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马

　　译后记
斯坦贝克和他的中篇小说
◎董衡巽
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是一个题材和风格极其多样的小说家。他写过反法西斯的、具有社会抗议性质的小说，也写过轻松幽默的喜剧；写过富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也作过探索人生奥妙的尝试；写过富有浪漫情调的传奇，也严肃地思考过社会道德面貌的变化。他的语言风格也有发展，早期运用西部纯粹的口语，后来使用标准化的英语。他的许多小说具有戏剧成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用小说的形式写剧本”。
斯坦贝克最优秀的作品发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那些以经济大恐慌为背景的小说是用血和泪写成的，《胜负未决》、《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中农田季节工人的命运真是催人泪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他迁往东部，离开了为他提供创作素材的基地——加利福尼亚的萨利纳斯谷地。他似乎觉得以前的作品写得太凄惨了，便致力于轻松喜剧的创作。正是这段时间他的创作开始衰退。这并不是说，一个美国作家一写喜剧就一定会走下坡路，非要揭露社会阴暗面不可。问题在于作家感情的虚饰，他所发掘出来的喜剧因素止于表层，而不是从生活深层发出来的笑。
但是，斯坦贝克毕竟是有才能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并没有因此结束。经过一二十年的徘徊，他又开始严肃思考社会道德面貌问题，《烦恼的冬天》就是他后期的代表作。
斯坦贝克的创作虽然题材广泛，变化颇大，可是有两个特点从来没有消失过。
首先，他的作品始终着眼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受害者，他对他们的爱是强烈的、深切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穷得没有一寸土地的白人，尤其是那些珀萨诺斯（Paisanos，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儿），以前有多少作家理睬过？但他们都是斯坦贝克笔下的主人公。这些农民在美国土地被大公司兼并、实行机械化的过程中，是受害很深的阶层，他们流落他乡，成了农田季节工人。《人鼠之间》，尤其是《愤怒的葡萄》极其动人地描写了这些丧失了一切的人。
斯坦贝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把他们写成消极的受害者，而是赞扬他们在极端贫苦中所表现出来的单纯和质朴，在他们身上发掘出善良、欢乐和互助互爱的品德。那些互不相识的人，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的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也自觉有责任帮助别人。《愤怒的葡萄》中有一个人物说得多好：“要是你碰到麻烦，或是受到伤害，或是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去找和你一样穷苦的人。只有他们肯帮你。只有他们肯。”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谊和苦难中求欢乐的幽默感，就是在作者较为薄弱的作品中也没有消失过。这就构成斯坦贝克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决不是怜悯他人的旁观者，而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正是斯坦贝克具备了这一条件，他的作品才真切动人。所以，瑞典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表彰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充满想象力的创作，表现出富有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观察”。
斯坦贝克的优秀作品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诗意美。他热爱美国的每一棵树木、每一寸土地，留恋山区的一切，让自己眷恋大自然的情趣流动在字里行间。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去写大自然的，因此亲切、清新，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
我想这不只是一个欣赏自然景色的问题。联系到他广泛、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反映了作者对美的追求，对一种境界的向往。斯坦贝克所憧憬的是一个有着高山流水、人人互助友爱、过着快乐日子的温暖宜人的世界。
《小红马》由四个短篇组成：《礼物》、《大山》、《许诺》和《人们的首领》，以儿童主人公乔迪串连起来。斯坦贝克说，他用乔迪的眼睛看事物，“重点在事件而不在家庭”。所谓事件，他指的是马的生老病死，各种劳动、西迁的过程和老人们暮年的命运。这些都在乔迪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印记，或喜悦，或忧虑，或渴望，或悲恸。作品散发出乡野的泥土气息，和儿童心态的细致变化交织在一起，达到清新可喜的效果。
乔迪的经历含有斯坦贝克幼时的影子。斯坦贝克幼年时，他父亲给过他一匹马驹，并吩咐他照料。乔迪流连忘返的“木桶旁边绿色的草地”也是斯坦贝克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斯坦贝克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创造一个儿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仙子，没有巨人，它的色彩在孩子眼里看得比成人清楚，体会比成人强烈，孩子们刹那间的悲伤心情也显得更加独特。”这自然是斯坦贝克本人难忘的童年心理。小说中，乔迪常常陷于忧虑和迷惘，这不只是因为马驹的病、母马的死、吉达诺老人和老马的被遗弃，外公的业绩无人赏识等这些孤立的事件，而是因为这些事件所构成的陌生世界：它等待着乔迪去认识、去熟悉、去把握。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孩子的困惑、迷惘和神秘感使作品具有了象征的意味。
