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手

★《扳手》获意大利项斯特雷加文学，是莱维文学成就的突出展现。
★普里莫·莱维重返日常生活的主题，诠释另一种理想人生。
★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国*级作家，奥斯维辛极为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者。
★卡尔维诺评价莱维是：我们时代极重要、极有天赋的作者之一。 索尔·贝娄说：“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莱维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已经获得西方学者、作家、媒体普遍的赞誉和推崇。

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
意大利犹太人，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
1919年，莱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1944年，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从事工业化学这一行当30年，同时作为一位作家，写作了“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基于其化学家身份和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他出生的房子坠落身亡。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曾评价说：“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

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卡尔维诺

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每个字都不可或缺。
——索尔·贝娄

欧洲极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
——《洛杉矶时报》

如果一位化学家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上帝帮帮那些作家们吧。
——《卫报》

普里莫·莱维是伟大的大屠杀回忆录作家……也是我们时代文字杰出、优雅而动人的作家
之一。
——《新共和》

他将欧洲犹太人的两极生活放在一起作对比，莱维先生的小说形成了一种无可抵挡的、史
诗般的气质，这成就了他*好的作品。莱维又一次呈现了我们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能找到的
特点——对全人类的悲悯。
——《纽约时报》

一位杰出的作家已经出现，而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尊严、他的人性，以及他那严格的标准。
——H·斯图尔特·休斯《纽约时报》

