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中文版新序　　地球上的人类大都经历过“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历史阶段，这就使得世界上 19 世纪以前形成的城市普遍营造了城墙，城墙成为城市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城墙、城门楼和城墙上的雉堞，形成了一道显著而美丽的城市天际线，人们从遥远的田野上很容易辨认城市，而当你走近它时，又会被高耸威严的城墙所震撼。这就难怪当侯仁之先生在 1932 年初秋的傍晚，乘火车穿过华北平原到达北平（即北京）前门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他眼前，使其从视觉到心间产生了一种震撼，由此萌发了对北京城的兴趣，竟然研究它长达 80 年之久。1924 年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出版了关于北京城的研究著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1947 年侯仁之先生在英国伦敦旧书店慧眼识珠，买下这本书，并将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喜仁龙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最初的学术旨趣是研究 18 世纪欧洲的艺术史，1908—1923 年，喜仁龙取得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欧洲近代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教席。从 1928 年起，他负责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刻部的管理，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馆藏的中国绘画作品，使他后来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中国的艺术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在博物馆一直工作到 1945 年。喜仁龙曾经数次（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来中国考察，城市建筑、绘画艺术、佛教罗汉造像最让其流连忘返。值得庆幸的是，他在中国考察城墙和城门的时候，是中国城市的城墙和城门还没有遭受全面拆毁破坏的时期。　　从 14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欧洲城市商业资本的活跃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欧洲的城市普遍经历了“文艺复兴”后的重建，构筑带有棱堡防御体系的城墙成为城市的新标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工业机器生产的普及，现代交通工具在城市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欧洲城市在城墙的外围普遍兴起新的建成区，林立的楼群压抑着昔日的城堡，城墙不再是欧洲城市的天际线，不能给初到之人以强烈的震撼，反而会引起失落之感。当喜仁龙先生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中国的城市还没有经历近代化的熏陶，大多数城市的城墙还相当完整，他作为具有艺术史专业素养的学者，从对城市失落的欧洲来到中国，获得了真切的震撼，尤其是北京城的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正如其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说的：“对城门艺术特征的兴趣，逐渐唤醒了我去了解这些历史遗迹重要性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探求它们的修筑以及在不同时期改建的历史。”正是这样学术专业的思考和眼光，促使他对中国城市开始了真正的考察。　　20 世纪前半叶的完整北京城，虽然是明清两代留下的城墙和城门，但是北京内城（或称“满城”“北城”）的东西城墙和街巷胡同，却基本上以元大都为基础。元大都是马背上的民族完全按照中原汉式营建都城的礼制在田野上规划营建的城市，其街道胡同布局完全是从游牧转为定居时平均分配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产物，为后来的北京城留下了整齐划一的空间结构，这是一笔全世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都城墙是实现都城稳定与有序管理的工具之一，失去了城墙的约束，也就破坏了空间结构，更难以体现文化遗产的特征。所以，北京城本来可以以整体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是随着北京城城墙的拆除，这一希望无可挽回地落空了，北京只能以紫禁城等单体建筑群来“申遗”了。　　人类对历史文化遗物的保护和收藏，是对过去时代的纪念和追寻，是对逝去时代文化代表物的珍惜和欣赏。历史上，总是将前一时代的宫殿建筑群视为过去统治的象征和代表，在改朝换代时，把前朝的建筑或城市加以毁灭性的破坏，被誉为“革故鼎新”。例如：项羽烧毁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灭”，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梁，毁大内、宫殿，拆下的梁、柱和“艮岳”山石全部运到了燕京，以营筑金中都城。元灭金，金中都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明灭元，同样平毁了元大都的宫殿。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中，仅有唐朝、清朝两代沿用了前朝的城市宫室。