少年儿童的探索、锻炼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是美国文学一个优秀的传统。马克·吐温、海明威、福克纳都写过这一类题材。在这类作品中，常常有一位懂技术的劳动者作为孩子的伴侣，帮助他们培养技能和熟悉世界。《小红马》中的贝利·勃克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他懂马，懂马生老病死的一切过程，而且富于同情心。贝利·勃克的作用远远超过乔迪的父亲；对于乔迪来说，勃克才是这个陌生世界的领路 人。
《人鼠之间》这个书名来自英国诗人彭斯的诗句“鼠与人的最好打算常常落空”，寓意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小说描写的季节工乔治和莱尼是一对相依为命的朋友。莱尼力大无比，但智力不全，饮食起居、待人接物全仗乔治的照顾。这一对朋友一直梦想着能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一间小屋，一头牛，几头猪，还有“一大块菜地，一只兔笼，一些小鸡”。作者在一封信中说，像莱尼这样地渴望土地，“根本不是神经失常，而是代表所有的人的模糊而强烈的愿望”。具体地说，这是毕生劳动而不敷温饱的农田季节工人的起码要求。但是，“鼠与人的最好打算常常落空”，在那个社会环境里，这样低微的要求也不过是一场梦。
做这样白日梦的仅仅是莱尼吗？不是，残疾人坎迪不也想入伙吗？他在农场上落的残疾，“他们很快就会开了我。等我扫不了工棚，他们就会让我去领救济金”，因此他愿意拿出自己
的一点点积蓄入伙，虽然他只能干点洗碗碟、照管小鸡这类事情，但是“我总算是蹲在自己的土地上，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啦”。实际情况正如黑人卡鲁克斯所说，“我见过几百个人来了又走……每个人的脑袋里都他妈的装着那么一小片地。他妈的没一个人能实现。就像天堂一样”，“没人真能去天堂”。“自己的土地”，“一小块土地”，对于无家可归的季节工来说是多么吸引人！甚至看透一切的卡鲁克斯一度也为之动心！但是他们的梦想都消失在莱尼的悲剧之中。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乔治亲手打死莱尼，也就是亲手撕毁了他多次绘制的“美国梦”的蓝图。
小说中，作者以流浪工人的单纯与无辜来对照有产者的猥亵和蛮横。在斯坦贝克看来，即使是白痴似的低能儿，也比有产者来得高尚和纯洁。作者突出乔治与莱尼之间的友谊：对于乔治来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莱尼应当说是一大累赘，乔治虽然嘴上常唠叨莱尼妨碍他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内心非常关心他，不忍弃他于不顾。最后他宁可含着眼泪亲手打死莱尼，也不让他惨死在压迫者的枪下。劳动者之间真挚的友谊使作品散发出淳朴的诗意。他们梦寐以求的“一间小屋”、“兔子”以及“自己的一小片土地”，富于悲剧性的象征意味，简洁有力，凄婉动人。“纽约戏剧评论社”对《人鼠之间》的褒奖词写得中肯：
“纽约戏剧评论社”将奖授予约翰·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是由于作者在处理一个真正扎根于美国生活的主题时直接有力，感觉敏锐；由于作者扣紧题材的实质；由于作者表现这一悲剧性的孤独和挫败主题时，既不浮于表层又不乞求表面的激情；最后是由于作品单纯而又深邃的、持久不衰的舞台效果。
《月亮下去了》是斯坦贝克争议最多的一部小说。作品描写了在德国占领时期北欧某国（暗指挪威）某小市镇的反法西斯斗争。斯坦贝克动笔写《月亮下去了》是在1941年夏天，那时候他还没有去欧洲报道欧战。好像老舍写《四世同堂》一样，他没有在敌占区生活过，而是从敌占区逃出来的人口中得到灵感的。美国战时情报局的一个上校向斯坦贝克介绍了从德国占领区逃出来的人，斯坦贝克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占领区的人民是怎样“艰苦奋斗”，“建立地下组织”的。他说：“我佩服那些组织，它们不承认失败，尽管德国人在他们的街上巡逻。”这些地下组织通过种种渠道，从盟国方面得到“材料和武器”，“把当时看来简直是毫无希望的斗争进行下去”。于是，斯坦贝克“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他们”，并考虑，“如果我能把这些占领国的经验写出来……那么可以成为一份设计图，提出可以期待些什么，可以想
些什么办法。”
从这番意图看来，《月亮下去了》本来是一部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作品。对于这部作品的争议不在以奥顿市长为首的反法西斯人民一方，奥顿市长、温德大夫、莫顿夫妇乃至厨师安妮都是反法西斯的爱国者。他们不是高大的英雄人物，但他们热爱自由，不能忍受占领军的侵略从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都是令人敬佩的。这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反法西斯倾向。关于这一点，评论界是一致肯定的。
争议集中在斯坦贝克对于德国占领军的描写。在斯坦贝克笔下，这些侵略者是软弱的，富于人性的：有的想入非非，有的专心搞技术，尤其是兰塞上校，像一个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争十分厌恶：“他知道战争就是欺诈与仇恨，无能的将领混战一场，加上酷刑、残杀、疾病和疲惫，等战争结束之后，什么情况都改变不了，到头来还是新的疲惫、新的仇恨。”尽管他“每天有五十次提醒自己，这次战争与从前的战争完全不一样”，但这个“有记忆的人”常常束手无策：对付不了厨子的挑战，凡事下不了决心，在逮捕奥顿市长之前甚至帮他回忆那段用来影射法西斯主义的苏格拉底的名言。
