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安娜 1969年，安娜18岁，她决定成为一名牧师。“我的母亲很支持，并说如果自己能回到这个年纪，也会努力成为牧师。我的父亲接受了这个决定，并教我如何讲道。”
古巴/路易斯 “22岁时，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到首都哈瓦那老城做一名舞蹈演员。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属于那座小镇，而且我离开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因为我是同性恋者而嘲笑我的家庭了。”
以色列/戴娜 “我们身处的社会，总是下意识地把女性定义为弱势群体，女性也容易因此产生一种缺乏安全感、寻求保护的心态。但我从未因为身为女性，而感觉自己面对了更多的挫折与阻碍。”
埃及/马尔瓦 马尔瓦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英文记者，她的职场事迹已经在家乡传为佳话。然而，马尔瓦也有职业女性的烦恼，她在采访中曾多次遭遇“女性免入”的情况。
法国/盖尔拉 提到“女性美”这个话题，盖尔拉下意识地退后两步，不愿再被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她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日本/有纪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纪全心投入家庭，留给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剩无几。如今的有纪称自己“兼职主妇”——她有了三份与兴趣相关的兼职工作，并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印度/佩尔 佩尔结婚后仍坚持创作，不仅建立了艺术字设计网站，还给小朋友开设西洋书法课程。“我不想跟传统印度女性一样，让自己的人生从被父亲供养变成被丈夫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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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五年，跨越七国，记录家庭主妇、追梦女孩、跨性别者…探究“女性”身份的定义和可能。郝景芳、黄章晋推荐！“旅行美学”特辑。认识她们，认知一个无限可能的自己。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日本 “兼职主妇”有纪
埃及 我的同事马尔瓦
法国 罗纳河畔的两个好朋友
瑞典 安娜和尼娜
美国 黛娜的摄影梦
印度 佩尔的决定
古巴 路易斯和艾茉莉卡
前言 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日本 “兼职主妇”有纪
埃及 我的同事马尔瓦
法国 罗纳河畔的两个好朋友
瑞典 安娜和尼娜
美国 黛娜的摄影梦
印度 佩尔的决定
古巴 路易斯和艾茉莉卡
前言
失去性别的人
王家敏
自2015年开始，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邀请了7位身在海外的青年朋友，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了几位当地女性的故事。
我们在讨论拍摄主题时，首先以刻板印象为框架——在既定社会中，女性有其典型形象和生活模式—这使得讨论很快陷入了僵局。这次拍摄计划并不想重复“经典人设”以加深刻板印象，也无意寻找拥有非凡经历的“开挂人生”，打造一本女性励志指南。在数月的讨论中，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在旅行、旅居时认识的女性朋友，她们更为具体、更为亲切—因此，我们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记录她们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再次审视了自己的观点，与其说这本书在讨论女性，不如说在讨论个人选择。性别、阶层和社会环境常常能为个人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女性”这个身份是准确并稳定的吗？
在古巴和瑞典的故事中，我们试图讨论“女性”的范畴。“女性”代表了一个共同身份，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意指。如同丹尼斯·瑞里（Denise Riley）在《我就是那个名字吗？》（Am I That Name ?）中所表达的，一个人是女性，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不同历史、社会、政治语境中，性别的构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在大部分社会中，女性被参照出来，依靠的是“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女性也常常受限于这个框架。而对于跨性别者、同性恋者，人们将以新的性别定义来讨论身份的构建。
在古巴的故事中，54岁的路易斯是一位跨性别者，他在我们的镜头前换上了演出服，出现在老城的邻居面前。路易斯并不想强调“女性化”的外在装扮—他从小内心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孩，并在22岁时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到向往的首都哈瓦那做一名舞蹈演员。
在瑞典，我们认识了安娜和尼娜，并一同参加了乌普萨拉大教堂的礼拜。她们是教会牧师、神学教授，还是一对已经注册结婚的同性恋者，两人同时戴着结婚戒指和神学教授的戒指。在家庭生活中，双方更像是基于平等关系的“联盟”。
当女性身份不再受“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所局限，我们开始思考：性别是家庭秩序中的重要元素，那些在同性恋家庭中并不适用的法则，是否也在挑战着异性恋家庭秩序的天然性？
自20世纪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同工同酬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在公共领域中，性别平权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可，但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难以动摇。异性恋家庭中，女性似乎有天然照顾丈夫和子女的行为，这可以通过原始的性别无意识来解释，但从根本上，这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无意识—“母性”成了女性的延伸属性，更像是一种“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一书认为，现代女性在社会领域与男性匹敌竞争，偏离了妻子和母亲的基本角色，因失去“女性气质”而精神紊乱，同时也影响了丈夫的“男子气概”和子女教育，使得一些人呼吁女性重新树立贤妻良母的形象。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则评论道：“那些将女人当成女人对待的书，我不敢苟同。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被看作人。”
在日本、埃及和印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既定角色上的困惑。日本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家庭主妇，有其社会经济背景。20世纪90年代，有纪遵循了“寿退社”文化，结婚后即刻离职，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十几年后，有纪称自己为“兼职主妇”—她通过几份兼职，重新追寻自己的职业身份。随着后工业化时代不稳定劳务关系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在婚后继续工作。
在埃及开罗，马尔瓦是一位英文记者，她正在为改善家庭收入而努力—在获得英语翻译证书后，她准备参加口译证书考试，以便得到更多工作机会。马尔瓦在描述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引用了一句玩笑话：“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就趁结婚前去做，因为结婚后，你连改变电视频道的权利都没有。”
