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过说理达乎道。这让哲学与艺术、宗教等精神领域区分开来。
说理并非只是展示逻辑的强制力了事，说理需要与向之说者的自我连起来。深刻的道理要透达人心。
观念的舞台上，演出着五花八门的主义 :个人主义、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科学主义，更不消说 消费主义。唱都在唱，但没有互相聆听，热闹之余，我们这个 时代始终没有培育起厚重的意义。在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中寻求贯通之理，辨别虚幻与真实，对于思想者来说，还是一件刚开始学习的课业。
作者简介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 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等。
精彩书摘
新版说明
《说理》已脱销多年，常有热心读者催促重印。我像多数作者一样，很少会满意自己写成的东西。然而又腾不出时间精力来做整体的修订。但这一版多多少少有些改善：我在过去这些年陆陆续续改写过几个文节，修订了一些文字和表述；肖海鸥和王家胜则改正了不少上一版里的笔误，在另一些地方则恢复了我原本的文字。
我的读者一直帮助我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并由此帮助我思考和写作。像以往一样，我希望从读者那里听到更多的批评、指点、建议。
2020年8月31日 于四环庐
§9.37 穷理尽性
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尝试贯通这些道理，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纯粹求知识的冲动，而是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我应当怎样生活”。要是不知道人这样做那样做的道理，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要是不区分有道理的行为和没道理的行为，我们就无法判别是非曲直。穷理章曾说明，道理不是客观规律，仿佛现成地摆在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里。道理内在地连通我们和世界。所谓贯通者，归根到底是穷理尽性，是物我的贯通。朱熹所称“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明此理。
穷理活动上穷碧落下穷黄泉，却始终维系于苏格拉底在德尔菲领取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在这个核心处，今天的哲学与古代哲学仍一脉相传。并不因为有了科学，山川草木就成了一些只可由科学加以研究的机制；斗转星移、春华秋实，仍然是我们了悟道理的源泉。我知道阿波罗驾着太阳周行天空是个神话，我知道月亮上没有桂树婆娑，但太阳和月亮不仅是我们的物理能源和光源，它们曾经是并仍然是我们精神的能源和光源。苍茫原野上皓月初升，没谁不为之动容。没有两套真理，但有层层叠叠的真理，它们的性质或许不尽相同，物理学真理，物理学家不在了，它们还在，诗的真理，诗人死了，我们身上的诗人死了，那真理便消失了。
我们从山川草木那里悟到的，是草木的道理，也是人的道理。实际上，“认识你自己”或“反身而诚”从来不是要把自己同世界及他人隔离开来，把眼光盯牢自己的肚脐眼；我们只有在广阔天地中才能达到真实的自我认识。
连同我们的所感进行探究，常被称为“反身性的认识”。不过，我们并非一开始有一种关于对象本身的“直接”认识，此后再进行反思，于是获得了反身性的认识。我们对世界的本然理解就是反身性的认识。此后，若有需要有可能，我们把自己悬置起来，从而使所要认识的事物转变为纯粹对象性的东西。
科学提供对事物的机制解释，哲学不提供。若说哲学也提供解释，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解释，诠释学意义上的解释。“哲学解释”旨在有所理解地把各种现象加以贯通，我们不妨像斯宾格勒称之为“最高意义上的形态学”。[1]机制解释并不能取代形态学。因为，除非我们变成机器人，否则我们就总生活在一个有感受的世界中，我们索求对这个感知到的世界的理解，而这里，我们无可药救地需要这些直接的感受才能理解。明理总是有感之知。
人类生活不可能离开说理，只不过，有了科学作为参照，哲学获得了更加明确的自我意识。我们今天不再能够用假想的“高贵野蛮人”来论证自由的价值，不再能用星体的圆形轨道是最完美的形态来论证自律的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和自律只是一些没道理的偏好，而只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自由和自律提供更加切实的论证。
不过，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如果没有科学的榜样，哲学就会保持为反身性之思，实际上，穷理从第一天就有对象化自身即变成教条的危险，思想需要不间断的努力保持其自身为反身性之思。实证科学确立以后，哲学模仿实证科学，模仿理论结构、建构理论的程序等等，更加重了对象化思想的危险。
哲学问道穷理。理就是真理，犹如钱就是真钱。然而，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寻求对象化的真理。“真理”不是某种东西的名称，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成就动词，真理是此际的最高成就，不是一旦发现就永恒不变的东西。问道穷理总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所谓问题感。问题在哪里，就在哪里求道。并没有一套真理，在天上或在圣人的书里平铺放着。天理并不写在天上，而是写在天人之际；所需通者，古今之变，而非致万世太平的灵丹妙药。
道可道非常道。对于思想者而言，没有定于一尊的至道。渴求一尊至道的人，需得把眼光转向信仰。思想的求道者需始终培育承受不确定的勇气，一如信仰者需始终培育承受确定性的勇气。
没有终极真理做保证，所有的道理不都断了根基吗？我们不知道终极的冷有多冷，终极的热有多热，但我们知冷知热。我们没见过终极真理是什么样子，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分辨真道理伪道理，不能确切地分辨真伪。拒绝定于一尊的终极真理，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理。只不过，我们不能承认有在深入真理的努力外部提供识辨真理的标准。
今天，不少人慨叹，我们正在丧失辨别真伪的能力。这不是因为大一统的绝对真理消遁。曾经误认有绝对真理的时代何尝更富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不敞开思想对话的空间，真理就无从临现。当然，大一统观念的瓦解，并不自动地带来思想的自由对话。观念的舞台上，演出着五花八门的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科学主义，更不消说消费主义。唱都在唱，但没有互相聆听，热闹之余，我们这个时代始终没有培育起厚重的意义。在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中寻求贯通之理，辨别虚幻与真实，对于思想者来说，还是一件刚开始学习的课业。
