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朝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別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将清朝置于内亚这一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颇有借鉴意义。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还值得商榷。《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除选辑国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作者简介
刘凤云，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应邀到日本东海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做访问研究员，并进行合作研究。著有《清代三藩研究》、《吴三桂传》、《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
刘文鹏，河北宁晋人，先后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曾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李鸿章外交之道》（合著）等。
刘文鹏，河北宁晋人，先后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曾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李鸿章外交之道》（合著）等。
精彩书评
在美国或者也可说在欧洲，当代的学者重新评估了满文史料在研究清史上的重要性。学者们曾经忽视这些材料，然而近来即使不是全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体认到（或者正开始体认到），在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中，满文档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满文档案被重新定位的同时，在西方中国史家必定要遭遇的研究中国之方法论与理论架构上，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水面。正是这两股不同的潮流交会，引导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清史”的兴起。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 欧立德
–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 欧立德
目录
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
中国皇权的多维性
也谈满族汉化
清八旗的种族性
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关于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我看“大一统”历史观
“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
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
满族统治下中国的研究新进展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
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
满文档案与“新清史”
“新清史”
评《满洲之道》
新清帝国史
“新清史”英文论著索引（1987—2006）
后记
捍卫汉化——驳罗友枝之《再观清代》
中国皇权的多维性
也谈满族汉化
清八旗的种族性
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
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
关于15-17世纪东北地区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为视角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我看“大一统”历史观
“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
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
满族统治下中国的研究新进展和亚洲帝国的历史书写
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
满文档案与“新清史”
“新清史”
评《满洲之道》
新清帝国史
“新清史”英文论著索引（1987—2006）
后记
精彩书摘
30年前，时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何炳棣教授曾在他当年的主席致辞《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总结了清史研究的状况。在此之后的30年间，由于受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研究等问题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对于清朝统治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重要的转变。在本文中，我将分析最近几年的清史研究著作，将当代的研究范式与何炳棣教授致辞中提出的相比较，评价它们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影响。
虽然清朝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和满文，但是许多学者忽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指出它们仅仅是对汉文文献的复制。这个观点被白彬菊所反驳，她在调查了军机处档案目录之后，得出“许多满文档案并没有被翻译成汉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都是在清代中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之结论。
对于满文档案的新研究揭示了这些文献是清代中前期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献的流通常常避开汉族官吏。直至嘉庆年间（1796-1820），朝廷还要求八旗官员，驻防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以及收到满文上谕的满洲官员，在奏折中要使用满文。这些满文奏折，廷寄上谕，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满文档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们的价值还没有被学者们充分发掘。
近来由于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和出版了更多的满文档案，对学术研究多有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77年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奏折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利用该档案。尽管其他朝满文奏折尚未出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馆藏档案也已经于80年代向学者开放。清史研究的新进展也为学者们解读这些文献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世界各地满文资料目录索引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各旗零散满文档案的信息。新出版的各类满汉词典以及对部分满文文献的翻译也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研究。
在最近十几年，学者们利用汉文清史文献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大清会典》和各朝实录，以及作为各朝实录的补充资料的各朝起居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重新出版。
……
虽然清朝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和满文，但是许多学者忽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指出它们仅仅是对汉文文献的复制。这个观点被白彬菊所反驳，她在调查了军机处档案目录之后，得出“许多满文档案并没有被翻译成汉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都是在清代中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之结论。
对于满文档案的新研究揭示了这些文献是清代中前期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献的流通常常避开汉族官吏。直至嘉庆年间（1796-1820），朝廷还要求八旗官员，驻防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以及收到满文上谕的满洲官员，在奏折中要使用满文。这些满文奏折，廷寄上谕，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满文档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它们的价值还没有被学者们充分发掘。
近来由于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和出版了更多的满文档案，对学术研究多有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77年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奏折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利用该档案。尽管其他朝满文奏折尚未出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馆藏档案也已经于80年代向学者开放。清史研究的新进展也为学者们解读这些文献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世界各地满文资料目录索引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各旗零散满文档案的信息。新出版的各类满汉词典以及对部分满文文献的翻译也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研究。
在最近十几年，学者们利用汉文清史文献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大清会典》和各朝实录，以及作为各朝实录的补充资料的各朝起居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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