“蓄谋”
与世隔绝
帮手
大胆的姑娘
提瑞西阿斯
离岸
打铜
酒和水
桥
没有时间观念
锥齿轮
凤尾鱼一
姨妈
凤尾鱼二

“蓄谋”
“不，不，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我要么跟你说说那些国家，要么跟你说说我经历了什么事。但对于你，我还是告诉你我经历了什么事吧，因为这是个挺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是真想写出来，就花点儿心思，好好打磨、修边儿，把它敲锤成形，这样你就能写出一个好故事。虽然我年纪比你小，但我经历过很多，有很多故事。或许你能猜到那些国家的事，那也没所谓。但我要是跟你说了那些地方在哪，我就会惹上麻烦：那里的人虽然好，但他们也有点儿难搞。”
我跟福索内才认识两三个晚上。我们是在食堂里碰巧遇上的，那是我们所在的偏远工厂专为外宾设的餐厅，我作为一名涂料化学师，因为工作需要到了那里。那儿唯有我们两个是意大利人。他才来三个月，但他曾因为其他事在那一带待过，所以他对当地语言掌握得不错，此外，他本来还会四五种语言，虽然说话时语病颇多，但很流利。他约莫三十五岁，高而瘦，近乎秃顶，皮肤晒得黝黑，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他面相严肃，表情相当凝重，没什么变化。他讲故事不是特别擅长。相反，他的语调变化不多，时常轻描淡写，颇为简略，仿佛担心人家觉得他夸张。但他也时常放任自己，于是，不知不觉地，他真的有些夸张。他词汇量有限，又频频用那些烂大街的词句表达自己，但他自己似乎觉得这些表达新颖又机智。要是听故事的人没有笑容，福索内就会把那些词句重说一遍，就像在跟傻子说话似的。
“……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会在这个行当里，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到世界各地的各种工厂和港口，并不是偶然：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所有的小孩都梦想进入丛林、深入沙漠、游历马来亚，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过我想要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否则，它们就会像某种你终生患有的病痛或某场手术留下的伤疤，一旦天气阴潮，又会复发作痛。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我可以一直等到自己富了，然后做观光客；我也可以做装配工。所以我就成了装配工。当然还有其他的路可走：你或许会说，可以去做走私犯，或者诸如此类的行当。但这些不适合我。我想游历异国，但我也一样是个普通人。到如今，我已经有了一种没法安分的性子，一旦被迫安定下来，我就会害病。要是你问的话，我会说，这世界很美丽，因为它总是不同。”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会儿，眼睛无神，却稍有异样，接着又耐心地说了一遍：“一个人待在家里，或许平静安稳，但这就像吮吸一个铁做的乳头。这世界很美丽，因为它总是不同。所以，就像我说的，我去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奇遇，但最离奇的故事还要算过去这一年在那个国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能告诉你它在哪儿，但我可以告诉你，它离这儿很远，离我们的国家也很远，我们在挨冻，但那里十二个月里九个月都热得跟地狱似的，剩下三个月会刮风。在那儿的时候我在港口工作，但那儿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港口不属于政府，它属于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拥有着那里的一切。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得先去拜访他，得穿得笔挺，打着领带，跟他吃点东西，说会儿话，抽根烟，样样都不紧不慢。你想想！我们可是每分每秒都算好的，我的意思是，雇我们是很花钱的，但我们也为此自豪。这位一家之长有一种一半一半的性格，一半时髦一半老派；他穿一件优雅上乘的白衬衫，连熨都不用熨的那种，但他进了大门之后要脱鞋，他让我也把鞋脱了。他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棒（但这也不是很难），但他不让我见家里的女眷。他属于某类进步奴隶主。还有，你能相信吗？他把自己的相片框起来，每个办公室都挂，连货仓都挂，好像他是耶稣基督或者什么人似的。但整个国家大致是这样：有驴子也有电传，机场建得让咱们都灵的卡塞勒看起来都寒碜，但通常，你骑马就能最快地赶到一个地方。他们那儿夜店比面包房多，但你常常会看到街上走的人有沙眼。
“我不介意跟你说，操纵起重机是个特别棒的活，要是桥式起重机就更棒了；但这不是谁都能干的。这样的活需要那些懂得其中诀窍的人，能教事物运转的人，像你我这样的人；而其他人，那些助手，你随时随地都能招到。让人惊奇之处就在这里。在我说的这个港口，工会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你知道，在这个国家，你要是偷了东西，他们就会在广场上剁掉你的手，左手还是右手取决于你偷了多少，也许还可能是一只耳朵，但都有麻醉剂和一流的外科医生，瞬间就能帮你止血。不，这不是我编的，而且谁要是对有地位的家族出口诽谤，他们就会割掉他的舌头，绝没什么‘假如’和‘可是’。
“不过，除了这些，他们还有一些相当难搞的组织，你得应付它们：那里所有的工人都随身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像带着个幸运符一样，要是广播上说发生罢工了，那所有事都会停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动一个手指头。就此而言，假如他想干点什么，他就很可能要吃刀子，可能不是当场、当时，而是两三天后；他也有可能被掉下来的横梁砸到头，或者喝一杯咖啡就当场倒地不起。我不愿意在那儿长留，但我很高兴在那儿待过，因为有些事，你要是没看见，就不会相信。
“嗯，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在那儿是为了在码头上架起重机，那是个大家伙，它有可伸缩的吊臂，妙极了的桥架，四十米的跨度，以及一百四十马力的升降电机。上帝，多棒的机器啊。明天晚上记得提醒我给你看照片。当我把它完全架上去之后，我们就进行测试，它好像走在天上一样，像丝绸一样顺滑，我感觉他们都要把我捧成公爵了，我给每个人都拿了酒。不，不是葡萄酒：是他们那儿的酒，他们管它叫卡姆芬，味道像发霉了，但它能让你平静下来，且对你有好处。但我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份活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技术上的原因，在这方面，从第一颗螺钉开始便一直顺风顺水。不，是一种你感受得到的气氛，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滞重。人们聚在街角低声嘀咕，叹着气，面面相觑，我没法理解；墙上不时会贴新闻报纸，大家会围拢起来读报，也有人让别人读给自己听；我就被独个儿扔在一边，像只呆鸟一样立在脚手架的最上边。
