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之殇

　　★ 长久以来为历史学家所忽略的西班牙内战的另一面！
★ 20世纪西班牙历史学者集十多年研究成果的权威之作！
★ 严谨的著述中，详细披露了佛朗哥及其支持者为何以及如何消灭“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家伙”，同时，他也全面揭露了共和国控制区在1936年军事政变后因政府机构崩溃而引发的暴行！

　　保罗·普雷斯顿，英国历史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名誉退休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他专注研究20世纪西班牙史，特别是西班牙内战的历史，曾获大英帝国勋章、伊莎贝拉女王勋章、塞缪尔·约翰逊奖等。其于2006年出版的《西班牙内战》被《泰晤士报》称为“最全面的著作”。他也是佛朗哥和胡安·卡洛斯国王的传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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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 仇恨与暴力的起源
1 阶级战争的开始 1931—1933
2 鼓吹群体灭绝的理论家们
3 右翼攻势之继续 1933—1934
4 战争迫近 1934—1936
第二部 叛乱方控制区的制度化暴力
5 凯波的恐怖统治 南部的清洗行动
6 莫拉的恐怖统治 纳瓦拉、加利西亚、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清洗行动
第三部 政变的后果 共和国控制区的自发性暴力
7 远离前线 共和国阵线后方的镇压行动
8 马德里的革命恐怖
第四部 围困中的马德里：威胁与回应
9 死亡纵队进军马德里
10 惧怖之城的回应 帕拉库埃略斯的屠杀
第五部 两种战争理念
11 抵御共和国的内部敌人
12 佛朗哥缓慢的灭绝战
第六部 佛朗哥对恐怖统治的投资
13 拒绝和解 审判、处决和监禁
结语 若干回响
致谢
术语表
附录
出版后记
插图

　　获奖情况
2012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历史书籍

媒体推荐
普雷斯顿对1936年至1939年间西班牙内战的了解令人震惊……他的作品是对有关西班牙问题之讨论的有力介入。它所具有的意义超越了它所揭露的事件，并提议需对欧洲近代史进行一些基本的重新评估。
——托马斯·斯奈德，《新共和》

权威的叙述……在未来几年里，对于任何想要围绕本书主题写作的人来说，它都必定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亚当·霍赫希尔德，《纽约时报书评》

针对今天的西班牙观察家们仍然很难理解的那些复杂的现代冲突，普雷斯顿的《内战之殇》做出了zuiju启发性的研究。
——约翰·布拉德马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与革命（1930—1937）》一书作者