在欧洲，则有罗马帝国摧毁古希腊的城市和宫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沿途破坏烧掠，所到之处尽为瓦砾废墟。　　不同时代的城市设计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当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和城市现代化时，人类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尽可能多地保存一些能够代表各个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统建筑，以使年轻的一代永远不会遗忘自己的“根”与民族文化的底蕴。作为民族文化特征标志的传统建筑，不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存在，不能让子孙后代仅仅从博物馆中去感受，所以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注意保存前代历史时期的城市设计规划，保护城市中有历史标志性的城墙、城门和街道格局。　　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现代化虽然能够带动城市产业的勃兴，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也进行着建设性的破坏，随着大批传统旧建筑被拆毁，中国城市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城市丧失了历史景观风貌，同时住民的心理情结也受到伤害。曾经有领导讲过“给城市脱胎换骨”，对现代城市缺少人文关怀，导致传统价值观的丧失，意味着不再有更多的人热爱和关心城市。功利心理侵蚀着市民的良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攀比性地营造高层建筑，中国城市变得“千城一面”，原本建筑的丰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由于对古建筑和历史环境的保护缺乏认识，因此，一批批古建筑及其周围环境在工业化的浪潮中遭到毁灭。　　旧城中心地带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房地产业总是看好这片区域，旧城内的居民被迁出，新住宅区人口过度集中，却缺少就业机会，仅仅具有“睡眠”功能，例如：北京的望京、天通苑、回龙观就是集中了几十万人口，除了住宅而缺少其他城市功能的大型居住区。每天上班族加剧了北京城市交通的繁忙与阻塞，形成一个难以解决的怪圈。有规划的城市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规划的城市代表着有秩序，在王朝时代有秩序的表象就是营筑城墙。从中国城市结构的基本原则来分析，中国人一向注重“墙”的作用。墙，可以是用砖石砌筑，可以是用土夯筑，也可以是用篱笆木栅圈围。每一所住宅院落、衙署、仓场或者庙观，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用墙围起来的“小城”。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中国城市盛行封闭的坊市制度，若干不同功能的院落式组群，用墙围起来，合成一个个“坊”；坊内有十字街道，坊墙有门，因此，坊相当于比院落大一些的“城”。若干个坊被街巷隔开，或用高厚的墙围起来，则组成了“城市”。市场也被固定在有限的几个市坊墙内，依时起闭。因此，那时候的城市街道平直，城市建筑布局显得很规整。宋代以后，虽然“坊墙”渐渐废除，而重视城市功能结构的规划原则仍然不变，修筑城墙更加严谨。现存文献记载，中国人从距今三千年前的周代开始，就习惯于按预先拟订的规划营造城市，除服从于自然环境条件之外，更赋予一定的礼制思想甚至风水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用建筑载体来表现的一个侧面，“反　　映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所以，中国历代无论首都，还是中小城市，大多数都是经过规划、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传统中国城市规划孕育的文化内涵，在于用墙来体现素肃与崇尚礼制的繁缛，城市内街道的繁华与胡同的幽静形成对比，受城墙约束而形成的严整和含蓄，更表达了城市居民恒久的礼俗状态和文明心态。这是当今我们迈向城市现代化时必须给予关怀的。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喜仁龙这样评述我们的城墙，更不要说那些充满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城门楼了。如今我国历史上数千座城市中保存比较完整城墙的城市已经不多了，根据与现代城市重叠沿用而非城市遗址的初步调查，都城级城墙尚存的城市有：西安、南京、开封，保存城墙相对完整的府级城市有：大同、荆州、宣化、榆林、正定、襄阳、苏州、大理、永年、衢州，城墙完整的州县级城市仅有：寿县、平遥、松潘、兴城、临海。所以，有比较完整城墙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稀罕之物，当然需要精心呵护。　　距离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又过去了30 年，正当人们渐渐失去对往日北京城的印象时，北京后浪出版公司再次翻译出版了这本书。经过细致完整的重译，修正了前一版中译本的一些错讹，保存了比较清晰的当年拍摄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照片，特别是补充了作者原书中有关中国西安、青州城墙和城门的部分照片。本书中译本的重新出版再次唤醒人们对昔日北京城的印象，它不仅激起思恋的乡情与忆想；而且更引发对保护城市城墙的思考，再次提醒国人只有精心呵护传统建筑，才能因体会其艺术美的价值而产生爱，惟有爱才可能去实现我们的梦。　　李孝聪　　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6 年 9 月 17 日　　后 记　　出版前言　　本书根据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én）的作品 The walls andgates of Peking 译就。