“接着暴风雨便降临了。有一天，我看见他们用手势和口哨招呼彼此：他们都走了，于是，因为我独自一人什么也没法干，我也从塔楼上下来，准备去瞄一眼他们的会议。那是一个建了一半的棚屋：后来他们用梁木和厚木板搭起了一个台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台上演讲。我不太懂他们的语言，但我能看出他们很愤怒，就像受了冤枉。过了些时候，那个年长的人物上来了，他似乎是个地方带头人。他对于自己所说的内容似乎也十分笃定；他语气平静，十分威严，不像其他人一样大喊大叫，而且他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往那一站，其他人就都闭嘴了。他做了一个平静的演讲，他们看起来都很信服；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便都举起了手，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当他询问是否有人反对时，一只手也没人举。接着这个老人从前排叫了个男孩过去，给了他一个指示。男孩跑开了，去了工具商店，并立刻就回来了，手中拿着一张那位大老板的相片以及一本书。
“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检查员，当地的，但他能说英语，我们关系还算融洽，因为跟检查员走得近总归不会错的。”
福索内刚刚吃完一份分量很大的烤牛排，但他又把服务员叫了过来，让她再给他端一份。比起他的金句格言，我反倒对他的故事更感兴趣，但他照例要重复自己的话：“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个圣人都需要蜡烛。因为想和他们走得近，我送了那位检查员一根鱼竿。所以他跟我解释了情况。简直疯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人们都在要求厨房按他们的宗教习惯给他们做饭。虽然说到底大老板自己也是固执偏信某个其他宗教的，但他兀自拿着一种现代腔调——这个国家里有太多宗教信仰了，要每种习惯都照顾到是不可能的。总之，他叫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么他们在现在这样的食堂里吃饭，要么食堂干脆就不办了。罢工已经发生了两三次了，但大老板一丁点儿都没让步，因为生意进度本来就慢。于是工人们就萌生了跟他动真格的念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要报复他。”
“你说的动真格是什么意思？”
福索内耐心地解释道，差不多就是给他下咒，用邪恶之眼瞪他，给他下降头。“但可能不是要他的命。相反，那时他们绝对不想让他死，因为他弟弟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想吓唬一下他，你知道，让他突然得病，或忽遇意外，让他改变主意就好，同时让他明白，他们知道如何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要求。
“于是那位老人拿了把刀，把相框的螺丝拧开。他看起来像是这方面真正的老手。他打开书，闭上眼睛，然后用手指到其中的一页。接着他又睁开眼，读了些我和检查员都听不懂的东西。他拿起相片，卷起来，用手指用力压紧。他叫人给他拿了一把螺丝刀，这把螺丝刀已经在酒精灯上烧得通红，他把螺丝刀捅进了压平的相纸卷。他摊开相片，把它举了起来，于是大家都鼓起掌来。相片上有六个烧焦的洞：一个在前额，一个在右眼附近，一个在嘴角，其他几个洞都在背景上，没触到脸。
“然后老人就那么把皱皱巴巴还穿了孔的相片放回了相框，小孩跑去把它挂在了平常的地方，大家都回去工作了。
“唔，四月末，大老板病了。没人出来公开宣布，但流言不胫而走，这种事情你应该也很明白。起初他的情况似乎很不妙；不，他的脸一点事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件事也已经够怪的了。家里人想把他弄上飞机，送他去瑞士，但他们没有时间了。是他的血液里生了什么毛病，十天后他就死了。而他本是个皮实的男人，我告诉你，他之前从没病过，总是坐着自己的飞机满世界飞，下了飞机就去泡妞，或者从天黑赌到天亮。
“这个家族告工人们谋杀，或者说‘蓄谋杀人’；有人告诉我他们那儿是这样叫的。他们有法庭，你理解吧，但这些法庭属于你最好敬而远之的那种。他们有不止一套法律；他们有三套法律，他们选用哪套取决于哪套能更好地为强势一方或给钱多的一方服务。就像我说的，这家族的人坚持说这是谋杀：他们有杀他的动机，有让他死的行动，而他也真的死了。辩护律师说，这些行动不足以致命：它们最多能让他紧张一下，火大一次，或者起些丘疹。他说，要是工人们把那张相片剪成了两半或者浇上汽油烧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就是降头起作用的原理，大致就是：一个洞就造成一个洞的破坏，从中剪断就有从中剪断的威力，以此类推。听到这个，我们不禁要笑，但他们都深信不疑，连法官也是，甚至辩护律师们也一样。”
“那审判最后结果怎么样？”
“你在逗我吗？它还在审呢，而且天知道还要审到什么时候。在那个国家，审判没有能结束的。但我提到的那个检查员答应告诉我结果，既然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要是你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

服务员来了，端来了福索内点的分量堪称壮观的奶酪。她四十岁上下，弓着背，瘦得看得见骨头，直直的头发上沾着天知道的什么东西，而她可怜的小脸看起来像怯生生的山羊。她长长地看了福索内一眼，而他回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写着满不在乎。她走开之后，他说：“她看起来有点像扑克牌上的梅花J。但是他妈的，生活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
他努努下巴指着奶酪，带着勉强的热情问我要不要来一点。然后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嚼一边继续说：“如你所知，在这里，姑娘们总是缺男人，我们就变得紧俏。生活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我是说，厂里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