引人入胜的作品……普雷斯顿毫不妥协地细细审查了西班牙这一黯淡的历史时期中曾发生过的那些劫掠、酷刑和大规模谋杀事件。
——《纽约客》

　　在西班牙内战的战线后方，约有20万男男女女在没有接受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被谋杀，或者在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之后被处决。导致他们被害的原因，就是1936年7月17日至18日反对第二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可能有多达20万人由于同样的原因死于战场。还有数量不明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于空袭，或者在逃离佛朗哥军队占领区的途中丧生。在叛乱方于1939年3月底取得最终胜利后，西班牙全境约有2万名拥护共和国的人士被处决。在过度拥挤和缺乏基本卫生保障的监狱和集中营里，还有更多的人因为身患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其他人则死于奴工劳动营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有超过50万难民被迫流亡，其中很多人病死在法国境内的拘留营地。数千人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奴役至死。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向读者展示在平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构成了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将其称为“西班牙大屠杀”的事件。
我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在本书标题中使用“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我极度悲愤于纳粹蓄意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卑劣行径。而对于在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以及随后若干年间，西班牙人民所承受的较易被世人忽视但也相当骇人听闻的苦难，我同样感到极为悲伤和愤怒。我无法找到比“大屠杀”更确切的词语来概括西班牙人民的这段经历。除此之外，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也是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那些将屠杀无辜西班牙民众合理化的人，借助某种反犹主义言论，反复宣称必须消灭这些“犹太–布尔什维克–共济会”阴谋的傀儡。然而，我并非想要使用“大屠杀”一词将发生于西班牙本土的悲剧事件和发生于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大陆的一系列悲剧等同起来。相反，我只是认为应将本书主题置于一个可供参照的更广阔的背景中加以检视，希望能借此促使读者进行类比并产生共鸣，并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内战以后所发生的事。
直到今天，佛朗哥将军和他的旧政权仍然享有比较不错的声誉。这来自一系列经久不衰的神话，其主旨都是强调他的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在精心构筑的宣传话语中，是他一手促成了西班牙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奇迹”，是他勇敢地将自己的国家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之外；而关于其政权的起源，有诸多不实之词。它们源于最初的一个谎言，即西班牙内战是为了拯救国家免遭赤色分子控制而进行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这种对事实的捏造成功影响了很多讲述西班牙内战的专著，在这些作品中，西班牙内战被描绘成一场双方道德水平相当的武装冲突。关于无辜市民伤亡的问题也被归结到这一理念中，并因而被“正常化”。再者，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愿相信军官和“绅士们”会卷入针对平民的大规模蓄意屠杀的心理，以及对反教权主义暴力的厌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战争编年史中为何会有这样的一大段空白。
叛乱方的战果是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系统性和有计划的大规模杀戮之上，以及他们接下来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在涉及西班牙内战及其后果的文学作品中只占相对较小的比重。同样被很少提及的还有以下事实：叛军方面于1936年7月17日夜起开始实施的根除异己的计划引发了即时的连锁反应，在共和国控制区激发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暗杀行动。由残忍的暴徒在后方发动的针对并未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的受害者的集体暴力，证实了在该背景下使用“大屠杀”一词的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程度和范围，也是因为应该唤起在西班牙内战之案例中对系统性杀戮的感知，正如在德国和苏联的类似案例中的情况一样。

　　1936年7月18日，在听闻西属摩洛哥爆发军事叛乱之后，一个贵族地主在他位于萨拉曼卡西南的庄园里命令他手下的劳工排成一排，随后射杀了其中的6个人，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此人就是退役骑兵军官贡萨洛·德·阿吉莱拉·蒙罗（他是阿尔瓦–德埃尔特斯的伯爵），他在内战期间加入了叛军新闻部门，并曾向外国客人大肆吹嘘他所犯下的暴行。1尽管这场传闻中的暴行属于极端情况，但隐藏其后的仇恨却并非缺乏代表性——在1936年军事叛乱爆发之前，这种仇恨已在西班牙乡村中郁积了超过20年之久。阿吉莱拉的冷酷和蓄意的残暴行径反映了西班牙乡村上层社会中的一个普遍信条，即无土地的农业劳工是非人类。自饥饿的农业短工在大庄园（latifundio）控制地区发起一系列零星暴动之后，这种态度便已经在大地主阶层中变得普遍。那些发生于1918年到1921年期间（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的三年”的社会冲突激烈的时代）的起义，早已被乡村寡头阶级的传统保卫者——西班牙国民卫队和陆军——粉碎。在此之前，在上述对立阶级之间曾有过一个不稳定的休战期，无地短工（jornalero或bracero）的悲惨境况偶尔会因他们主家高高在上的“慷慨之举”而得到缓解——主家或者赏给他们食物，或者对其偷猎野兔和捡拾被风刮落的麦穗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阶级冲突中的暴力激怒了地主阶级，他们不再宽恕这些被他们视为劣等种族的无地短工的不服从。随之而来的，则是曾经让无地短工的苦难略微得到缓解的“父系温情”的突然终结。
乡村社会的寡头统治者与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维系着一种不对等的伙伴关系，传统上他们是西班牙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力量。这个阶级对权力的垄断在痛苦而又充满坎坷的工业化进程中开始受到了后两者的挑战。西班牙因在一战中保持中立而享有的繁荣让受到鼓舞的企业主和银行家同大地主就政治地位展开争夺。然而，由于两者均受到激进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威胁，它们很快就重建了防守同盟。1917年8月，来自左翼的虚弱无力的革命威胁却招致军方对左翼的血腥镇压。从那时起，直至1923年军队再度干预为止，局势的动荡不安偶尔会让西班牙社会濒临内战的边缘。在南方，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年”里此起彼伏的乡村暴动。在北方，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业家们企图采用削减工资与临时解雇等手段，度过一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如今他们正面临着暴力罢工的局面；而在巴塞罗那，他们面对的则是恐怖分子不断升级的挑衅与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