20 世纪 20 年代初作者曾在北京生活居住，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并于 1924 年在伦敦出版该书，内容包括细致的勘测观察手记、城门建筑手绘图纸、实地拍摄的老城墙及城门的照片。不过那时在西方，有关中国城墙城门的话题并不受人关注，因此这本书在首印 800 册后便销声匿迹了。直到北平解放前夕，在英留学的侯仁之偶然间发现了这本记录着北京城墙与城门各类详细数据及大量精细图片的奇书，以重价购得并带回国内，向国人介绍了这部科学研究北京城墙城门的重要著作。　　北京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蓟城，而成为都城则始于辽南京，此后的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明代的北京城始建于永乐年间，由外至内分别为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在四重城墙上，各自建有城门。外城七门（广渠门、广安门、左安门、右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永定门），内城九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崇文门、宣武门、德胜门、安定门、前门），皇城四门（大明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宫城四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明代建成的北京城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还保留着较完整的城墙和古城的格局，本书中作者考察的，主要是民国时尚存的北京内外城的城墙与城门。　　喜仁龙作为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瑞典学者，被这座东方城市独特的美所震撼，直陈“这本书的源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面对这些逐渐走向衰亡的宏伟古迹，除了在描写中投入艺术史家的浪漫与情怀，喜仁龙还坚持严谨的研究方法：挖掘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城墙城门的繁杂记载，勘测丈量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城楼的尺寸，观察记录城墙、城门及周边街市乡野的现状，实景拍摄城墙城门的照片，精细绘制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使这本考察手记在文学性和科学性两方面达到了平衡。　　1985 年本书曾出版过简体中文版，无奈文字和图片均有删减。此次重新出版，我们完全采用英文首版中的图片，细节处理也对照原图，尽力呈现原书的风貌。译稿方面也是完整重译，并修订了原著中的一些错误，例如：作者将完颜宗望和金太宗完颜乌乞买误作同一人；由于对引用的文献理解有误，作者对明代城墙包砖工程进行的时间推断也有偏差；还有对城门与古代奇门遁甲的关系，作者似乎也不甚明了。这些内容，我们均在不影响正文流畅性的前提下，在页下做了注释说明（除标明的译者注之外，其余均为编者注）。关于作者 Osvald Sirén 的中译名，有学者研究指出，考证民国时期学者往来书信与内政部政令，另有译法“喜龙仁”，不过本次仍选择沿用之前“喜仁龙”的译法。需要提出的是书中所有的建筑绘图，若原图中有中文手写图名，均予以保留，但图注中根据现代习惯重新命名，如内楼（inner tower）统一为城楼，外楼（outer tower）统一为箭楼。　　从帝制的束缚下挣脱出来的中国，连带着将帝国象征的城墙与城门一起打倒。庆幸作者在百年前，用自己的笔和相机，记录了一座抛却浮华、真实而沧桑的北京城。　　正文赏读　　第一章　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　　所有人都听说过中国的万里长城，但大多数人仅仅将它视为单纯的历史遗迹，是源于古老帝王狂热幻想的壮丽废墟。就像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人们普遍认为长城已经自然地走向了衰败的命途，并且其数百年来的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错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长城是中国少有的被妥善保存下来的建筑之一。它在数个世纪的交替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修缮和重建，并且它作为防御工事和边界线的极大重要性，直到近些年仍旧有所体现；当然，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事实上，长城本身最极致最持久地反映了中国百姓对围墙式建筑物根深蒂固的信赖。　　一道道城墙，一重重城墙，可以说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池的骨骼或框架。它们环绕着城市，把城市划分成单元和院落，比其他任何构筑物都更能反映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北方，没有城墙的城市算不上一座真正的城市，城墙是城市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中国人用城墙的“城”来指代城市的原因：因为没有城墙就没有城市，这就好比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像的一样。