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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作者从中国历史和哲学中汲取深刻的见解，继续对国际关系领域的传统学术理论提出挑战——领导力才是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共同原因，运作制度的人——即政府——才是超越“制度”对国家更为重要的因素。作者认为，改革能力应该成为领导力的核心。这里的改革，既包括所有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包括对制度的改革。各种层面和领域改革都具有促进国家崛起的作用。同时，作者也强调，作为领导力核心的改革能力仅适用于推动社会发生有建设性变化的变革，而非涵盖任意方向的变化，尤其需要排除的是会造成社会发展倒退，甚至是带来破坏性的变化。因为从大国实力相对性的角度来看，自我破坏就意味着竞争对手实力的提升。

编辑推荐

1.享誉全球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领军人物阎学通老师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2.是对“中国威胁论”“中美必有一战”等谬论的有力回应，帮助读者看清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走向。

3.回归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理论基础，有力地驳斥了欧洲中心论等以欧美为主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创了以中国传统道义为主国际关系理论的先河。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著作颇丰，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历史的惯性》等，其中后者版权输出至印度、韩国、日本、阿尔巴尼亚、英国等，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精彩书摘

第一章道义、权力和权威

世界中心的转移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话题。在16 世纪形成全球国家体系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主导国。随着主导国的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偶尔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国际关系学者一直试图追踪和解释为什么在过去5 个世纪里这些大国相继崛起和衰落。

对主导国的兴衰有诸多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研究可以说是保罗•肯尼迪的研究，他将霸权的衰落归因于帝国的过度扩张，这导致世界中心的转移。当政策制定者界定的全球义务远远超过霸权的防御能力时，就会出现帝国的过度扩张。此外，罗伯特•吉尔平则认为经济上的不足是导致霸权衰落的原因。也就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以保持其主导国地位所需的经济成本超过其财政实力。然而，理查德•内德•勒博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将霸权的衰落归咎于骄傲自大，认为“违背当时公认的道义规范的行为破坏了大国的地位、影响力甚至霸权”。

如上所述，大多数理论都在研究如何回答“为什么霸权会衰落”的问题，几乎不考虑问题的另一面：“一个国家如何成功崛起？”似乎有理由断言，世界中心的转移，不仅仅是因为现有的霸权衰落，同时也是因为新的世界大国崛起。然而，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学者完全忽视了崛起的原因及其机制。因此，本书的目的是从道义现实主义4 的角度解答崛起国何以成功这一问题，希望找出崛起国成功取代主导国的潜在机制。本书所建立的理论表明，当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主导国的政治领导力时，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地位就可能反转，崛起国将成为新的主导国。换句话说，当崛起国的领导力比主导国和其同时代主要国家的领导力更强且更高效时，所有这些国家的国际权力将以崛起国胜过主导国的方式被重新划分。为了系统地探讨政治领导与国际权力再分配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先来厘清道义、权力、实力和权威的概念，因为它们是政治领导的构成要素。区分清楚这些概念后，我们将分析道义对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影响。

道义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正如詹尼卡•布罗斯特罗姆所观察到的，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在理论建设中对“道义”一词的定义不尽相同。建构主义者通常认为道义会影响政治实体制定的规范，而道义通常又与制定者的身份和理念相关联。因此，他们认为规范和利益是相互建构的，也是互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认为道义的力量源于自身，所以要用道义论的方法解释学习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及群体性认识的形成。在这个问题上，英格兰学派分为社会连带主义者和多元主义者，尽管两者都从规范的角度研究道义，但他们对规范的功能看法不同。聚合主义者将规范视为自变量，而多元主义者则将规范视为无政府主义的产物。5和上述学派不同，现实主义者从功能的角度研究道义，这一点经常被误解。

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误解

在汉斯•摩根索建立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初，一些人就误认为现实主义理论否认道义原则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例如，肯尼思•汤普森和戴维•克林顿注意到：“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中，道义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因为人们历来误以为现实主义认为治国的责任与道德原则无关。摩根索为此比任何现实主义者受到的批评都多。”6然而，正如布罗斯特罗姆所指出的，摩根索、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乔治•凯南的古典现实主义著作都强调道义与权力的关系。7 认真研读了古典现实主义著作后，勒博认为，“‘古典的’现实主义，如修昔底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和摩根索所提出的理论，是非常关注正义问题的”。8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有关道义在国际事务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论述。摩根索说：“讨论国际道义时要严防两个极端，既不能过高估计伦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不能过低估计它的影响，不能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行为也受物质权力之外其他因素的驱动。”9 在他提出的六项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中，第四项和第五项是关于道义的。第四项原则表明，政治现实主义承认道义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实主义坚持国际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用来作为国家行为的依据，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来决定其是否适用。一个人可以说‘为了正义，不惜毁灭世界’，但国家无权以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名义说这样的话。”10 第五项原则重申了这一点，指出：“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国的道德法律当作普世的治理原则。”11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典现实主义既不否认道义的作用，也不忽视其对国家实力或权力的影响。学者必须避免的是把一个国家的道义与国际道义混为一谈。摩根索反对根据一国特殊的道义价值观发动战争，他也不支持通过战争手段向全世界输出政治价值观的企图。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反对美国为了人权而发动战争。12这个理念对我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即在普世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定义政治领导的道义。

更糟糕的是，现实主义学说不仅被理想主义者、守法主义者、道德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误解，而且被某些现实主义理论家误解。为了发展一个非常规范的科学理论，肯尼思•华尔兹从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理论中排除了“道义”一词。继他的新现实主义之后，许多现实主义理论者都遵循他的理论来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约翰•米尔斯海默是一位杰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他反对把道义纳入理论模型，他说：“应该强调的是，许多现实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道义偏好，并深受坚定的道义信念的驱使。然而，现实主义不是一个规范的理论，它没有给出道义判断的标准，而只是试图解释世界是如何运作的。”13在2013年我与米尔斯海默的对话中，他坚称：“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抵制任何不切实际的良知的诱惑，从不过度扩展到其他不熟悉的领域，这一点至关重要。”1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都同意将道义排除在现实主义理论之外。例如，早期古典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者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然而，如果说乌托邦是忽视权力要素的，那么它不过是一种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这种非真正的现实主义忽略了任何世界秩序中道义的要素。”15 这一观点得到了马克•阿姆斯图兹的回应，他在认真研究了现实主义理论之后说：“然而，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并不否认道义。的确，他们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都假设政治根源于伦理。”16 此外，吉尔平说：“我认为承诺道义是现实主义的核心。”17

米尔斯海默拒绝将道义纳入现实主义的理论，源于摩根索说过“道义原则不能用于指导行为”，但米尔斯海默忽略了摩根索此话的限定条件。摩根索说的是“抽象的普世性的道义原则不能用于指导行为”。18 关于此事，摩根索还说，如果“根据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以道义原则指导行动，是可以避免危险陷阱的。19 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用国家的具体行为与普世性道义准则进行比较，就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普世道义也在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改变。因此，本书将在既定国际体系的相关历史背景下对道义标准进行分析，通过检验下列关系着重分析国家的道义行为如何影响政策的制定：道义行为对国家实力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导遵守道义标准的程度不同，以及国际领导的类型对国际规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