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云霄

　　四月八日这一天
——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而写
早晨正七时醒来，可是天黑得还像五时左右。看了两个钟，确是七时。这样黑，这个山大概已埋在乌云里。窗外落着雨，哪里是雨，哪里是云，很难分清。不能像每天似的，走上山顶，迎接新生的太阳；只有在屋里徘徊，等着即来的大风雨了。
想起今天没有什么会要开，纵是这样阴天，心情也比较晴朗些。可是九时要上课，还没有预备，连一本书昨天也没有带回家来。在大雨倾盆中，上了汽车。到科学馆只有几分钟的路，到那里正是八时。还有一小时可以预备功课。
路上想，何必这样大雨赶去科学馆，教了二十多年书了，也用不着什么预备。可是，继而想，如果不预备一下，因而教得不够好时，会因而后悔，痛苦好多天的。
教书一定不应该是站在那里对一群人背一遍书，至少是应像在戏院中对一群人演一台戏。
可是，早晨九时上台演戏，即使是自己唱作俱佳，观众也是在乍醒阶段，这台戏也不易唱好啊。我虽然知道十一时开始的课，同样的东西也要讲得精彩些，而课程却总是排在九时，大概同事们谁也不愿太早上课。
伞在车的后面，到了停车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车。等了几分钟，仍是大雨倾盆，只好下车了。就是到车后拿伞的一段时间，已把全身淋湿，到了办公室，脚下的湿也觉出来了。
这样湿的上衣，怎么穿；不穿西装上衣上课，对我还是第一次。一小时的预备，当然可以讲两小时，问题是不着戏装而清唱，有些不习惯。
课室就在隔壁，我九时十五分进去的，学生最多只有七八个人，到了六分之一。这自然是大雨倾盆，路上塞车。我对班上说，我们等半小时以后再说罢。因为今天讲相当难的题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听讲，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时后，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讲课常从课室中安静的程度来判断自己讲得好坏。今天讲的刚一入题，全课室即非常安静。外面的狂风暴雨，我当然听不见，学生们也听不见。我讲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说自己的心得。正像奥利弗演哈姆雷特，就变成哈姆雷特一样。这时，是作演员或作教师的最大的报酬。正应了中国所说的老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候，在屋中与好几十个知己西窗剪烛、促膝谈心一样。
这样，一个半小时，像五分钟似的过去了。
下课后，回到办公室，四年级一个作研究论文的学生在等我。他说，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经我告诉他再查某一些书以后，他在惊慌着表示他的结果竟与前人相类似，所不同者最多只有半页。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创作的结果，竟与前人的相同之处那么多，这表示你的聪明才智与那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属于重新发现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创作了。真正的贡献，不会是连篇累牍的，不会是排山倒海的，却是一点一点的，一滴一滴的。这样的贡献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说这几天连觉也睡不好，脑海中不能驱走所研究的问题。我说，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经上了船；要远行，已经上了路了。你现在应该觉得很快乐的，已不计较前人有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
他临离办公室前，我再嘱咐他不知向学生们说过多少遍的老话：“你今年二十一岁了，正是创作的年纪。别忘了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几岁完成的。”我这种“创作与年轻”的理论，同学常引为笑谈；而这却是我很严肃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实验室看他们玩微型电脑，到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们说，微型电脑老板乔布斯十九岁时就成功了，你们都已经二十岁了，无论如何都太老了，来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觉罢。
其实，中国的年轻与成就有关的故事更多。以《世说新语》中挚瞻的故事最好玩。他在二十九岁时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说，你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也太早了。瞻说，与你比，也许我早些，与甘罗比，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与系里同事到联合书院餐厅去吃饭。联合的饭真是不错，但不上山吃饭，已经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假，没有他，中午这个吃饭团就组织不起来。其实他所做的，只是预先给饭厅打个电话，吃完了他管算账，每人分摊多少钱而已，出力也并不多，但没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天来了五个人，吃了六个菜，其中有肉丝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鸡丝炒芹菜，均很可口，每人摊十一元五角。吃完了，从山上走下，真是“路转峰回出画塘”，新雨后的山，特别清新。回到办公室还不到一点半。
每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对着这个纸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国里的庞士元来。庞士元是把几个月的文件积下来一天里办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只许自己用两小时处理。过了两小时，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这样，虽不至于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涛淹没，或淹死；但，却苦了秘书，她又得找东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个头绪来。