在印度，我们遇到了幸运的佩尔，她的父母亲非常开明，不但没有重男轻女，还坚定地支持她的学业和梦想。2011年6月，佩尔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画展，并打算在婚后继续创作。“我不想跟传统印度女性一样，让自己的人生从被父亲供养变成被丈夫供养。”
相较上述国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更高，但在数据背后，可能是一种“假平等陷阱”：女性向前一步，又潜意识地揽上了“双重责任”，以平衡职业与家庭为己任。当我们再度讨论性别平权时，需要男性、女性共同参与，放下身份及其既定角色—做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在法国和美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消解。对法国人而言，性别平权已是“上个世纪的话题”。这些年轻女性潜意识里不愿再被“女性美”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盖尔拉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黛娜来自以色列，其摄影作品聚焦于童年体验与文化冲突，她的身份困惑更多来自信仰而非性别，“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不应该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当黛娜来到纽约，这个似乎能消解并重构一切身份标签的城市时，她可以更自然地剥除性别身份，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这就是7位青年朋友在不同国家拍摄记录的女性故事，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付出努力的人。另外，他人的故事并不能重构你的人生，但你的个人选择可以。
王家敏
自2015年开始，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邀请了7位身在海外的青年朋友，以纪实摄影的方式，记录了几位当地女性的故事。
我们在讨论拍摄主题时，首先以刻板印象为框架——在既定社会中，女性有其典型形象和生活模式—这使得讨论很快陷入了僵局。这次拍摄计划并不想重复“经典人设”以加深刻板印象，也无意寻找拥有非凡经历的“开挂人生”，打造一本女性励志指南。在数月的讨论中，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在旅行、旅居时认识的女性朋友，她们更为具体、更为亲切—因此，我们决定以朋友的身份记录她们的故事。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再次审视了自己的观点，与其说这本书在讨论女性，不如说在讨论个人选择。性别、阶层和社会环境常常能为个人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女性”这个身份是准确并稳定的吗？
在古巴和瑞典的故事中，我们试图讨论“女性”的范畴。“女性”代表了一个共同身份，但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意指。如同丹尼斯·瑞里（Denise Riley）在《我就是那个名字吗？》（Am I That Name ?）中所表达的，一个人是女性，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不同历史、社会、政治语境中，性别的构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在大部分社会中，女性被参照出来，依靠的是“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女性也常常受限于这个框架。而对于跨性别者、同性恋者，人们将以新的性别定义来讨论身份的构建。
在古巴的故事中，54岁的路易斯是一位跨性别者，他在我们的镜头前换上了演出服，出现在老城的邻居面前。路易斯并不想强调“女性化”的外在装扮—他从小内心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孩，并在22岁时下定决心离开家乡，到向往的首都哈瓦那做一名舞蹈演员。
在瑞典，我们认识了安娜和尼娜，并一同参加了乌普萨拉大教堂的礼拜。她们是教会牧师、神学教授，还是一对已经注册结婚的同性恋者，两人同时戴着结婚戒指和神学教授的戒指。在家庭生活中，双方更像是基于平等关系的“联盟”。
当女性身份不再受“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所局限，我们开始思考：性别是家庭秩序中的重要元素，那些在同性恋家庭中并不适用的法则，是否也在挑战着异性恋家庭秩序的天然性？
自20世纪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争取到投票权、同工同酬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在公共领域中，性别平权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可，但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难以动摇。异性恋家庭中，女性似乎有天然照顾丈夫和子女的行为，这可以通过原始的性别无意识来解释，但从根本上，这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无意识—“母性”成了女性的延伸属性，更像是一种“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一书认为，现代女性在社会领域与男性匹敌竞争，偏离了妻子和母亲的基本角色，因失去“女性气质”而精神紊乱，同时也影响了丈夫的“男子气概”和子女教育，使得一些人呼吁女性重新树立贤妻良母的形象。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则评论道：“那些将女人当成女人对待的书，我不敢苟同。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被看作人。”
在日本、埃及和印度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既定角色上的困惑。日本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家庭主妇，有其社会经济背景。20世纪90年代，有纪遵循了“寿退社”文化，结婚后即刻离职，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十几年后，有纪称自己为“兼职主妇”—她通过几份兼职，重新追寻自己的职业身份。随着后工业化时代不稳定劳务关系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选择在婚后继续工作。
在埃及开罗，马尔瓦是一位英文记者，她正在为改善家庭收入而努力—在获得英语翻译证书后，她准备参加口译证书考试，以便得到更多工作机会。马尔瓦在描述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时，引用了一句玩笑话：“如果你想改变世界，就趁结婚前去做，因为结婚后，你连改变电视频道的权利都没有。”
在印度，我们遇到了幸运的佩尔，她的父母亲非常开明，不但没有重男轻女，还坚定地支持她的学业和梦想。2011年6月，佩尔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画展，并打算在婚后继续创作。“我不想跟传统印度女性一样，让自己的人生从被父亲供养变成被丈夫供养。”
相较上述国家，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更高，但在数据背后，可能是一种“假平等陷阱”：女性向前一步，又潜意识地揽上了“双重责任”，以平衡职业与家庭为己任。当我们再度讨论性别平权时，需要男性、女性共同参与，放下身份及其既定角色—做一个失去性别的人。
在法国和美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消解。对法国人而言，性别平权已是“上个世纪的话题”。这些年轻女性潜意识里不愿再被“女性美”这类话题所消费。按照盖尔拉的说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
黛娜来自以色列，其摄影作品聚焦于童年体验与文化冲突，她的身份困惑更多来自信仰而非性别，“我的家庭教育告诉我，不应该过分强调女性和男性的区别”。当黛娜来到纽约，这个似乎能消解并重构一切身份标签的城市时，她可以更自然地剥除性别身份，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这就是7位青年朋友在不同国家拍摄记录的女性故事，感谢所有为此书出版付出努力的人。另外，他人的故事并不能重构你的人生，但你的个人选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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