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部小说及其作者

小说的艺术
我想来跟读者讲讲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是如何写就的。那时我人在美国，一天，《红书》杂志的编辑问，能否列个心目中世界十佳小说的书单？我照他说的做了，也没再多想什么。这书单自然是武断的。我大可以再列十本毫不逊色只是风格不同的书，并附上十篇周到的推荐理由。就列书单这事来讲，一百个爱好文学、熟读经典的人怕是能举荐二三百部小说。但我想，本书中提及的十部作品应该在大多数人的选择中都占据一席之地。精彩小说不计其数，各人自有喜好也在情理之中。一部小说会对某个人有特定的吸引力，即使是善断之人也会不吝赞美之言，这其中原因有很多。也许是阅读当下适逢感情细腻，易感同身受；也许书中某个主题或场景正中其好，独有深意。我能想象，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会视亨利·汉德尔·里查德森的《毛里斯·盖斯特》为十佳小说，而五镇当地居民则会着迷于阿诺德·贝尼特对本地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写，所以把《老妇人的故事》列到推荐书单里。这两部小说都非常出色，但若说称得上世界十佳恐怕还是欠缺些客观的判断。读者的国籍会使他格外偏向某些作品，夸赞之词也难免言过其实。十八世纪时，英国文学在法国广受欢迎，但再后来直到今日，法国人对其国土范围外的文学作品兴趣寡然。因此我想一个法国人除非格外博闻广识，否则是不会像我一样将《白鲸》奉为十佳小说的，《傲慢与偏见》也是同理。然而，他自然会喜欢拉斐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这部小说的确非常精彩：它堪称感伤主义佳作，也许算是第一部心理小说。故事感人至深，人物刻画丰满；文笔细腻突出，而篇幅不长，这点格外令人欣慰。小说描写了法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宫廷生活，读过高乃依和拉辛剧作的人对书中营造的道德氛围不会陌生。它与法国历史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密切相连，是法国文学黄金时期最熠熠生辉的贡献之一。即便它有这些优点，英国人读来仍会觉得书中人物言谈做作，不近人情，对话也稍欠生动，行为则不可理喻。我并不是说这种看法是对的，只是有这种想法的人，永远不会把这部作品列为十佳小说。
随这份书单还附了一篇写给《红书》杂志的简短评论，我在其中提到：聪明的读者倘若掌握了跳读的艺术，便能充分享受阅读之乐。一个理智的人不会拿阅读小说当成任务，这不过是消遣罢了。在书中人物间自寻乐趣，看他们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行动，命运几何；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并设身处地地代入其生活之中。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人类未来这一伟大主题的思索，不管是通过语言还是行动表现出来，都会在读者心里激起或讶异，或喜悦，或愤怒的情绪。但读者本能地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儿，一路坚定追随，好似猎犬跟踪着狐狸的足迹。有时，由于作者的失误，他不慎失去线索，但兜兜转转总能再绕回来。这就是跳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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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与《红与黑》
1826年，一个善良正直、爱好文学的英国青年前往意大利，途中经过巴黎时给一些人送去了他随身携带的介绍信，希望能结识更多朋友。其中有一位带他去参加了著名剧作家的太太–安瑟罗女士–每周二晚上举办的招待朋友的宴会。他四处打量，很快就注意到一位又矮又胖的男士正和几个客人聊得眉飞色舞。这个男人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头上戴着假发；一条紧身的紫罗兰色长裤显得身材更加臃肿，他还穿了深绿色的燕尾礼服、淡紫色的马甲，里面是褶边儿的衬衫搭配一条大领巾。这副打扮实在太奇怪了，年轻人忍不住打听此人是谁。同伴报了个名字。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这人把我们都弄得紧张兮兮，”法国同伴说，”明明是个共和党人，却效力于波拿巴。看现在的情况，他这样口无遮拦地说话真是太危险了。他有那么一段时间地位很高，跟着拿破仑军队参加了俄罗斯战役。估计他现在说的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呢。他有一肚子故事，逮着人就要讲。要是你感兴趣，我找机会把你介绍给他吧。”
机会很快就来了。这个矮胖男人热情地和陌生小伙打了招呼，几轮对话后，小伙问他是否曾去过英国。
“去过两次。”
他说起当时和两个朋友住在塔维斯托克酒店，然后窃笑几声，问英国小伙想不想听自己经历的一段奇遇。当时他在伦敦待得无聊透顶，跟男仆抱怨说在这实在找不出什么合意的人可以陪着自己；男仆以为他是想找个女人，便打听到一个在威斯敏斯特路的地址，保证第二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能尽兴而归。等他们发现威斯敏斯特路原来在一个又穷又破的街区，稍不小心就会被抢劫甚至谋杀的时候，其中一个朋友打起了退堂鼓；而他和另外一人带上手枪和匕首，坐着马车就去了。马车停在一座小屋前，三个肤色苍白的年轻妓女迎上来把他们带进屋。小坐片刻，喝了点茶后，他们在这儿过了一夜。脱衣服前，他还郑重其事地把手枪放在柜子上，把妓女吓了一跳。滑稽的矮胖子生动详细地讲述那一夜的经历，年轻的英国小伙一边听，一边感到万分尴尬。回座后，他告诉同伴，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就非要给自己讲这些事，弄得他浑身不自在。
“一个字都别信，”他的朋友大笑着说，”谁都知道他根本就硬不起来。”
年轻人一下脸红了，为了转移话题，说到矮胖男人曾经给《英国评论》写稿。
“这倒是真的，他写过不少糟糕透顶的文章，还自费出了一两本书，但根本没人读。”
“你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贝尔。亨利·贝尔。他算不上什么人物，又没有天赋。”
我必须坦白，以上这段情节是我编的，但极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它准确地反映出同时代的人是如何看待亨利·贝尔–或者用一个我们现在熟知的名字–司汤达。那年他四十三岁，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生活的起伏让他阅尽人生百态，这是令很多小说家求之不得的财富。他置身于巨变发生的时代，与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一同奔命，因此得以在有限的条件里最大程度地了解人性。与他出身相似的人中，即使性格再敏锐，眼界再犀利，也不过只能从自身的角度观察，这样看到的人性并不真实，而是一副被扭曲了的面目。
1783年，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名律师，在城里颇有财富和地位；母亲是一位名医的女儿，从小富有修养，但她在贝尔七岁时就去世了。我在本文中只能对司汤达的人生简单总结，因为若想详细描述，还得介绍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非要一本书的篇幅不可。况且这本书已经存在了，如果读过《红与黑》后，对作者很感兴趣，又不满足于我的简单总结，那不妨去拜读一下马修·约瑟夫先生在传记《司汤达：对幸福的追求》中生动翔实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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