一个定居点不论规模多大、地位多重要、治理多有序，但如果没有正式确定且闭合的城墙，它就不能算作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因此，以上海（“老城厢”以外的区域）这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为例，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就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而仅仅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居民区或大的贸易中心而已。同理，其他几个没有城墙环绕的现代商业中心也是如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它们都不是“城”或者城市，不论民国官方如何定义。　　城墙，确实是中国城市中最基本、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最耐久的部分；不仅省城和“府城”，每一个居民区，甚至每一个乡镇和村落，都筑有墙垣。我几乎从未见过哪座中国北方的村庄没有围墙，无论它有怎样的规模、建于什么年代，哪怕只有土墙，或者类似的围绕屋舍和马厩的东西。无论一个地方多么贫穷或不显眼，有着多么简陋的土房、多么残破荒废的寺庙、多么肮脏泥泞的道路，墙垣都依然在那里，并且就像遵循着某条规则一样，比当地其他任何建筑都保存得完整。我曾走访中国西北那些完全被战火和饥荒吞噬的城市，那里楼倒屋塌，空无一人，却依旧保留着带有雉堞的城墙、城门和箭楼，它们比其他建筑更经得起战火和兵匪的摧残。这些遗迹承载着逝去的荣光，在彻底的荒芜和孤寂中显得分外触目。　　裸露的砖墙连同城台、城楼一道，耸立在护城河边或空阔的平地上，从上方远眺的视线不受到树木和高大建筑的阻挡，比起其他房屋或寺庙，它们更能反映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繁荣与显要。虽然这些城墙并不那么古老（事实上，中国北方城市现存的城墙很少有建于明代以前的），不过那些多少有些残破的城砖和墩台使它们看起来历尽沧桑。遵循某种规律，修缮和重建的规矩并不改变它们的形态和尺度。在砖墙出现以前，中国北方的很多城镇是由土墙包围，在一些小城镇，这些土墙的踪迹至今依稀可见；城镇在形成以前往往是村庄或营寨，有临时的篱笆或土墙围起来的土房和草屋。　　为了说明有城墙环绕的中国北方城市的所有种类，我们以陕西的西安府和山东的青州府为例。现存的西安城墙建于 14 世纪末，明朝第一代皇帝时期；尽管有些局部经历了修复，但城墙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出色地抵御了岁月的侵蚀和战争的蹂躏。它围合了一个近似方形的城市，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其完整的形态，而四野则是空阔的黄土高原。从这座城市的北部或西部靠近时，你会发现连续的城墙绵延数里。再靠近一点，双重的城楼、方形的城台、巨大的角楼开始呈现在你的眼前：线性和垒状相交替的节奏感开始显现——沉稳、凝重、有力。这座城市堡垒似的矗立在黄土高原之上，与漫长的地平线交融在一起。　　接近青州府的感受则大不相同。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它没有西安城那样宏伟而难忘的外表，但当你越走近时，视野会变得越有趣，高大的城墙掩映在如画的风景中，愈发引人入胜。这座城市位于物产丰富的肥沃山谷中，大片树木荫蔽着城墙，打破了它的单调乏味。一条清澈的河流取代了城两侧的护城河；进出北门和西门的人需要通过坚固的旧石桥。城墙沿着曲折的河道延伸，形成一个接一个转角，被河岸切割成不规则的台地。石块和砌砖因而随意地逐级堆垒起来，好像是大自然的杰作。跨过西边低矮的石桥，穿过弯曲的石板路，你就能看见河岸上的台地和步阶，有的用砖块砌出形状，掩映在树影之中，颇具野趣。用巨大扶垛加固的城墙高耸壮观，上面厚厚地覆盖着灌木和乔木，向垛口外舒展着枝条。这种浪漫之美让人联想到意大利一些北部城市的城墙，而不是中国的城市。　　穿过某一座冷清的城门，你往往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不是处于一条店铺房屋鳞次栉比的繁华大街上，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或是浑浊泥泞的泥塘边上。青州府的西部和南部就是这样，保留着大片粮田和菜园，尽管后来迁居此城的人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建屋盖房；而在西安城内的西面、北面和东面，也有大量的闲置地和宽阔的池塘，鸭子和乌龟活跃其中。大多数建于明代甚至明代以前的古城，在 19 世纪经历了衰败，规模有所萎缩，尽管人口并未减少。人们被迫愈发拥挤地住在一起，或者在城外搭个茅草棚子度日，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无疑比在城内建新房更廉价，也更简便。不过也有例外，商业的不断发展和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或者地方政府激进的态度，如山西的太原府，带来一些城市现代建筑的兴起；不过这样的城市屈指可数，而且与其在城市空间中妆点这些新建筑，还不如让这片地方回归田园。　　我们不在这里深入探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和缩减。无疑，原因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些条件在整体上是不利于旧城和历史遗迹保护的。由于政府当局极度缺乏责任心和必要的物资支持，加上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劫掠、火灾和饥荒横扫了整座城市，要想城市保持先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市民们不得不挤在新建的半西式建筑里。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正是这种转变的最典型的例子，它们的现在同过去相比，是多么苍白暗淡；许多小城市也显示出一种与之类似的旧城衰减和建筑破败的趋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城墙包围的罗盘状城市与建筑占地面积的不协调上，还表现为房屋的廉价低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