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盘

　　马蒂亚斯·埃纳尔（Mathias énard），法国作家和翻译家，一九七二年出生于法国中西部的尼奥尔市，曾求学于卢浮宫学院，而后在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曾长期在中东地区生活，直到二〇〇〇年定居于巴塞罗那，主持多份文化杂志；十年后，他到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阿拉伯语。自二〇〇三年出版处女作以来，他出版了九部小说作品，翻译了一部阿拉伯语作品和一部波斯语作品。二〇一五年，他的长篇小说《罗盘》荣获龚古尔文学奖，二〇一七年该书英译本入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

　　这本书将这个世界及同样广袤的内心世界中成百上千的故事、轶闻和知识编织在一起。这是怎样一本书啊！永不凋零，无可争辩。为文字内容提供养料的渊博学识丝毫不令人感到窒息，恰恰相反，它激发着文字的活力，凭借幽默与恰如其分的故事性，令人仿佛在聆听它描述的音乐和诗歌。《罗盘》是一部关于爱的伟大小说。
——法国《文学杂志》

《罗盘》是一部立意高远的小说，其恢宏的气势令人着迷，引人入胜。渊博的学识不仅没有令叙事沉闷，反而自然融入小说题材中，令情节闪耀出万千轶事。对马蒂亚斯·埃纳尔来说，“东方主义”是一种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像面具般遮掩着对自身的厌倦。他这本开启文学回归季的小说是一部令人眩晕的杰作。
——法国《图书周刊》

埃纳尔的行文，句子堆叠，繁复至极……却如此吸引人。但他的写作有更宏大的计划，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在他的小说里，埃纳尔构建起一幅错综复杂而饱含历史事件的东方图景，那是一直被误解的世界另一边。
——美国《纽约客》

　　走出了咖啡馆，我继续在巴黎的漫步。在塞纳河河畔的落叶中拖着缓慢的脚步，我陷入长长的思索，自问我这样浪费时间出席一个论文答辩和随后的酒会，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巴黎四周灯火的光晕将一座座跨河大桥伸展着的博爱梁臂从傍晚的雾气中扯出，如今在这灯光中，我隐约看见这次的行程只是一条流浪轨迹中的一个时间点，而这流浪的目的和意义可能在多年以后才得以显现，这条轨迹当然经过此地，经过维也纳，这里格鲁伯先生刚带着那条臭烘烘的杂种狗散步回来：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狗叫声，然后在我头顶上，在我的天花板上，发出奔跑和扒地声。格鲁伯先生从来不知道何为轻声，可却是他先跑来抱怨我放的音乐，舒伯特还凑合，他说道，但那些老歌剧和那些，哼，外国音乐，可不是所有人都爱听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知道音乐会打扰到您，格鲁伯先生，您可以看出我很抱歉。但我还是要向您指出，我在您不在时对您爱犬的听力进行了所有可以想象的试验：我发现只有布鲁克纳（而且是在达到可接受音量极限的时候）能够让它平静下来，停止挠地板和尖声狂吠，因为它的这种行为已经令全楼的住户怨声载道，我可以写一篇兽医音乐治疗的科学文章对此进行详述，“铜管乐器对犬类性情的作用：发展与前景”，并一定会为我赢得同行们的赞许。
格鲁伯很幸运，我现在累了，不然我会把音量旋钮转到底给他放上一段冬巴克，让他和他的狗听足了外国音乐。整整一天我都躲在回忆中以逃避——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疾病的惨淡前景，今早从医院回来我打开了信箱，本以为绒布信封里装的是实验室应发给我的化验结果：在犹豫良久是否要打开后才发现上面的邮戳不对。我一直以为莎拉是在大吉岭和加尔各答之间的某个地方，现在看来她是在婆罗洲北部的绿色丛林中，在这个大肚子岛屿的前大英帝国领地上。文章恐怖的主题，凌厉的文风，一改她惯常的抒情笔法，令人不寒而栗；我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任何邮件联系了，恰恰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她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再次出现——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与她一起，重读她的文章，使我不再去想，使我忘记自己，就在我说服自己开始修改一个学生的论文时，发现已经是睡觉时间了，恐怕要等到明天早上再将自己投入到这名学生的题为《格鲁克的维也纳歌剧中的东方》的论述中去了，因为我的双眼已经疲倦得睁不开了，我不得不放下所有读物，上床睡觉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莎拉是她为了某个我不知道的学术原因来维也纳停留三天。（我当然竭力邀请她过来住，但她拒绝了，理由是接待她的主办方给她提供了一所极具维也纳特色的华美酒店，她可不能为了睡在我“塌陷”的沙发上而错过这个机会，必须承认，这让我很恼火。）她当时精力充沛，把我约在第一区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她喜欢这里是因为与很多奢华建筑一样，游客（观光点的主人）的人潮带给这里一丝没落的味道。她很快就要求跟我，在小雨中，散步，这让我有些不快，我一点不想在一个湿冷的秋日午后扮演观光客的角色，但她活力四射并最终说服了我。她想要搭乘D线电车坐到总站，到努斯多尔夫那边，然后沿贝多芬小径走一会儿；我反驳说我们只会在泥地里散步，最好还是在这个街区活动——我们在格拉本大街上逛了一会儿，一直走到大教堂，我给她讲了两三段有关莫扎特淫秽歌曲的轶闻，她被逗得直笑。
“弗兰兹你知道，”当我们沿着停靠在圣斯蒂芬广场边的四轮马车队伍前行时她对我说道，“那些认为维也纳是东方大门的人身上有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这回轮到我被她逗笑了。
“不，我没开玩笑，我想我会就此写一篇文章，一篇围绕维也纳被介绍为PortaOrientis（东方之门）的文章。”
马匹的鼻孔冒出因寒冷凝结的蒸汽，安静地将粪便排进系在它们尾巴下面的皮口袋里，以免弄脏维也纳高贵的石板路。
“我想来想去也想不通，”我答道，“霍夫曼斯塔尔的这个提法，‘维也纳，东方之门’对我来说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源于霍夫曼斯塔尔对奥匈帝国雄踞欧洲的欲望。这句话应该是一九一七年说的……当然，这里有切巴契契和辣椒粉，但除此以外，说是舒伯特、理查德·施特劳斯、勋伯格的城市才更合情理，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跟东方扯不上关系。即便是在维也纳的艺术表象和形象中，除了新月形的羊角面包，我看不出维也纳有一丝一毫能让人联想起东方的东西。”
这是陈腔滥调。我蔑视地强迫她承认，这一老生常谈的说法今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能因为奥斯曼帝国曾两度兵临城下，我们就变成东方之门了。”
“问题不在这儿，问题不在于这一理念的真实性，我想要明白的是为什么众多旅行家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看作是最早的‘东方’之城，以及他们赋予这个词的意义能够让我们了解的东西。如果维也纳是东方之门，那么它是朝向哪个东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