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学史

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竟然出现于江左寂寥的诗坛，就像雄伟的庐山突兀耸立于鄱阳湖平原一样，不能不使人惊异和赞叹。恰如诗人生前逃离当时混浊腐败的官场，他也基本断绝了和当时诗坛的联系。刘勰和沈约论述晋宋诗歌的发展嬗变，数过来数过去都数不上陶渊明。他在南朝人眼中还只是一位有”高趣”的山人，而不是一位有高才的诗人（沈约《宋书·陶渊明传》）。唐宋以后，陶渊明才逐渐确立了作为大诗人的地位，他不仅被说成是”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范正敏《遁斋闲览》），而且被视为历代”诗人之冠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六），苏轼甚至认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李杜诸人皆莫及”（《与子由书》），一直到近代王国维仍然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文学小言》）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他创造了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不仅是由于他创造了和谐静穆的诗境，也不仅是由于他开拓了诗歌的题材，还在于他那超脱的人生韵味，那洒落的生命境界，在于他为后人确立了一种新的理想人格。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曾祖陶侃在东晋初年声威显赫，为一代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显职，而且在诗人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
诗人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便归，后因家贫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职。义熙元年（405）为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后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绝了朝廷的征聘，以”种豆南山”负耒躲耕终老。死后朋友私谥”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人们总是赞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烈气节，总是激赏他那洒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视了他必须面对的许多有关社会与个人的难题：诸如穷与达的烦恼，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焦虑等。如果只看到陶渊明的高逸洒脱，而不了解他”忧勤自任”（沈德潜《说诗晬语》），我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我们就不明白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底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经历，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渊明及早获得了入世情怀（《饮酒》之十六），他曾有过”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感士不遇赋》），有过”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杂诗》之五），也有过”慷慨忆绸缪”的雄心（《杂诗》之十）。《命子》据考证作于三十岁左右，而立之年的诗人在追述先辈的勋业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与钦羡，为陶氏在历史上”历世重光”而骄傲，并为自己年届而立却一无建树而羞愧，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称述祖业既以勉儿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继踵前贤，但愿儿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辈有勋绩称于前，儿孙有伟业著于后。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成而东西游走，《拟古九首》之八说：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诗人在此诗中抒写自己少时独闯天下的豪侠肝胆，斗强扶衰的侠义情怀，以及世无知音的孤独苦闷。诗中的经历并非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实录，身处晋末宋初的陶渊明不可能”行游”到张掖和幽州，”张掖至幽州”和”渴饮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壮且厉”的刚强豪迈罢了。在《读山海经》之九、十两诗，诗人同样以高音亮节称颂不畏强暴的胆略、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刚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两首诗表达了对这些悲剧英雄壮志难酬的叹惋，更抒写了对他们奇行异志的赞美，诗中的果敢之气盖过了感伤之情。从”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后”这些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功名的向往。他在《拟古》之二中也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已届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忧勤自任，他在《荣木》一诗前的小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他不断打起精神勉励自己：”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
为了不使自己”白首无成”，陶渊明多次”宛辔”出仕，从二十九岁释褐”起为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拖了十二年。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陶渊明早年生活的贫苦当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出仕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辞去彭泽县令后生活同样常常陷入困境，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门讨乞的程度（《乞食》），可他并没有因为”长饥”去”学仕”，义熙末反而拒绝朝廷”著作郎”的征召。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经”的教育来看，他青年时期”慷慨忆绸缪”的志向是他几次出仕的主要动因。
陶渊明的气质个性又不宜于出仕，他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也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同上），”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难怪清人张荫嘉认为陶出仕像是”违心之举”，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诗赏析》）。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特点。苏轼将此说成是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书李简夫诗集后》）这一行为表明他为人之真固然不错，但并没有说清诗人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的原因。他从”向立年”到不惑年这一人生阶段，忽而出仕忽而归隐，说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有隐的不安，寄情田园他难免”白首无成”的惶恐，走上仕途又与他”闲静少言”的气质相违。最后诗人才深深意识到汲汲于功名是自己误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大彻大悟地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