这样的失败主义者怎么可能当市镇占领军的最高长官呢？有一位从波兰逃出来的读者说，斯坦贝克对德国占领区无知到了犯罪的程度，因此怀疑斯坦贝克本人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当然，也有不少读者认为《月亮下去了》写得真实，表现了反法西斯人民的英勇斗争。
把德国侵略者写成人性未泯的人，斯坦贝克是有意识的。他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把德国人写成人而不是超人，在当时被认为是态度软弱。我不明白其中有多大道理，现在显得荒谬了吧，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人也是人，因此会失误，会打败仗。”从作品可以看出，斯坦贝克把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看成民主自由与盲目服从之间的冲突。他写这部作品时，身处美国的和平环境中，对于法西斯铁蹄下的生活缺乏切身的体会，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感受。他是从信念出发，认为民主制度必胜，法西斯主义必败，所以他驱使奥顿市长说：“盲从的人赢得战役，自由的人赢得战争。”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他尽量表现反面人物的两面性：法西斯主义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究竟可不可以这样写，应该怎样评价这部作品的功过，涉及到如何写好反面人物这个问题，我认为至今还没有失去继续探讨的意义。
这部作品的主要弱点，我认为是在艺术描写方面，在人物性格的概念化。这些人物，无论属于我方还是敌方，好像都是依据什么模型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作者生活经验的结晶，甚至街道、房子和陈设都有点道具化。老舍没有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生活过，却能够把《四世同堂》中的某些人物写活，那是由于他在北平有着长期的生活积累，对北平的市民和他们的心态有着深刻的了解。但斯坦贝克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他对北欧的了解止于浮光掠影，他是凭着一股反法西斯主义的热情进行创作的。这是产生艺术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我们对于文学作品不能只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月亮下去了》因其及时性受到了欧洲读者的欢迎，它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敌占区流传，鼓舞了人民的斗
志。有些场景，如敌军内部的争吵，奥顿市长与温德大夫之间的默契，莫莱的复仇等，都写得很精彩，它们不是公式化的图解，而是蕴藏着人物的同情和恐惧，表现出微妙细致的心态。所以《月亮下去了》又超越了应时性，不失为优秀之作，至少赢得了许多欧洲的读者。斯坦贝克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时美国评论界颇有意见，认为斯坦贝克的作品讨好了欧洲人，尤其是北欧人。我想，这倒不是斯坦贝克创作《月亮下去了》的原意。
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具有戏剧成分，兼有可读性和可演性。例如，《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和《烈焰》作为正剧演出过；《煎饼坪》、《罐头厂街》和《甜蜜的星期四》改编成喜剧；《小红马》和《珍珠》改编成电影上演。作为小说家的斯坦贝克在戏剧界也享有地位。
我们注意到，在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里，景色描写不多，背景虽然没有淡化到海明威那样的程度，却也十分干净利索；开场时写人物像剧中人介绍；人物之间对话多，但不作长篇议论；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制很严，因而主题鲜明，结构紧凑；人物的内心变化与视觉画面相配合；结局往往就是高潮，从不画蛇添足，等等。
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之中，人物的动作性是主要的，没有动作就没有戏。这包括外形动作与内心动作，在斯坦贝克的小说中，这两方面的动作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小红马》中的乔迪，《人鼠之间》中的乔治，《月亮下去了》中的奥顿市长和兰塞上校，《珍珠》中的奇诺，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外形动作从不是单纯的、毫无内涵的行动，他们的内心动作也从不以长篇演说或者内心独白为渠道，而总是借助外形动作表现出来。
斯坦贝克采取这样的形式是十分有意识的。他称之为“剧本小说”的有三部：《人鼠之间》、《月亮下去了》和《烈焰》。他认为“剧本小说”这个形式对于剧本来说有三点好处：第一，“增加剧本的可读性”，这是指文气贯通，“中间不为舞台指示所打断”；第二，“小说可以细致地描绘场景和人物，这不但给读者提供视觉画面，而且对导演、对舞台设计、对演员都有好处”；第三，“这种方法可以使剧作家更有力地确定他的基调”，也就是说，“小说形式可以把基调和戏剧融为一体。”反过来说，“剧本小说”对小说创作也有好处，主要是：“小说可以写得短些”，作家心里装着戏剧冲突，他就不会“东拉西扯，说东道西，发表议论”，他必须“扣紧主题，抓住观众”。
这里，斯坦贝克是在说明自己为什么采取“剧本小说”的体裁，并不是主张小说必须这样写。小说当然可以发表议论，也可以东拉西扯，更不用说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和细致入微的内心描写。只要符合主题思想需要，小说写法是容许多种多样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文学体裁的分类常常是为了文学史家和评论家的方便，创作家——尤其是想象力丰富的创作家不会，也不应该受分类的限制。斯坦贝克抓住小说与剧本的契合点，既利用小说的长处填补剧本的不足，又发挥剧本的优势使小说写得更加结实。他的中篇小说经久不衰，深受读者欢迎，大概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