今天，有封从美国退回来的论文稿。这是我跳跳跃跃，写完了，还得意了好几天的一篇论文，却退回来了。打开一看，编辑并未转给任何人审查过目，他接到以后立时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论文的内容太长，数据过多，要我缩成一半才能继续考虑。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传达室的工役硬是不给你传话，你就无从见你想见的人。我既无时间重写一遍，也无能力缩成一半；何况，字打得这么漂亮，重写，这岂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国。以页数来定夺，这种机械对待创作的方式使人无法容忍，也无从容忍。
钱穆的演讲是四时十五分开始的，我四时半才想起来，赶去听钱穆的演讲。
钱穆一向是对中国文化抱乐观态度的。但一面听钱的演讲时，却想起一向对中国文化抱悲观态度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说是中国的汤因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灭那个思想模式应用于中国历史。以他的看法，一个文化的兴起，是人力所挡不住的；一个文化的灭亡，也是人力所无可挽救的。他以为中国的文化到了五胡乱华时，已经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几个文化的兴起与垮掉一样。垮掉了就不会再兴。可是很奇怪，中国文化经过佛教的冲击以后，又兴起个第二周，从唐又开始了。但到了民国，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这是抗战时期雷海宗的说法，可以说是很悲观的。我就是受这种悲观气氛的感染，对现时的中国文化一向也未乐观过。
可是，最近，因为偶然看到一位画家的信，使我这一贯悲观的想法突生改变。这位画家说，佛教在隋唐五代的发扬，全国是沸腾到了家的。可是沸腾的阶段过去以后，中国文化又从这种急湍中水落石出地站起来。想一想，十世纪的新宗教对中国有多大影响，可是却没有把中国文化消灭。那么，这个二十世纪的新宗教，把中国带入了沸腾以后，恐怕也有河清海平的一天。我却因为这位画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观的情绪冲淡不少。
我一边听钱穆的演讲，一边想起雷海宗及画家的话，当然并未太仔细去听。可是，最后，总有个印象，知道他在讲什么。比起朱光潜那两天的演讲要好多了——因为你再努力听，也不知朱光潜在讲些什么。
在内地的学者，对举国沸腾的反应是颇不一样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并未改动他们的学说。这是最上乘的反应，也是最惨烈的。比如金岳霖，沸腾时期写些清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书来，他自己从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为附录。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录就好了。比如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写小说，教创作；而以后，洗手不写小说，专搞历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潜则不是，他在沸腾前后，受苦受难之余，却非常用力地研究起马克思来。他的新著作里，遍布辩证啦、统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书。我们看不出哪一部分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一部分是非说不可的敷衍的话。人家既然说他不配研究马克思，他又何必非研究这样的题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风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风大雨。想一想钱穆在风雨飘摇之夕，孑然一身南来，还坚持于道统，还尽力于办学，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实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在写一首悲壮的诗。
但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一种遗憾的感觉。我给这个时代起了一个名字，叫“无诗的时代”。
钱穆当时的办学，以及后来的离开香港，是既悲壮又潇洒的。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为什么没有几首诗留下来？也许他并不会作诗。钱穆离开新亚书院时，却引苏东坡的诗：“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种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写出来，该多悲壮、多潇洒，可惜只是引用东坡的。
因为钱穆，又想起新亚另一个创办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会作诗罢。于感情宣泄不出来的时候，只得引用旧诗，或改动旧诗。唐君毅常给自己相片的题句是“宇宙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这是改用梁启超的诗；而梁启超又是套用黄仲则的诗。黄的原诗是：“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钱穆、唐君毅全不会作诗，更不必说我这一代以及现在正受教育的一代了。无诗的时代是最可怜的时代，伤春悲秋固无以名状，而天翻地覆也不会形容。
躺在床上，还在想这个无诗的时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什么时候却睡着了。
东风与西风
近日由内地来的朋友多数提到胡适及其言论。这常使我想起，五十年前，大陆清算胡适思想势如排山倒海。半个世纪以来波谷波峰大落大起的现象，固然使人吃惊，却不意外。大家既然对胡适这个话题又提起来，我们就以胡适先生“所‘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为话题，追溯他的思想的来龙与去脉。
胡适的整理先秦思想、考证《西游》《红楼》、介绍杜威哲学、提倡易卜生主义、阐释“不朽”的意蕴、倡导白话文学等等，当然在他水清见底的眼光之下说出来以及写出来，即使是述而不作的枯燥考据，读来也清清爽爽，但我却总觉得这些究属次要。他的至死不渝的信念，可以说他的“宗教”，就是民主政治的如何实现。
我们先由胡适一九四五年八月写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这封电报曾载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重庆《大公报》，内容如下：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共和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述，用供考虑。
胡适
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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