[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卷，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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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已脱销多年，常有热心读者催促重印。我像多数作者一样，很少会满意自己写成的东西。然而又腾不出时间精力来做整体的修订。但这一版多多少少有些改善：我在过去这些年陆陆续续改写过几个文节，修订了一些文字和表述；肖海鸥和王家胜则改正了不少上一版里的笔误，在另一些地方则恢复了我原本的文字。
我的读者一直帮助我保持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并由此帮助我思考和写作。像以往一样，我希望从读者那里听到更多的批评、指点、建议。
2020年8月31日 于四环庐
§9.37 穷理尽性
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尝试贯通这些道理，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纯粹求知识的冲动，而是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我应当怎样生活”。要是不知道人这样做那样做的道理，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要是不区分有道理的行为和没道理的行为，我们就无法判别是非曲直。穷理章曾说明，道理不是客观规律，仿佛现成地摆在一个与我们无关的世界里。道理内在地连通我们和世界。所谓贯通者，归根到底是穷理尽性，是物我的贯通。朱熹所称“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明此理。
穷理活动上穷碧落下穷黄泉，却始终维系于苏格拉底在德尔菲领取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在这个核心处，今天的哲学与古代哲学仍一脉相传。并不因为有了科学，山川草木就成了一些只可由科学加以研究的机制；斗转星移、春华秋实，仍然是我们了悟道理的源泉。我知道阿波罗驾着太阳周行天空是个神话，我知道月亮上没有桂树婆娑，但太阳和月亮不仅是我们的物理能源和光源，它们曾经是并仍然是我们精神的能源和光源。苍茫原野上皓月初升，没谁不为之动容。没有两套真理，但有层层叠叠的真理，它们的性质或许不尽相同，物理学真理，物理学家不在了，它们还在，诗的真理，诗人死了，我们身上的诗人死了，那真理便消失了。
我们从山川草木那里悟到的，是草木的道理，也是人的道理。实际上，“认识你自己”或“反身而诚”从来不是要把自己同世界及他人隔离开来，把眼光盯牢自己的肚脐眼；我们只有在广阔天地中才能达到真实的自我认识。
连同我们的所感进行探究，常被称为“反身性的认识”。不过，我们并非一开始有一种关于对象本身的“直接”认识，此后再进行反思，于是获得了反身性的认识。我们对世界的本然理解就是反身性的认识。此后，若有需要有可能，我们把自己悬置起来，从而使所要认识的事物转变为纯粹对象性的东西。
科学提供对事物的机制解释，哲学不提供。若说哲学也提供解释，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解释，诠释学意义上的解释。“哲学解释”旨在有所理解地把各种现象加以贯通，我们不妨像斯宾格勒称之为“最高意义上的形态学”。[1]机制解释并不能取代形态学。因为，除非我们变成机器人，否则我们就总生活在一个有感受的世界中，我们索求对这个感知到的世界的理解，而这里，我们无可药救地需要这些直接的感受才能理解。明理总是有感之知。
人类生活不可能离开说理，只不过，有了科学作为参照，哲学获得了更加明确的自我意识。我们今天不再能够用假想的“高贵野蛮人”来论证自由的价值，不再能用星体的圆形轨道是最完美的形态来论证自律的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和自律只是一些没道理的偏好，而只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自由和自律提供更加切实的论证。
不过，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如果没有科学的榜样，哲学就会保持为反身性之思，实际上，穷理从第一天就有对象化自身即变成教条的危险，思想需要不间断的努力保持其自身为反身性之思。实证科学确立以后，哲学模仿实证科学，模仿理论结构、建构理论的程序等等，更加重了对象化思想的危险。
哲学问道穷理。理就是真理，犹如钱就是真钱。然而，哲学并不像科学那样寻求对象化的真理。“真理”不是某种东西的名称，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成就动词，真理是此际的最高成就，不是一旦发现就永恒不变的东西。问道穷理总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所谓问题感。问题在哪里，就在哪里求道。并没有一套真理，在天上或在圣人的书里平铺放着。天理并不写在天上，而是写在天人之际；所需通者，古今之变，而非致万世太平的灵丹妙药。
道可道非常道。对于思想者而言，没有定于一尊的至道。渴求一尊至道的人，需得把眼光转向信仰。思想的求道者需始终培育承受不确定的勇气，一如信仰者需始终培育承受确定性的勇气。
没有终极真理做保证，所有的道理不都断了根基吗？我们不知道终极的冷有多冷，终极的热有多热，但我们知冷知热。我们没见过终极真理是什么样子，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分辨真道理伪道理，不能确切地分辨真伪。拒绝定于一尊的终极真理，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理。只不过，我们不能承认有在深入真理的努力外部提供识辨真理的标准。
今天，不少人慨叹，我们正在丧失辨别真伪的能力。这不是因为大一统的绝对真理消遁。曾经误认有绝对真理的时代何尝更富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不敞开思想对话的空间，真理就无从临现。当然，大一统观念的瓦解，并不自动地带来思想的自由对话。观念的舞台上，演出着五花八门的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科学主义，更不消说消费主义。唱都在唱，但没有互相聆听，热闹之余，我们这个时代始终没有培育起厚重的意义。在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中寻求贯通之理，辨别虚幻与真实，对于思想者来说，还是一件刚开始学习的课业。
[1]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一卷，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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