键上磕伤了额头，这件事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糟，它让我彻底崩溃了。我躲在衣橱里不让孩子们看见，我给母亲打电话，高声尖叫。我拼了命地不让孩子们看到我的痛苦，而衣橱是家里最隐蔽的地方。我总是希望衣服能消掉声音。有时，我尖声叫喊着说话；有时，我会让痛苦的声音在喉咙里爆发。（想象一下猪圈着火时一头猪发出的声音。）有时，母亲刚说了一句你好，我便无动于衷地说：“我不想再活了。”

　　初次接受治疗的一个月前，我跟我的心理医生约了个时间面谈。这是他要求的，得先进行面谈，他才同意再给我开药。在一般情况下，当我需要再开点儿安定片、加巴喷丁或者曲唑酮的时候，他的秘书会通知药房。但我已经9个多月没去见医生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按时预约，我跟他说，我很忙。我跟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法理解，一个需要全职工作的单身妈妈，每一天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对不起，我不能跟你一起喝咖啡。我不能跟你一起吃午饭，我不能参加读书会，我不能帮忙筹备二年级的万圣节晚会。”我很忙，让人无法理解、近乎疯狂地忙。
但一句“我很忙”却不能让劳里·布什内尔医生就此罢休。他是大学神经精神研究所（UNI）电休克疗法（ECT）中心的主任，办公地点在犹他大学。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坐在他对面，身体如死尸般僵直。布什内尔医生忽地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有点儿生气地斜了斜下巴。他解释道，抑郁一旦发作，越是长时间放任不管，病人就越难从谷底爬出来。他对我很生气，摇了摇头。我怎么就能这么长时间放任不管它？为什么我等了一年多才来找他求助？当抑郁症状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给他打电话？
答案很长，也很复杂，所以我用一句话总结为：“如果我前夫知道我这么抑郁，他会想办法把孩子们夺走的。”
我终于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这次不是对着我母亲或者谈话治疗师。通常，我都是尖叫着跟我母亲说出这句话的。我深刻地记得前夫威胁我的话，他说他要把我的孩子们抢走。每天早晨，每天中午，每天晚上，每个忙碌的时刻，还有“每件必须做的事情”，所有这一切统统被笼罩在这个无比真实的威胁之下。他说，我身上那种“一直存在的自杀意念”已经使我不配再当母亲。但在他还没来得及在权威人士面前力证这一点，好剥夺我的抚养权的时候，他就搬去了纽约。3年多来，我竭尽全力，一面抚养两个女儿长大，一面全职工作。我觉得，凡是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脑海里肯定都一次、两次，或者很多次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明天能不醒过来就好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自杀倾向或者不想活了。我们知道没有这个选择，我们是永远不会这样对待孩子们的。我们只是想休息一下，而有时候休息的可能性实在渺茫得令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