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传统

现今大多数人都知道自由主义即将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但是很不幸，人们却未能充分了解此一危机的整个意义。有些人想让我们相信，自由主义乃是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个旁支；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不必特别担忧它不能应付一个日趋“垄断化”的世界情势了，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尽量不要痛苦地——去把它埋葬在过时的政治观念坟场中。然而，事实上，近代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某一个社会团体的所有物， 而它的追随者也不限于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支持者。它是西方政治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的近代化身。自由主义如果无法生存下去， 实不啻是说西方的政治传统也宣告结束。从这一点来看，当代的危机实有其不可以等闲视之的意义。

有鉴于人们经常从一个褊狭的派系观点来使用自由主义一词， 我们可能会感到难于把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一般性的问题等而视之。然而，就今天之正常意义而言，“自由派”（liberal）一词却囊括了所有信仰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的人、社会民主党人、主张自由放任制度的工业家、基督教民主党人以及其他的自由主义团体，在社会与经济的目标上虽然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他们都一致接受某些政治原则。近代自由主义相信，法律下的自由乃是人类应当享有的生存环境， 而此一自由之维系，则有赖于政府官员对独立组成的公意机构的遵从。这些信念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下，一向是西方政治所特有的“假定”。极权主义强调我行我素、不受控制的政治权威；这和自由主义对政府的看法完全背道而驰。因此，一旦极权主义成为立宪民主制之外的唯一选择时，接受或不接受近代自由主义，也就成了接受或不接受西方政治传统的问题。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以降，法律下的自由这个概念，便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最明显的特色。在许多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人们曾经试图以伦理而非法律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他们通过诫言与典范， 想要创造出一些具有高度伦理义务感的人，认为经过这种培育，这些人必能一本开明的判断来治理其同胞，而尽量不援引固定的法律规条。这种思想模式和正常的西方习惯极端不同，西方强调政治的核心乃是法理，而不是伦理。多数西方思想家的目标，都是想要建立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在既有法定权责的架构下享有自行决定行为的特权与责任，而尽量不依赖统治者已裁断的权威。既然法律必含有不论个别差异而求一体适用的概化条文，它充其量也只是社会行动的笨拙工具而已；由于强调法理的结果，遂使西方失去许多其他文明所具的伦理精致成分。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僵化不变， 一个稳定的法律体制的存在，也能使生活变得比较安全，比较可预期，这是它“得”的部分。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成就——包括工业组织与官僚组织这两种惊人的奇迹——大部分都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想要通过一套有效的法治来使人类行为合理化的企图所造成的。这是西方世界对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