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

　　★1920年代，梁启超倾注全部热情的三十场讲演：关于教育的出路，和青年的自救。
★70后梁启超越过80后“新青年”，对90后、00后“新新青年”说：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
★当时深受其影响的“新新青年”有：梁漱溟、钱穆、贺麟、唐君毅、周恩来、梁实秋、徐志摩、张荫麟、周传儒、吴其昌、陆侃如、刘节……
★精校整理，并加前言、导读、题解、简注。
★梳理脉络，详解背景，深度关联历史与当下。

　　★梁启超，近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与康有为一起主导了戊戌变法，名满天下；其文字不论内容属于政论还是文化教育，均脍炙人口，万人传颂。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
★彭树欣，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梁启超思想及儒学研究，出版有专著《古代人生哲学在晚清民国的生存状况——以梁启超为中心》，整理评注《梁启超修身三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

封面
代前言 哀鸾孤桐上，清音透百年
导读
知命尽性 1914年6月21日在孔教会之讲演
君子之养成 1914年11月5日在清华学校演说词
我们向蔡松坡先生学什么 1916年12月14日在蔡锷追悼会场演说词
以自觉心开拓命运 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南洋公学之演说词
人格之养成 1916年12月15日在上海青年会之演词
良能增进之教育 1916年12月21日在江苏教育总会之演说
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1917年1月10日在清华学校之演说
读书莫以作官为志 1917年1月15日在北京各学校欢迎会之演说
学生之自觉心及其修养方法 1917年1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
一己之人格立，国家方有希望 1917年1月31日在南开学校演说词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1921年12月21日北京哲学社公开讲演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
教育家的自家田地 1922年8月5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学问之趣味 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演
美术与生活 1922年8月12日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
敬业与乐业 1922年8月14日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什么是新文化（科学的理解与自律的情操） 1922年8月31日在长沙第一中学
为学与做人 1922年12月27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
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 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1923年1月9日为东大国学研究演讲
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1923年1月13日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怎样的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 1924年6月在清华学校讲演
政治家之修养 1925年12月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所作讲演
创造新学风 1926年11月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蔡松坡与袁世凯 1926年12月25日在清华大礼堂讲演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1926年12月在北京学术讲演会及清华学校讲稿
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1927年2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 1927年3月5日在司法储才馆讲演
知命与努力 1927年5月22日在华北大学讲演
最后的谈话 1927年初夏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
附录：读书法讲义（节选） 1927年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语科所作

　　一百年前，1920年代，70后的梁启超（生于1873年），有些要紧的话不得不对90后、00后们说。此时的梁任公不过四十多岁，刚刚从政治旋涡中全身而退，专心投入教育事业。他汲汲惶惶，一面力图改造学校教育，一面到处讲演，目的只有一个——救救青年：“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教育改革是根本，但是很慢很难：“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讲演则直接向青年喊话，是为了救急：
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为什么这样急呢？得从头说起。
两种新文化（梁启超与章太炎）
梁启超二十来岁追随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办报纸开专栏，宣传新思想，联络海外华人团体，声名掩盖其师。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太炎先生（1869年生）。在杭州诂经精舍读书的青年章太炎因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加入康有为“强学会”学习西学，继而到上海担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记者，成为宣传维新的健将。变法失败后两人逐渐分途，章太炎1906年到日本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分庭抗礼。
梁章的分手，表面上看是政见不同，一个追随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一个与孙中山结盟，倡言反满革命，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学的路径有别。（在政治主张上，梁启超并非拘泥不化，“保皇”与否实随时势而变，除追随康有为的一段时间外，戊戌前即持革命论，辛亥后又转而支持共和，次年参加民国政府，后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梁启超均积极策划兴军讨伐，实为再造共和的元勋。）
从师承上看，梁的老师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又是西学的倡导者，其学问根柢则是陆王心学，而任公一生得益受用亦在于此；章的老师乃是清代朴学家俞樾，注重古文经学和训诂考据，太炎的主张虽有前后期的不同，其一生学术路径实奠基于此。两派的区别并非仅在于方法、见解上，更本质的是做学问的路子不同，简单地说，前者重实践，后者重知识。中国文化的主脉（根本精神）是以实践为主，知识则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与知识是“本与末”或“体与用”的关系。实践有不同层面，如《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又以修身为根基，此即“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心性之学尤其发达，但是并非空谈心性，而是立足于修身实践，在此基础上治理家、国，乃至天下。到了清代中叶，注重知识的一派逐渐兴盛，此即号称朴学的乾嘉学派，此虽有其历史原因及效用，但就文化整体而言，则是支派暂时盖过了主脉，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表征。适逢清末以来西学涌入，现代西方重知识和科学的风气与之不谋而合，于是乎附庸蔚为大国，知识派成为主流和潮流。

　　启超忝在本会会员之列，事冗罕至，歉甚。今日承召讲经，自愧学殖荒落，未能发挥圣道，固辞不获，敬就圣经所恒书“知命尽性”四字，敷陈其义，就正于诸公前。
性命之学至宋元而大盛，凡所发问，启超何敢望万一！但静观世变，觉天下之足以供吾人受用者，不外此二字。《论语》末章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足见“命”为孔教最精微之理。《墨子·非命》篇所云，老庄所力辩，不厌求详，尤见命学关系之重。子所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二字，乃孔子立教之名称，即人格也。“君子”既为人格，而命学又最深，不知命即无以为君子，然则全世界之合人格者不其少哉？不知孔子之所谓“命”，乃人人所当知而且易知者，固不必如宋儒理气之说过于深，且不似庸人吉凶祸福之说之近于妄。《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可见命者天命，天命即性也。人之性受于天，天之所命即成为人之性。性者非他，宇宙间一切物类之所同具也。附子性热，大黄性凉，砒霜性毒。故性者又本能之谓，知命者，即知天命我以何种本能。就此本能保存而发挥之，是谓尽性。孔子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与赞天地之化育”也。世界上进化之极点，可一言以蔽之曰：人人各尽其本能而已。世之人则不然，往往不但不能尽其本能，而反戕贼之，抑或舍弃其本能而强为其所不能焉。此即孔子所谓“不知命”也。夫人之生斯世也，一面须求有利于世界，一面须求有利于自己。此人人之本分，抑人人之所能也。不知命者，恒以现在之地位为未足，而妄求不可得之境，富贵利达，宫室妻妾，日系于胸，其终也，无往而不失败。居常戚戚不安，虚度一生，人己两无所益。凡反乎本能，未有不至于此者也。其原在于不知命，不知命则不能尽性。夫能尽性，则虽化育而可赞；不能尽性，而虽小己而无成。差一毫，失千里，是不可不深长思也。至“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其故若何？曰：人性不甚相远。孟子云：“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凡人既能尽其本能，即能引诱他人各尽其本能。盖互相摹仿，相观而善，本人类之共通性质。知此，即可见“尽其性，则能尽人性”一语简单明了，终身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