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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

历史是连续的,在从明至清的王朝更迭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盘,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腐败,正是分析这个权力结构的入口。
本书聚焦明清,以清晰的逻辑和鲜活的细节完整讲述了朱元璋、弘历等人的反腐始末,通过对其背景、历程、结局及影响的阐述,集中探讨了明清两朝深陷腐败泥潭的种种困境。并以“陋规”这一贯穿明清两朝的腐败现象为切入点,再现当时的帝国制度结构以及官场生态,深探明清衰败的根本原因,提出跨越时代的反思。

编辑推荐

★ 继《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饥饿的盛世》之后,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回归明清命题,以“腐败与反腐败”为切入点,带来一部全新的、关于明清史的另类解读。
★ 独特视角剖析明清败局之根源,探究“陋规”背后明清两朝的权力黑洞和财政危机。
★ 透彻分析封建王朝共通的腐败症结与反腐阻碍,以史为鉴,看清真相,一部明清纪检监察报告、反腐启示录。
★ 明清官场群像,满足读者对官场生态的想象。

作者简介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目录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第一章 朱元璋:注定失败的铁血反腐
第一节 最痛恨贪官的皇帝
第二节 严密的监管体系
第三节 严酷的反腐运动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第二章 海瑞:一个清官的孤独抗争
第一节 “笔架先生”的另类精神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夹攻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第五节 千载留名“骂皇帝疏”
第六节 全面施展政治理想
第七节 痛苦的赋闲
第八节 异端,还是“神”?

第三章 康熙:千古明君亲手定下畸形制度
第一节 天性善良的皇帝
第二节 康熙反腐的两个错误
第三节 黄宗羲定律

第四章 雍正:古代反腐的成功案例
第一节 站在父亲的对立面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第三节 养廉银改革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第三节 王朝兴衰系皇帝一念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第五节 享乐: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第六节 “议罪银”之罪
第七节 不断升级的腐败段位
第八节 极具弹性的贪污罪名
第九节 一场自欺欺人的亏空盘查风波

第六章 嘉庆:反腐的下滑曲线
第一节 一百分的接班人
第二节 诛和珅初显身手
第三节 面对腐败该何去何从
第四节 改革当口举起保守大旗
第五节 全面守成
第六节 从伟大到尴尬

第七章 和珅:清代第一贪官
第一节 怀才误此身
第二节 大理财家
第三节 一个巨贪的诞生

第八章 官场:晚清官员的妥协与坚守
第一节 “不妄取一钱”的林则徐
第二节 “不要钱”的统帅曾国藩
第三节 不为钱所“累”的李鸿章
第四节 “不以一钱自污”的左宗棠
第五节 “赤贫”刘光第和“巨富”那桐

精彩书摘

第五章 乾隆:前严后废的情绪反腐 第一节 卓有成效的早期惩贪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从纵向对比,乾隆时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富强的时代;从横向对比,乾隆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种强大有以下这些数据来支撑:第一,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虽然对那个时候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方法有各种争论,但是用大多数人认可的计算方式计算出来乾隆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远远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要多。第二,乾隆时期的疆域广阔,人口数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统一新疆之后,中国的疆域达到了1453万平方千米,大约是今天960万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样的是,清朝对整个疆域内的实际控制力是最强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时间人口都徘徊在几千万之间,只有少数几个节点突破了一亿。而由于前面有康熙、雍正两代的统治,乾隆继位的时候,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1亿4000万;到乾隆退位的时候,则突破了3亿的大关。也就是说,乾隆让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国古代,人口增长一直是统治者统治成绩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顶点,出现在乾隆时期。推动这个盛世顶点出现的诸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乾隆前期的惩贪抓得非常有力度。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了解得并不充分。 提起清代惩贪最坚决的皇帝,大家通常认为是雍正。其实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亲来,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乾隆皇帝是清代惩贪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也是清代历史上最严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这个断语也许与许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错,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情商极高,极会做人。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称要效法皇祖“宽仁为治”。当初的“宽仁”时期,还真是阳光灿烂,曾经让大清王朝所有官员都如沐春风。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虽然他曾经那么讨厌其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残忍、阴狠,其实一丝不少地储存在了他的骨子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统治政策由宽转严,大臣们发现,其风霜之严酷,远甚于雍正。 乾隆一朝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乾隆朝发生的“部级”以上贪污案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杀头二十多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部级”军政大员因贪污而伏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至于“部级”以下官员被砍头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一案中,自封疆大吏至县令一级,就有近六十人被处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杀掉了二十多人。 终乾隆一生,可以说他的统治前期,惩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防微杜渐。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础,乾隆即位之时,官场风纪较好,但是乾隆并不满足。他为人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小吃小喝不处理,最后就会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送“土宜”,即以“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他说:“而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馈送又不可少,层累递及,督抚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已不赀矣。”(《清高宗实录》卷三二)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现象,乾隆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酬酢宴会的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委派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借端要结,甚且赔累”,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察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仍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致滋弊窦”。 第二,惩贪立法从严。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严厉于雍正朝,主要体现在弥补亏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蚀国库,通常可因赔补上窟窿而免死。因为雍正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

前言/序言

绪论

腐败:古代王朝的无解难题

细数中国历代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勃然而兴”后不久就越来越深地陷入腐败泥潭之中,最后也大多因“腐败综合征”而走上灭亡之路。
我个人认为,传统社会里的“权力决定一切”,应该为腐败的产生负总责。
自秦朝至清末,从政治层面讲,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的,形成了“家天下”的格局。黄宗羲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黑格尔则认为传统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这句话在中国史书中得到了这样的注解——后梁宰相敬翔曾对梁末帝朱友贞说:“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
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确实,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全体臣民都为皇帝而奔走,这就是所谓的“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这种状况本身当然就是最大的腐败。在黄宗羲看来,皇权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则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传统中国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凭武力夺取天下的中国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大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比如农业,刘泽华说:“国家通过权力系统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从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种子、生产工具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到将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者从东迁到西,又从西迁到东;更不必说产品征收和转运过程中组织、措施的复杂与严密,都体现着一种精神,即国家对于全部土地、农民、一切生产活动的主宰。农民几乎没有自由的独立的自己的生产,一切都要纳入符合封建国家需要的轨道。自由竞争或自由选择的原则,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应。”
不仅大事由统治者决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统治者来具体规定。比如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细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明确要求。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绸、绢、素纱、布。他还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也就是说,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一次微服察访中,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才格外开恩,“惟北地苦寒,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除了衣服,其他的生活起居也无不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百姓喝酒,酒盏用银器,酒注只能用锡器,其余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公域与私域的区别,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权力来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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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陋规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ISBN:97875538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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